苦难辉煌-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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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要阻止蒋介石派兵入川。”
刘湘也是防蒋胜于防共。
蒋也同样，借机剿灭西南军阀胜于剿灭红军。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早已预见到这种中国的特殊现象。
1934年10月20日，刘湘抵达南京。初次见蒋，他一副笨拙迟钝的样子，连话都说不清楚。次日再渴蒋，依然如故。蒋见状不愿直接与他再谈，叫杨永泰、张群、吴鼎昌去具体交涉。这正合不愿在蒋面前讨价还价的刘湘心意。连蒋介石的高参杨永泰这样精明的人都被蒙骗过去，以为素有雄才大略之称的刘湘，不过是一个窝囊废刘表而已。
但杨永泰眼中的这个刘表，很快就表现出决不会大意失荆州。不管怎么磋商他也坚决不让步，最后只好取消了蒋介石提出的中央军九个师入川的提议。
刘、蒋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仍由刘湘担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负全责，中央尽量补助饷款弹药；
第二，改组四川省政府，以刘湘为主席；
第三，组成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任命贺国光、杨吉辉为该团正副主任。
从先被称为“刘瞎子”、后被看做刘表的刘湘手里，蒋介石挖空心思也只派进去一个参谋团。
刘湘回川后，将新政府迁住重庆。他的方针是北守南拒。
在川北，由唐式遵率5万部队与邓锡侯、田颂尧合作，堵住红四方面军。
在南面，调集川军主力布防于宜宾至江津间的长江南岸，以潘文华为南岸“剿匪”总指挥，阻止红军过江。
刘湘告诉潘文华：“问题的严重不在于红军。中央军跟随红军之后进入川南，我们提不出任何理由拒绝。我们同红军固然水火不相容，但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蒋介石要消灭的对象。最好是朱、毛把蒋介石的大军带走，不要带进四川。”
这一点上，刘湘比王家烈精明百倍不止。不管路过还是不路过，他的根本方针是既不让红军入川，也不让中央军入川。
“请神容易送神难。”刘湘牢牢记住了中国这句老话。在西征的红军面前，他有软的一面，也有硬的一面。红军假道则软，红军入川则硬。
他最担心的是，红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伯承都是四川人，多年在川滇一带作战，足智多谋，地形又熟悉，很可能要率领红军取道泸州、宜宾渡过长江。他对潘文华反复叮嘱：一旦发现红军入川企图，就抱必死决心，奋勇阻截。
刘湘猜中了。遵义会议上，正是刘伯承和聂荣臻提出北上入川，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进而赤化四川。会议同意了这个新的发展方向。
惯于利用敌人矛盾的毛泽东，虽然在遵义会议后取得了军事指挥权，却并不知道刘湘的这些情况。毛泽东指挥作战每每讲究出敌不意，这回的行动，却落入刘湘的意料之中。
1935年1月中旬同时召开着两个会议。红军召开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北上入川；川军也召开重庆团以上军官会议，防堵红军入川。刘湘在会上提出判断，红军很可能“沿赤水河出合江，渡长江北上；或经古蔺、永宁（叙永）出泸州北上”。
这一判断是准确的。与红军野战军司令部下达的《渡江作战计划》基本一样。红军还未渡江，却已经丧失了出敌不意的主动权。
倘若当时知道刘湘这些底数，红军野战军司令部的《渡江作战计划》会重新改写吗？
第十一章 苦难辉煌
毛泽东一生打过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遵义会议后又差点儿丢掉前敌总指挥职务。吴奇伟穷追红军一路，1949年10月1日却立于开国大典的观礼台。红军战略决策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没有句句是真理，只有步步实事求是。
一、“不二过”的毛泽东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所举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之间。
又有红军《长征组歌》中豪迈地唱道：“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两次败仗与用兵如神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遵义会议确定红军新的方向是渡江入川。
1月16日24时，野战军司令部为“向赤水地域转移进行新的布置”发出电报，指挥各军团向遵义西北方向移动。以后每日发一类似电报，连发三次。
1月19日，野战军司令部离开遵义。
1月20日，野战军司令部下达《渡江作战计划》：经川南渡江后转入川西北，协同四方面军实行总的反攻，争取赤化四川。
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及军委致电四方面军，告以中央红军渡江北上计划，指示其“向嘉陵江西进攻”，配合一方面军北上。
1月23日，潘文华令郭勋祺率领两个旅向土城前进，于赤水河东岸地区拉住红军，不让其入川。
黔北一带顿时成了一个巨大的棋盘，双方指挥员调兵遣将，步步逼近，剑拔弩张。
1月25日，红一军团进占土城，并向赤水城推进。
赤水城却被川军先期占领。
土城地处贵州西北，是赤水东岸重要渡口，黔北大道要冲；其东、南、北三面为险峻山岭，为西渡赤水的良好地域。
赤水城地处川黔交界，东南部山大坡陡，西北部河谷开阔，公路毗连附近的川黔各县，更是中央红军北上入川必须通过的要点。
这两个要点，一南一北，是中革军委《渡江作战计划》规定必须夺占之地。两点中间，为中央红军西渡赤水的广大地域。攻占并保有这两地，是实现北渡长江、进而赤化四川的关键。
红军先于川军占领了土城，取得西渡的有利地位。川军却先于红军占领了赤水城，阻碍了红军的北上。双方虽各有得失，但红军渡江北上的作战计划，一开始就被打了折扣。
有必要审视一下红军的对手——川军将领郭勋祺。此人与四川籍共产党人杨闇公、刘伯承、陈毅等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有很深的交往。
郭勋祺是四川华阳人，自幼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在药店当过学徒。当兵后因作战勇敢，得到潘文华的器重，由文书上士一路晋升到团长，陈毅的大哥陈孟熙就在郭团当过文书。1922年陈毅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至万县找其兄，也认识了团长郭勋祺。不久陈毅去重庆，郭亦调重庆任六十五旅旅长，两人经常来往。
1925年8月吴玉章到重庆，在莲花池建立了由共产党员参加领导的国民党临时省党部。郭勋祺参加活动中结识了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和李筱亭等人，思想逐渐倾向进步。在杨闇公主持的以国民党省党部名义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又和素有旧谊的刘伯承等人频频交往。
郭勋祺的这些活动潘文华也都知晓，但认为这些友情关系无大碍，对郭也尽量迁就。
但郭勋祺与这些共产党人的关系，比友情关系可进了一步。1927年3月30日中午，郭勋祺得知川军要破坏预定第二天举行的重庆声援南京惨案群众大会，立即亲去告诉杨闇公、李筱亭等人。杨闇公决定会议不变，照常举行。郭不放心，第二天带着几个弁兵赶到会场。临开会前，潘文华派传令兵向郭报告：“师部召开紧急会议，请旅长快回去！”同时递过一张“事急速归”的纸条，郭马上将纸条给杨闇公等人看，并对两名弁兵说：“你们留在这里，一定要保护好杨委员。”即返回师部。
这时大家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正要撤离会场，枪声响了。川军对到场群众开始血腥大屠杀，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
在全城搜捕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中，郭勋祺将肖华清、周钦岳等共产党人安置在自己的公馆，然后把他们装扮成弁兵，亲自护送上船去武汉。陈毅不知道重庆如此吃紧，4月2日从合川来找杨闇公汇报工作，只见到处岗哨林立，盘查甚严，行动甚难，便找到郭勋祺。郭留陈毅住一夜，次日将陈毅化装成买办，买好船票，坐上郭的轿子，派亲信副官护送上船赴武汉。郭又得知杨闇公也急着要去武汉，便让其六妹杨丽君转告他千万不可外出活动。但杨去武汉心切，化装上船后不幸被捕遇难。
郭勋祺的这一系列活动被人向刘湘告密，刘湘便撤其旅长之职升为副师长，不让他掌实权。
刘湘之所以没有把郭勋祺一撸到底，一个原因是照顾潘文华的情绪，另一个原因就是考虑到郭与共产党有关系，日后也许有要用之处。
可以说刘湘的城府的确不浅。
机会真的来了。
1935年1月，蒋介石命令刘湘派三个师入黔阻击红军。刘湘先派廖泽旅入黔，但蒋不满意，要刘增派两个师。刘湘决定再派两个旅入黔，但这两个旅要既能在表面上积极行动以应付蒋介石，又能暗中保存自己，不主动攻击红军；如果红军果真要渡江入川，则又要能打硬仗以阻止之。
刘湘选定了郭勋祺。他认为郭对自己忠实，同时又同情共产党；让他去执行“剿共”又“存共”的任务，能够相机行事，可以放心。
在重庆李子坝刘湘的私邸，刘湘与郭勋祺密谈交底。
刘湘把郭勋祺看准了。曾经如此进步的一个郭勋祺，在抵抗红军入川上面却不遗余力。
1月20日，郭勋祺率两个旅到达贵州温水，尾随红军主力向良村前进。在习水，郭接到刘湘密电，告知红军主力指向赤水，要他迅速行动，牵制红军入川。
1月26日，毛泽东到达土城。郭勋祺也尾追红军进至土城以东地区。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研究后，决心在土城以东青杠坡地区围歼郭部。6天前，中革军委在《渡江作战计划》中已指出：“必要时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一路进行决战。”
现在，毛泽东认为时机成熟。
1月27日，林彪之一军团在赤水城南陷入与川军的激战。李聚奎的一师在黄皮洞被川军三面包围，伤亡较大；陈光的二师在复兴场战斗也不顺利。郭勋祺尾追董振堂的五军团，至下午抢占了土城东面青杠坡和石恙嘴东南端，截断了五军团与三军团四师的联络。
与郭部决战尚未展开，总的形势已呈现不妙。
1月28日，红军三军团、五军团按预定计划，在土城东青杠坡地区与川军郭勋祺展开决战，从南北两面向郭部发动猛烈进攻。
三军团担任主攻。彭德怀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与川军反复争夺阵地，双方伤亡很大，战斗极其艰苦、剧烈。指挥川军作战的郭勋祺不知道对面红军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就是杨闇公的弟弟；杨尚昆也不知道对面的川敌首领曾经冒着危险掩护过他的哥哥。
对这一仗，对川军的战斗力，红军各级指挥员思想准备都是不足的。长征之前，当川军田颂尧部对红四方面军的三路围攻失败后，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就称川军“全部瓦解”、“战斗力全无”，甚至一支妇女赤卫队也“缴了一团白军的枪”。川军各部“兵无斗志，纵令开到前线难保不以送枪送弹而终”，对川军极其轻视。长征到贵州后，又认为川军与不堪一击的黔军差不多，内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普遍吸食鸦片，纪律涣散，只会打家劫舍，奸淫妇女。对川军装备优良、注重训练、各级均设军官教导团或教导队的情况，以及四川从1912年到1933年四百七十余次混战，刘湘部几乎无役不与，作战经验相当丰富的情况，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的主要领导者却不了解。要北上入川，“争取四川赤化”，不但对川军素质估计过低，也对川军参战实力侦察不确，还以为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牵制了四川军阀的全部军队，川军“不可能及时地以优势兵力在沿岸各处封锁长江”。
对川军战斗力估计过低，对川军实力估计过低，对川军素质也估计过低。轻易地提出“决战”概念，本身就是轻敌的产物。
事实证明青杠坡的川军郭勋祺部，不是红军原先估计的4个团六七千人，而是6个团一万余人；不是“战斗力全无”，而是战斗力甚强。原想围歼郭部，但郭勋祺不但没有被消灭、被打退，反而在优势火力的掩护下，步步进逼土城，局势危急。
土城之战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成败关系全军士气。在此紧急时刻，朱德提出亲自上前线指挥作战。毛泽东连吸几口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大声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朱德、刘伯承上了前线。毛泽东急令奔袭赤水城的红一军团火速回援，同时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干部团急赴前线，发起冲锋。
红军与川军在土城以东展开一场恶战。冲锋与反冲锋犬牙交错，险情环生。川军一直攻到白马山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连董必武、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