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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慢慢呻吟-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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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送元被抬到一块草地上,腿上的枪眼3日3日地喷着血。队里没有外科医生,只有一个稍通包扎的战士;那个战士便死命地给他缠绷带,把血给止住了。队长感到很遗憾,又浪费了一颗子弹;但看到翁送元年轻秀美的一张脸,心里也感到很不受用,便命令战士们抬着他行军。
本以为他的那条腿保不住了,伤口却奇迹般地复元了。子弹包在了肉里,那个地方长得硬梆梆的,不能走长路,一变天就又疼又胀,生有一种活不如死的感觉。但他不敢叫,因为是队长打的,一叫会被认为是对队长的不满或抗议,脸子便扭曲得如蚕如蛹。
队长心里明白,“娘的,也真难为你了。”
于是,队长对他生出异常的好感,给他记了一功。三等功。
就这么一个三等功,使他留在了工厂里。队里其他战士,有的死了,有的在胜利后又都回到了原籍,仍落草为民,光荣很快被忘却了。
翁送元虽然有了一个好结局,但心里却窝着不解的块垒:仗还没有真正打一场,鬼子还没有亲手杀一个,自己却残了,他那冲杀的激|情便永远地憋在了心里。这东西憋得久了,使他的性情发生了变化,原来很仁义很通情达理的人却变得很不可理喻。遇到不遂心的事,不管对象是谁,他都会兀自发泄,惹得别人不敢靠近他。便成了孤独的人,以至最后不仅好发脾气,还很好斗;一遇到有争斗的场面,不会少了他。人家是劝架,他是添柴助阵。一方软下来,他会说:“你小子真(尸从)。”一方的拳头犹豫不决,他会大吼一声:“还愣着干啥,接他狗日的!”有他在的场面,一般都不好收拾。有时,他添火添得有些过火,争执的双方都愣了,之后竟一起把拳头砸到他身上。“要是老子有枪的那会儿,全都娘的把你们突突了!”他急了,提起两只老拳挥过去,他不再是助战,而是直接参战了。
领导上对他很头疼,但他是功臣,又拿他没办法,最后把他安排到锅炉房去烧锅炉。锅炉房是一个少人的僻处,不会发生争执的场面,领导上就对他少操点儿心。他就拿锅炉撒气,要不就烧不到温度,把居民和工人冻得瑟缩如鼠;要么就烧得过了铆,屋里热得衣服都穿不住,出了门就感冒。人们怨声载道,他却快意于自己的恶作剧,兴奋不已。
厂领导就只有去找他的老领导,那个已居显位的他的游击队长。
队长一来到他们厂,翁送元心里就明白了。
老领导问:“送元,过得咋样?”
“不咋样。这儿不是人呆的地方。”
“有什么打算?”
“你送我走,回老家。”翁送元说。
“老家可苦。”
“苦是苦点儿,但比这儿痛快。”
于是,在他的老领导协调下,他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老家。
陪同翁送元回来的是公社的领导,那个当年给翁上元、刘淑芳扯结婚证的潘同志。自然还有翁送元的老婆,一个又矮又瘦、面色阴冷的女人。
潘同志说:“根据公社的决定,后岭与前台、后台合并,建立后岭大队。”人们很平静。因为前台与后台是后岭村村口之外的两个小村,两个自然村,座落在两个小垭之上,每村不到二十户人家,一直自生自灭,像两个被母亲遗弃的孩子。没并村前,就受后岭的接济,一切农事和举动都跟着后岭的步子走,合并与不合并都差不多。宣布合并,只不过有了名份,对后岭影响不大。
潘同志接着宣布:
“经公社决定,由翁送元同志任后岭大队党支部书记,翁上元同志任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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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里一阵吵嚷。人们是在议论,翁送元放着城里好好的工人不当,回村当什么支部书记,中邪病了咋地?他回来,要卖点什么药呢?
潘同志以为下面有意见,严肃地说:“翁送元同志是革命的功臣,支部书记当之无愧!”
下边嘻嘻笑起来。

潘同志宣布完决定的当天晚上,翁送元就召开支委会,除了通知翁上元之外,也通知了翁息元。翁送元说,一个支部至少应该有三个以上的支委,公社领导考虑到翁息元也当过队长,就决定吸收他作为支委,刚才在众人面前没有宣布,怕引起议论,毕竟三个支委是一个家族的人。但组织上是从实际影响和能力上考虑人选的,“举贤不避亲”,一切从好开展工作出发。
支委会上确定了分工。翁送元自然是管全面,翁上元主管生产,翁息元协助翁上元抓生产并兼任大队的会计。
翁送元严肃地说:“咱虽然是爷儿仨,但办的是公事;公是公,私是私,别(尸求)的瞎掺和,谁办事走了板儿,小心咱揍他。”
“自然,自然。”翁息元头点得如鸡啄米。
翁上元却没有吭声。
“上元,你咋不说话?”翁送元盯着翁上元问。
“三叔不是说了么,他代表我。”翁上元说。
“这可不成,在组织里,他是他,你是你,不分尊长,马虎不得,记得不?”
翁上元忙说:“记得。”
翁送元说要讨论讨论村里今后要干的大事,他先问翁息元:“息元,你说干点啥?”
翁息元说:“这得问上元,他是现管。”
便问翁上元。
翁上元说:“对村里的事,咱有个打算;如今二叔回来了,说出来,由二叔定。”
翁送元点点头。
翁上元说:“这一,扯上电,这上下连三村都扯上电了,就咱村黑(尸求)着,咱爷儿们管事了,不扯上,现眼。这二,打几眼井,安几台泵,咱村一早就绝收,咱是饿怕了。”
翁送元眯缝着眼,眼皮也不抬一下,问翁息元:“息元,你说呢?”
翁息元说:“上元咂摸得对头,这都是眼下应该办的,咱山里讲求的就是个过日子,过就过好日子;这两件事办了,日子会红火起来,乡亲们也会念咱们好。”
翁送元听完翁息元的活,眯着的双眼睁开了,而且睁得贼大,迸出咄咄逼人的光芒,叫翁上元、翁息元不敢正眼瞧他。
“你们俩是串通好了咋地?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出的还挺匀势。”他说。
翁上元、翁息元听罢面面相觑,谁也不吱声。
翁送元“啪”地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该办,该办,你们说的都该办,但都得后稍着;你们知道最该办的是什么?翁上元,你知道不?不知吧。翁息元,你知道不?也(尸求)的不知道吧。你们俩是两只土里鳖,光在窝里瞎拱,外边的事一点儿都不知道。你们知道外边怎么了?运动了!抓阶级斗争,抓路线斗争。你们没听说嘛,路线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
“路上有桩,桩是木桩?”翁息无疑惑不解。
“不要打岔,那意思就是说,不管是眼前的事还是今后的事,不管是多难的事多不好揍的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翁送元兴致勃勃,那两个人却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所云。
“咱村里要红火,先得搞运动。公社领导还叮嘱咱,在搞好生产的同时,也要搞一搞运动;平原都有搞运动的典型了,咱山区也得有一个。这山区这一个应该是谁,就应该是咱后岭!”翁送元的拳头又砸到了桌上。两个人激灵一下站起来。
“你们说咱后岭该不该当这个典型,你们说咱后岭该不该搞这个运动?”他瞪了二人一眼。
“你是支书,你说该搞就该搞。”两人嗫嚅着。


“这叫咋说的?咱们是支部,大家的意见得一致,得明确表态。”
“搞就搞呗。”翁息元说。
“搞就搞呗。”翁上元也如是说。
“决定了!”翁送元又砸了一下桌子。
“怎么搞法?”翁息元问。
“先把斗争对象排排队,地、富、反、坏、右都有几个?”翁送元问。
“这您都知道。”翁上元说。
“这地主有一,富农有二,坏分子还得挖,这右嘛?回头再说。”翁送元说。
“地主倒是有一个,闹日本的时候,不就死了嘛,只剩下个地主婆谢亭云。”翁上元说。
一听到谢亭云,翁送元的眼唰地就亮了,“这谢亭云过得还挺自在是不?这谢亭云就得斗!”
“多少年了,虽说是地主婆,但是毕竟是个妇道人家,人家安安分分过日子,随大伙儿一块儿享福,随大伙儿一块受苦,没啥碍眼的举动。”翁上元说。
“上元,你这就不对了,虽没得眼的举动,但她的心就跟咱一条心了?你见过她哭老地主的样子了没有?” “听二叔讲过。”
“你要是忘了,咱再给你讲一遍。”
“没忘。”
“没忘也得给你讲。”
那年,游击队被日本人穷追不舍,打掩护的几个队员最后跑到地主的四合院里,其中就有翁送元。他们把地主一家集中起来做人质,坚持着。鬼子在对面的坡上支了一挺机枪,把院子封锁了,他们只有等天黑。翁送元把一顶帽子伸出房檐试探一下,嗒嗒一梭子子弹就飞过来,把帽子打飞了。翁送元哎呀一声地不敢动弹了。地主看出了苗头,乘机挣脱了队员的看守,跑到屋檐下,大喊太君先别打,咱是自己人。果然就没有再听到枪声。他以为太君听明白了,飞身翻上墙去一边摆手一边喊咱是自己人。待他挺直了身子要垮出墙外的一瞬间,枪又响了。只见地主挺直了的身子往下缩了一下,便又努力地朝上挺去,挺了几挺,便姿式优美地栽了下来。栽到地上,又挺了两挺,断了气。日本人的子弹是炸子儿,从前胸进去的时候,食指大的一个洞,从后背出去的时候,却碗口大的一个豁口,血咕嘟咕嘟地流。谢亭云从柜里拖出一包袱皮儿的棉花,往地主的腔子里塞,一边塞一边哭,哭得凄惨动人,竟把几个队员都哭出泪来。翁送元边揉着酸酸的鼻子边说:“哭什么哭,他大你二十岁,对你一个大闺女又打又骑的这么多年,死就死了,还哭娘的啥!”不说则已,一说,那谢亭云哭得更凄厉了:翁送元悻悻地说:“对狗日的还真有感情。
翁送元说:“就凭她对老地主的那份感情,咱心里就隔应,多少年了也得斗,不斗不成。”
“坏分子也要挖。”翁送元接着说。
“什么样的算坏分子呢?”翁息元问。
“毁青苗,偷东西,摸女人奶的。”
翁息元脸一红,不吱声了。
翁上元干笑了两声,“毁青苗,偷东西的没有逮住过,这摸女人奶的倒可以抓出个典型,是不,三叔?”
被翁上元退到这份儿,翁息元的红脸反而变白了,“抓就抓,咱村里摸奶子的人多哩,一抓就抓出一大串来;山里祖祖辈辈就这点儿臭事,上得了台面么?”
对翁息元的事,翁送元有所耳闻,听到他这无可奈何的辩白,他嘿嘿地乐起来,“得,得,这上不了台面的臭事,不抓就不抓,抓了也没啥用,一抓两泡臊。”
翁上元、翁息元也都笑了起来。
“但谢亭云的事得抓,运动就从她这儿开始。”翁送元说。

支部书记翁送元开始搞运动了。
但并不是按照支委会上讨论的那样,先“抓”谢亭云,而是大搞准备工作。他先让翁息元到公社订了几份报刊,“两报一刊”。他说搞运动好搞,斗人也好斗,但怎么斗得有章法,怎么通过斗,提高社员的思想觉悟,他也搞不准,一切以报上说的为准。第二,就是盖一个会场子。所谓会场子,就是城里人所说的大会堂、大会厅,总之,是能开大会的地方。后岭甭说会场子,一直连个队部都没有。几个当头儿的,几乎连个正经会都没开过;在田头地垅,或是在谁家的热炕上闲聊,有时说上几句队里的事,也就算做了一些决定,队里有人出外办事,需要队里开封介绍信,就到队长家里来。队长屁股底下有一张小柜,农村叫“坐柜”,既有柜子的功能,又有板凳的功能。来人说:“队长给开封介绍信。”队长说:“你自己写。”自己写完了,队长也不看一看,掀开坐柜的盖子,从小布包裹拿出村里的大印,搁在嘴边用热气哈一哈,“当”地就给盖上了。这就是那时村级领导的办公方式,也有着古朴亲切的田园风味。
翁送元觉得这太不成样子,应该有个“官府”,应该有个议事、审案、集合的厅堂,即会场子。这个会场子不能小,既然是搞运动,人人都要触及灵魂,就要有声势,全村人都参加。全村人都参加的会场子能小么?不能小。这个场子培要高,顶子要大,要能拢音,要有气派。我说一句,“大伙儿注意,开会了。”那声音要迅速传到会场的每一个角落,即便是传到最后,也不能减音。翁送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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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盖大屋顶的会场,就得好木头。一般的成年材树都达不到那个规格,需要百年以上的老树。这百年以上的老树,是村里祖辈传下来的祖业产,是世代人保护眼珠子一般留下来的。祖上说,这树,非等到天灾人祸到没有生计的地步,才可以商量着砍几棵,卖几个钱,救救人命。这几乎是等于说,这树不能砍。年代久了,这树都成了神,因而古郁,因而神秘。谁家有什么不顺,或占卜一些什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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