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杀"中国龙"？-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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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膨胀的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助纣为虐”。。
日益膨胀的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助纣为虐”
部门挟洋以自重 随着开放日渐扩大，越来越多的机构打着“国际化”、“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的旗号，利用增进对外交往、开展对外谈判、加强对外合作等时机，以“接受国际惯例”、“增强国际竞争力”、“提高国际资源控制力”等为借口，挟洋以自重，巩固、谋取部门利益，一些机构已经将部门利益与境外利益集团利益紧密交织在一起，甚至形成俱荣俱损的“共生”态势，部门政策制定乃至部门立法都向跨国垄断资本敞开，这是跨国垄断资本在华活动日益猖獗的重要原因，如金融业只对西方而不对内的“定向开放”，长期给外企“超国民待遇”等等。
地方外资崇拜 在以GDP增长作为主要考核政绩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普遍争相招揽外资，大搞优惠政策攀比，甚至不惜动用行政资源为外资进入“保驾护航”，导致日趋严重的“外资崇拜”。在珠江三角洲，当出现劳工与外资纠纷时，一些地方政府总是站在外资立场，包庇、袒护、纵容外资，想方设法隐瞒、推延甚至打压劳工为合法权益进行的行政与司法抗争。相比沿海，一些内陆地方政府给予外资的优惠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已超出经济领域，甚至把过去帝国主义在华租界的政治法律特权都搬了出来。××省××市明文规定，外资享有各种政治法律特权，包括不受交通法规的制约、医院看病享受半价、出入娱乐场所不受公安机关检查等；此外还规定，每月1~25日为企业“安静日”，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全市任何部门不得进入外企，违者立刻开除。很多地方政府既不相信国企能搞好，也不信任民企能做大，因此铁了心思要把地方企业卖给国外资本。2004年年中，徐州市在筛选徐工的战略投资者时，首先排除的就是国企与民企，使竞争者为“清一色”的国际资本。2005年4月5日《珠江时报》自豪地宣称，外资并购民企在佛山已成“流行色”；同年10月24日《新华日报》报道南京市的自豪：南京民企成为外资并购的“香饽饽”。
监管能力不足，监管行为滞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守夜人”的功能，强化对市场主体的监管。但是，快速市场化、国际化以及管理体制僵化，使相关监管部门难以很好适应对跨国垄断资本的有效监管。
监管能力存在问题 外资创造了中国约33％的GDP，却只缴纳了约20％的税收。众多在华外企长期存在“长亏不倒”和“越亏损越投资”的怪象，就是利用中国的管理与政策漏洞进行利润转移以逃避税收的结果。外资之所以能长期成功避税，且不论在某些地方是否存在具体税务人员与外企的合谋，但可以推定中国税务部门的监管、审计能力存在问题与漏洞，即地方税收部门的能力难以应对外企在财务管理体系上的繁杂性。
监管机构设置存在问题 中国行政机构设置及其职能配备至今尚缺乏严密的科学性与法定程序，很多是部门利益博弈的结果。例如，针对外资银行理财产品，风险控制由银监会监管，所涉及的外汇管制规则由外管局制定，反洗钱问题则由央行反洗钱局来管理。注册会计师行业所涉及的监管“婆婆”就有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等多家机构。多头监管难免会出现“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国家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有23个成员单位，也就是说至少有23个机构与这项监管有关，各机构分工配合的效率可想而知。
监管行为滞后 由于监管水平不高，专业能力有限，加上监管机构设置欠缺，从而使监管滞后，有时相当严重，由此造成重大甚至无法挽回的损失。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就是在监管部门的“帮助”下，迅速占领并垄断中国审计市场的。凡是要融资尤其是在境外融资的企业与机构，都要接受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法眼”的检验，如此，企业的商业机密乃至国家机密（很多企业属于战略行业或敏感行业）何以得到有效保障？中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部门分工协作，理论上周密有效，但实际上，外资金融机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实行混业经营。中国“入世”协议明确规定中国各类金融市场及其业务的开放时间表，然而外资金融机构利用其混业经营及技术管理等优势，早就积极从事跨地域、跨期限展业活动，使我国很多规定形同虚设。
处心积虑消除国企
贰 处心积虑消除国企
资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垄断资本则不知比一般资本血腥和肮脏多少倍。国有企业则是肩负着替代私有资本、狙击垄断资本、清洁世界的使命来到人世间。在国际市场由跨国垄断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情形下，在经济自由主义甚嚣尘上的态势下，国有企业注定会命运多舛。一些私有资本与跨国垄断资本在不断从国有企业“掘金”的同时，还不停地咒骂国有企业，更加显示出其“血和肮脏”的本性。
国有企业是抗衡跨国垄断资本的主力军
自国家诞生后就有国际竞争，只是于全球化之下日趋激烈而复杂。就竞争主体而论，不仅有国家之间的竞争，还有企业之间以及国民之间的竞争。
国家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国家之间的竞争先于企业及国民之间的竞争。自国家诞生后，国家之间的政治与军事竞争就始终存在，竞争的常见方式是对抗，极端形态就是战争。经济全球化下，国家之间的政治与军事等方面的竞争退居次要地位，而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不仅体现于不同国籍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且直接体现在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战略的竞争、重要战略资源的拥有权与定价权的竞争、国际话语权的竞争以及国际经济规则的竞争。当今，发达国家在重要战略资源的定价权、国际话语权以及国际经济规则上仍占据统治地位，但是随着“金砖四国”等一批新兴市场的崛起，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全球经济严重失衡、国际金融市场日趋动荡、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两大经济板块”激烈碰撞的体现。可以想见，随着新兴市场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国家之间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国际经济秩序最终也会因之而调整。
发展中国家，能够抗衡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唯有国有企业 在企业竞争层面，发达国家的企业占据绝对优势，诸多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仅经济实力富可敌国（如微软公司销售额与利润额超过世界多数国家的经济规模与财政收入），而且在技术、管理、营销等诸多方面普遍超出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的民族企业。市场开放与自由竞争的国际规则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有利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实力严重悬殊下的自由竞争，必然使后进国家的弱小的民族企业沦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猎食与并购对象。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够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唯有国有企业。环视全球，市场不断开放下的各国民营企业多半成为跨国公司的附庸，长期为基本生存而不断挣扎。当然，在一些后进国家与地区的某些行业，也有成长为可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竞争的民营企业，但那是特例，而且通常是在市场保护下成长壮大的。
消除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是发达国家垄断资本处心积虑的目标 新自由主义就是因应这一需要而诞生的。发达国家垄断资本通过各种途径向发展中国家大肆兜售新自由主义，其基本要义就是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与国际化，以扫清资本扩张的障碍。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阿根廷、俄罗斯等国大张旗鼓地出售国有企业。阿根廷基本卖光了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包括银行业、自然资源和公用事业，并实现了所有国有资产进入市场的“全流通”。但是，这些被变卖的国有企业经过“私有化”实现短暂民营后，很快在“国际化”下被跨国企业尤其是美国金融寡头所收购，阿根廷由此丧失了战略性行业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权，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由外资主导，国家政治社会生活深受外国利益集团的影响。当金融危机爆发时，阿根廷因为没有国有企业的抵押或担保，美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拒绝给予其资金援助。而墨西哥能在爆发危机后获得及时援助，则是以该国的国有石油与铁路企业的股权与收入作担保的。普京总统掌权下的俄罗斯，对叶利钦时期的自由经济政策来了个180°大转弯，全力收复石油等战略资源行业，重组国有企业，保证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生活与国际地位因此有了明显改观。拉美与苏东的经验与教训显示，国有企业是抗衡跨国垄断资本进行垄断与扩张的主力军，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微观基础，是国家经济危难时最可靠的依托。
“主力军”的地位与作用已被严重侵蚀
综观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同时具有增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三大职能。应该按照这三大职能，重新认识中国国有企业的地位与作用。
作为一个企业，盈利是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 生产财富、创造就业、依法纳税是国有企业与其他各类企业的共同特征。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不断加大改革、管理与创新力度，经济效益有了明显的提高。统计数字显示：2007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18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实现利润1。62万亿元，同比增长31。6％。中央企业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高。中央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1％；实现利润1。1万亿元，同比增长29。2％。地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带动了地方经济的较快发展，实现销售收入7万亿元，同比增长21。8％；实现利润0。5万亿元，同比增长37。4％。 尽管这些数字令一向不满国有企业效益的人士质疑，但是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发展统计数字同样也令人怀疑，尤其是向国家上缴的税收与其所炫耀的增长成就（集中在对国家GDP的贡献）远不成比例。实际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竞争是“兄弟之争”，《诗经？小雅》有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果说民营企业避税至少还可以变相实现藏富于民的话，那么外资企业则完全不然。外资企业虽然创造了GDP，但要拿走财富，并留下了支离破碎的民族工业与经济体系、严重的资源破坏与环境污染以及日趋严峻的金融风险。
国有企业承担诸多社会职能 发达国家的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会承担一些社会职责，这同样与这些大型企业的经济能力相适应。这些大型企业一般都在国内、地区乃至国际同行业中居于垄断（市场或技术垄断）地位，获得丰厚的垄断利润，因此有能力、有条件承担一些社会职责。中国的国有企业自诞生以来，不论规模大小、盈利多少、层次高低都“一篮子”承担了各项社会职能。它们不仅要全盘考虑本企业职工的就业、培训、住房、医保、养老等一切问题，而且还有子女、老人乃至周边社区的负担，并且要尽其所能地体现职工当家做主的权利。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不仅要背负如此重任，与“轻装上阵”的民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竞争，而且还承担社会经济转型的重任。以此指责国企的效率，就好像拿满载的大卡车与单人摩托车比油耗，谁的油耗高就推定谁缺乏效率，岂不荒唐。中国社会经济今天有如此成绩，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能获得如此迅速成长，不能切割与国有企业所肩负重任的关联。且不论众多民营企业脱离不了转移国有资产的“原罪”，就是诸多外资企业的发展也直接是“国退洋进”的结果。
如果说，作为国民经济“生力军”的民营企业在经济效益增进上成效显著，在社会效益增进上有待进步，但是在维护国家安全（现阶段主要是经济安全）上，则不能也无法寄托期望 且不说拉美、苏东、东南亚等地区有层出不穷的教训，即便在中国，这样的例子也越来越多。就拿前文提到的物流行业来说，中国民营企业通过各种途径争取到了发展空间，赢得了很好的发展势头，但是在中国全面“入世”，国际“四大”物流巨头大兵压境后，过去一向信誓旦旦与外资物流巨头一决高下的中国民营物流企业纷纷“缴械投降”，竞相向外资物流企业“投怀送抱”。原因很简单，就是外资物流巨头报出了远远高于这些中资物流企业自己评估的收购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