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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猎杀"中国龙"?-第1章

小说: 猎杀"中国龙"?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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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涌


自序(1)

艰难成就书稿,按常理常例应有个序,如此方觉得“完满”。但是,想来思去,还是自己套写一个。因为文章写作甘苦,自己身受。更何况,拙稿不少有“离经叛道”的意味,在单篇发表过程中,已经令诸多部门与相关人士不快,有的甚至还兴过师问过罪。如今,虽然细致打磨,自觉圆润不少,但是对一些眼睛中容不得沙子的人士,可能依旧有些冲击力。倘若真的有仗义执序者,一旦问罪过来,岂不是拖人家下水。好坏还是一人承受,是故自序。



2009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9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恰好也是改革开放“河东与河西”的分水岭。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昏睡百年的“中国龙”开始觉醒、舒展、腾飞。实践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对外开放伊始,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提醒国人,打开门窗,新鲜空气进来了,蚊子、苍蝇也会进来。一开始,进入中国的“不好的东西”恐怕真的只是些蚊子、苍蝇。但是,后来形势就不同了,蚊子、苍蝇发现中国“钱多、人傻”,便呼朋引伴,由此大虫、大鳄皆鱼贯而入,“第五纵队”迅速滋生且不断壮大。对外开放的局面由此日趋复杂,过去“摸着石头过河”而获得的经验,对于如今“过海”、“越洋”的实践,越来越捉襟见肘。在中国经济周期正处于下滑之际,恰遇世纪金融大危机,屋漏偏逢连阴雨。在内外因素相互激荡下,外储缩水,楼市股市高危,企业倒闭,店铺关张,员工纷纷下岗,民工大批返乡。这在贫富加速分化、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地域发展严重落差的大背景的烘托下,夹杂着各种利益的社会矛盾日趋复杂与尖锐,严峻地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中国今日之局面,缘由众多,但是发展模式应居于首位。新中国成立60年,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其成功经验与挫折教训可以先后集中到两大发展模式,一个是苏联高度计划模式,另一个是美国自由市场模式。中国宏观经济出现的大问题恰恰是先前过分偏执于计划,而后又越来越偏执于市场,从恪守马列主义教条到恪守自由主义教条。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我们当然要大力宣扬30年来、60年来我们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同时我们也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我们当今面临的紧迫问题,回首我们走过的道路,反思我们的发展模式。

就纵向而言,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国际地位提高。但横向来看,尤其是与近邻日本、“四小龙”的成长历程比较来看,不难发现:我们的经济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们的人民本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的环境本可以比现在更加宜人,我们的社会本可以更加和谐,我们的国家本可以更加富强;世纪金融大危机下,我们的经济本可以损失更小,社会本可以震动更小;我们是美国最大债权国,在与美国的博弈中,我们本可以更加主动;……而实际情形恰恰远不如人意。我们的社会经济面临越来越多的隐患,我们的社会经济安全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我们的未来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影响我们在总体方面变得“更好”或在一些方面变得“更坏”的,有很多因素,但是对外资的迷信、崇拜而忽视其消极作用是中国遭遇当前诸多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之初,外资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理念与氛围,尤其是给我们带来了靓丽的GDP。但是,在今日中国,外资早就告别散兵游勇态势,呈现利益集团化、组织代理化、诉求政策与法律化,而且其行为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及相关集团利益交织在一起,逐渐显露出其垄断、寄生与贪婪的本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跨国垄断资本在今日中国近乎无孔不入,无利不图。在世界,跨国垄断资本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挖掉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在中国,跨国垄断资本不仅要挖掉中资企业的民族基础,要挖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主要的是要挖掉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在世纪金融大危机引发世界经济持续衰退与低迷之下,在扫荡全球的自由资本主义丧钟敲响之后,在整个世界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保护主义愈发严重之际,中国应思考:严重依赖外贸、外资、外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思路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思路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以美为师”的经济发展思路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日益棘手、紧迫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世界遭遇“百年一遇”的经济大危机之时,中国向世界宣誓,中国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苏联的高度计划模式,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一条前人未走过的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康庄道路。

自序(2)



对中国前途的信心,不仅来自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与伟大的中国人民,也来自作为共产党与人民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官员。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权钱交易盛行,官员腐败与时俱进,大众不满与日俱增。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中国官僚相对数量庞大,因此贪官的绝对数量当然不少。2005年,本人被分派一个课题,研究《部门利益对国家重大决策的影响》。刚涉及此题,一头雾水,到哪里寻求实证。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在我私下调研过程中,得到了多个部门中众多官员的大力支持,他们给我提供了诸多鲜活素材,很多是闻所未闻,有的甚至是骇人听闻。

近些年来,频繁游走于中国政治人丛,我的认知是,中国的官员绝大多数不仅有很好的知识素养,而且也有很好的道德水准,尤其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价值观一直得到较好的传承。相较于已经失去道德罗盘、失去自我反省能力的华尔街、华盛顿的那帮商僚与官僚,有着天壤之别。这是西方早就预言并急切期待“中国崩溃”,而实际迄今中国仍然屹立不倒并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倘若中国政治体制能不断改进完善,那么这些具有很好知识素养与道德水准的官僚就能更好地造福大众、社会与国家。本书稿中有众多对相关政府部门与官员的指责批评,但我并不否认相关部门与官员的大多数,总体上对中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家崛起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2008”,中国人曾经给予很多期盼,而后却带给了中国诸多不幸。有天灾,有人祸,还有天灾夹杂着人祸。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历史上,巨型天灾人祸曾经击倒过许多民族,但是中华民族却在各种灾难中持续五千年文明,生生不息。天灾人祸只能使这个民族更加成熟、更加坚韧,民族崛起的基础更加坚实。“2008”,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清晰地揭示,人民群众是中国的真正主人,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一段时期以来,一度远去的英雄史观在中国又悄然出现,成形成势。不可否认的是,精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正是一个个精英在关键时刻,置个人安危、利益与家庭于不顾,为民族存亡,为国家崛起,奔走呼号。正因如此,鲁迅先生感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但是,如今一些中国人,以精英自居,却无昔日精英之胸襟与作为,利之当头,难之面前,首先是为自己打算,总是把自己、家庭、家族与小团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有时为了个体与小团体的利益,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他们口口声声爱国爱民族,要与国家民族患难与共,私下里却将子女亲属悄悄送到海外,在境外机构开设不干净账户,有的还拥有西方绿卡,随时做好“弃船登岸”的准备。有的长期以来拿境外钱财,为境外提供数据资料信息,为境外利益代言,肆无忌惮。世纪金融大危机,连美国总统奥巴马都于国际场合承认,美国是金融危机的源头。但是,中国的亲美精英却一个劲地鼓噪,中国是这场危机的重要源头,甚至要承担20%~50%的责任。这些精英们肆意妄为在中国泛滥,虽然没有普遍成灾,但是在一些领域(如产业化下的教育、市场化下的医疗、产权明晰下的国有企业贱卖等),灾难已经出现,而且仍在不断扩散。

多年来,中国在一些领域实际所奉行的社会经济路线是“打左灯向右转”。在日趋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中,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群处于强势地位;原先作为国家主人的工农大众,一部分已经成为弱势群体,处于社会的底层与边缘;而中产阶层远不够强大,远不足以对社会稳定起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且在两极分化的急速扩大中,他们属于“失落的一族”,多数是左翼力量的同情者。近年来,经济上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使中国社会对立日趋严重,左翼与右翼的理论、政策路线的争论日益激烈,利益基础的严重反差,决定了共识少之又少。而且在主管部门长期奉行“不争论”的指导思想下,变相助长了右翼声势。“惟大英雄能本色,极高明而到中庸”。总结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成就的深刻缘由,重要一点是高端决策多数时候是“执两端而用其中”,很好地克服了极左极右、忽左忽右。在利益集团于社会生活与国家政治日趋活跃的情形下,国家政策的公正、科学、合理依赖于相关利益集团的平衡博弈。但是,环顾当今中国的利益集团,强的超强,弱的过弱,政治博弈天平指针明显倾向强势集团。

在北京的理论圈子内,主流会议一般都有很好的礼品与可观的出场费,会议往往官盖云集,场面有时一个比一个奢华,直至令人咋舌。相比之下,那些被“贴牌”为左翼的会议不知寒酸多少倍,往往连顿饭都招呼不起,罔谈什么礼品与车马费。所谓“为穷人办事,为穷人说话”,对于当事人没有一点好处,因此是否为穷人办事、说话,是否认真为穷人办事、说话,全凭良心。正因如此,代表着长期处于弱势、未富裕的大多数的左翼,情绪化的言语日益突出,这是一个应特别给予关注的动向。在中国经济周期向下、弱势群体日子日趋窘迫、下岗不断增多、诸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情势下,中国决策者再也不能忽视左翼的声音。中国实现社会相对和谐与国家长治久安,出路首先在于左右和解。但是,无原则、无是非标准、无大义、无基本共识,左右和解何易?为此,舆论必须照顾社会大多数的情绪,决策应当向弱势群体倾斜,完善社会保障,减少失业,提高劳动就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节制资本无度与肆意扩张。

自序(3)



本人生在安徽省无为县昆山乡一个非常偏僻的乡村,小时候从未觉察,那里的景色很美,山围着湖,湖中有山,有野鸭、菱角、芡实和莲藕,还有血吸虫和“水鬼”(后来知道其实是一种水獭)。改革开放的春风一轮又一轮,可是那个倔强的乡村在现代化上至今也没有多大起色。我一贯认为,孤陋寡闻者莫过于我。上初中才见到手扶拖拉机,到县城中考才乘上公共汽车,到武汉上大学才真正见到并坐上了轮船,还是“东方红”号。进大学第一个星期天,与一个来自河南商丘的同学,在长江大桥上看到了真正的火车。那同学一直表现得比我有见识,当时很惊叹,“如此庞然大铁,能在水面浮起行驶,不能不说是鬼斧神工。”如今,这位仁兄早就不愿意提及那段刘姥姥进大观园式的笑话,大学毕业后不久就毅然下海,信誓以实业报国,如今在深圳置办企业,经营有道,日进斗金,世纪金融大危机也丝毫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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