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忍细看-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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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京官到衙署时，皂隶要在门口迎接侍候。如是堂官，则有四名皂隶在前面扬声喝导而进；如是司郎官，则有一名皂隶导引，只作遏声。清前因居士咏此官派云：“京官体统亦尊荣，舆从临衙皂隶迎。分引诸司惟有遏，堂官对导共扬声。”
三、住宅要讲官派，表现之一是讲求宅第宏敞气派。如李慈铭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仍愿出高价租赁宏敞的大宅。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他租居位于北京保安寺街的故闽浙总督季文昌的旧邸，其邸有屋二十余楹，有轩有圃，花木葱郁，气派阔绰。当时他的年收入是一百二十三两银子，而房租就达四十八两。表现之二是在宅门上贴上可以显示官派官威的“封条”。北京宣南一带官宅多贴有标有官衔和禁人“喧哗”字样的“封条”，以壮观瞻，以示荣耀，以警行人。有两首竹枝词是咏封条上标有官衔的：“陆海官居各表之，衔条比户贴参差。长班领客无须问，但到门前便得知。”（《日下新讴》）注云：“京城内外有职者，于所居临街大门之上，各贴官衔封条。”“居官流寓仕京朝，门示头衔壁上标。待得春秋亲校士，红笺添并两封条。”（《燕京杂咏》）注云：“官宅禁示闲人。”红条书主考官姓名、职务，“贴大门以示荣”。又有两首竹枝词咏贴封条禁人喧哗。其一：“封条处处禁喧哗，小小门楼也宦家。为问何人曾入仕？舍亲始祖作官衙。”（《草珠一串》）其二：“每做京员势必添，两条四块甚威严。喧哗禁止偏难止，多半门前壮仰瞻。”（《增补都门杂咏》）关于禁喧哗的字样和所谓“两条四块”，《官场现形记》描写道：京官吴赞善家的“大门之外，一双裹脚条，四块包脚布，高高贴起，上面写着甚么‘詹事府示：不准喧哗，如违送究’等话头”。
四、吃饭讲排场，讲派头。一些官员食必方丈，根本吃不了。待客时，客已停箸，菜肴却仍在上桌。知县大老爷吃饭的仪节是：一个神气活现的家丁快步跑到签押房门口，把门帘高高打起，大喊一声：“请大老爷吃饭啦！”喊完再撑着门帘恭敬地肃立在那里侍候。
五、摆官谱、讲官派对于官瘾十足的人来说，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有的求官者官位还没到手，就摆起了官谱；有的官却在已经失掉官职后，仍在摆官谱。《官场现形记》里有个黄某，祖上办盐，“到他手里，官兴发作，一心一意的只想做官。没有事在家里，朝着几个家人还要‘来啊来’的闹官派”。某都统被革职回到家乡，但官习不改。每天起床后吸鼻烟时，便有仆人持官衔手本数十份，立在旁边，依次呼手本上的姓名：“某大人拜会——”，“某老爷禀见——”，然后躬身待命。都统吸完烟，便挥手令仆人出去。仆人走至中门，再大声呼曰：“道乏——”（拒见客人的客气话，意谓你辛苦了一趟）。如此程式，就像演戏一样。每日行之，都统便觉得心神舒泰，否则便寝食不安，如患心病一样。
六、许多官僚自己摆谱还不够，家人婚丧做寿也要大讲排场。晚清上海知县叶廷眷上任三年，其母做寿的排场一年比一年大。以寿筵为例，同治十一年（1872年）为烧烤二席、鱼翅十三席、次等鱼翅十二席；十二年变为烧烤二席、燕菜二席、鱼翅十四席、次等鱼翅十席；十三年又变为烧烤三席、燕菜十席、鱼翅二十一席，另送同乡三十席（中等鱼翅五席、次等鱼翅十三席、海参十二席）。对本衙和外衙随官前来贺寿的差役仆人也请吃寿面、给赏钱，连县狱里的犯人也赏面赏肉。有一年请吃寿面的数目竟达二千零五十碗。
探寻中国古代的命价
吴 思
命价问题
清朝咸丰九年（1859年）九月十八日上午，皇帝在北京玉泉山清音斋召见福建布政使张集馨，问起了福建械斗的情景，摘抄对话记录如下：
皇上问：“械斗是何情形？”
张答：“……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纠数十庄小姓而与大族相斗。”
皇上问：“地方官不往弹压么？”
张答：“臣前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当其斗酣时，官即禁谕，概不遵依。”
皇上问：“杀伤后便如何完结？”
张答：“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数需索命价，互讼到官。”
皇上问：“命价每名若干？”
张答：“闻雇主给尸亲三十洋元，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在这里我初次看到“命价”一词。并且得知准确价格：30洋元（西班牙银元）。19世纪50年代，大米的平均价格是每石2。4洋元，一条人命的价值不足1800斤大米，不过2000元人民币。
皇上的问题打破了一个美好的神话。所谓生命无价，儒家宣称的人命关天，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人命是有行情的，天子还打听行情呢。
从主体自我估量的角度看，生命无价似乎讲得通：任何东西都不如自己的生命贵重，人都死了，人用的东西还算个什么？不过，即使从这个狭隘的视角追究下去，人的生命仍然是有价的。如今的艾滋病大概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只要吃得起昂贵的药物，艾滋病人可以尽其天年，在这个意义上，死于艾滋病的人，是因为买不起自己的命。他的生命的价格，取决于本人的支付意愿，更取决于本人的支付能力。
一旦跳出自我估量的视角，进入历史和社会实践的领域，生命的价格便显出巨大的差异。命价体现着人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两者余缺相对，变化纷呈。
官价
意识到命价存在之后，我才发现古人明白得很，甚至早就以法律形式给出了官价。
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户部（财政部）和刑部（近似司法部）奏请皇帝批准，颁布了不同身份的人赎买死罪的价格：三品以上官，银一万二千两；四品官，银五千两；五六品官，四千两；七品以下和进士、举人，二千五百两；贡生、监生二千两；平人一千二百两。
明朝也可以赎买死刑，但必须符合赎罪条件，包括年龄、性别、官员身份、亲老赡养等方面的考量。《大明律·名例》规定，死刑的赎价为铜钱四十二贯。在《大明律》制订时，这笔钱折合四十二两白银，大体相当于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
从数字上看，明朝的命价比清朝便宜许多。实际上，清朝的白银购买力往往不及明朝的三分之一，计算命价的时候也应该打个三折。另外，清朝经济要比明朝繁荣，人们的支付能力强，性命也应该贵一些。最后，如果回忆一下咸丰皇帝打听到的行情，就会发现官价大大高于命价，福建民间开出的30洋元，只能兑换21两白银。
明朝并不是以钱赎命的首创者。建立金国的女真族习惯法规定：“杀人偿马牛三十。”再往前追，汉惠帝时期，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免死罪。性命可赎，其他肉体伤害也可赎。司马迁若家境富饶，就可以免受宫刑，奈何“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
以钱物赎罪甚至赎命，一直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尚书·舜典》中便有了“金作赎刑”的说法。所赎之刑，从墨刑到宫刑到死刑皆可，但要满足“罪疑”的条件——断罪有可疑之处。
我看到的最完整的命价等级资料，来自西藏噶玛政权（噶玛丹迥旺布，1632年…1642年在位）时期的《十六法》，和五世###时期（清初）的《十三法》。法律将命价分为三等九级，最高级是“无价”，或等身的黄金；最低级只值一根草绳：
上等——
上上：藏王等最高统治者，无价。（《十六法》规定，上上等命价为与身体等量的黄金）。
上中：善知识、轨范师、寺院管家、高级官员（有三百以上仆从的头领、政府宗本、寺庙的堪布等），命价三百至四百两。
上下：中级官员、僧侣（扎仓的喇嘛、比丘、有三百多仆从的政府仲科等官员）；命价二百两。
中等——
中上：一般官员、侍寝小吏、官员之办事小吏（属仲科的骑士、寺院扎仓的执事、掌堂师等），命价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两。
中中：中级公务员（小寺院的扎巴），命价五十至七十两。
中下：平民（世俗贵族类），命价三十至四十两。
下等——
下上：无主独身者、政府的勤杂人员，命价三十两。
下中：定居纳税的铁匠、屠夫、乞丐，命价二十两。
下下：妇女、流浪汉、乞丐、屠夫、铁匠，命价草绳一根。《十六法》规定，下下等命价为十两。
这套法律不仅规定了命价，还规定了“血价”——五官或四肢受伤致残，伤人者要根据具体情况，向受害者赔偿所属等级命价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从上述数字看来，明末清初藏区的命价与明朝相比偏高，与清朝相比偏低，总体相差不大。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现了“无价”的字样。我们知道，这是主体自我估量的感觉。法律表达了这种感觉，恰好表明了谁是法律的制订者。不过，自我估量归自我估量，世界历史经验证明，最高统治者的生命并不是无价的。1533年，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囚禁了印加国王阿塔华尔帕，双方谈妥，国王性命的赎金是一大笔金银，金银要在囚室内堆到伸手所及的高度。这间囚室长约7米，宽约5米，据说堆积了黄金13000多磅，白银26000磅。这就是印加国王的命价。顺便说一句，皮萨罗得到金银后，照样处死了国王阿塔华尔帕，只把烧死改成了绞死。这是一锤子买卖，不讲信用也难以报复。
如何看待官定命价的巨大价差呢？在当代人看来，蕴涵了人命不平等观念的法规不是很可恶吗？这要看怎么说。一、二品贪官犯了死罪，法定赎金是12000两银子，如果坚持“与民同罪”，1200两银子即可赎命，岂不是纵容大贪官犯罪？清朝督抚一级的大员，每年合法的养廉银就有10000两，够他们赎8条命了。反过来，寻常百姓每年收入20两银子，也要12000两赎金，这条法规便形同虚设。人们对自身性命的支付能力确实不同，支付意愿也不同，命价在事实上就不可能相同。清朝根据这些不同定出不同的价格，买不买听凭自愿，比起明朝的一刀切来，应该是一个正视现实的进步。
实际上，当代的命价也不一样。同样死于交通事故，在现实操作中，赔农民的钱往往不及赔城里人的一半。美国的价差也不小。“9·11”事件后，联邦赔偿基金确定的遇害者赔偿办法据说有很大差别：如果遇害者是家庭妇女，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能得到50万美元的赔偿。如果遇害者是华尔街经纪人，他的###和两个孩子却能得到430万美元。这种差距招致许多受害者家属的强烈抗议，美国政府被迫承诺修改赔偿金发放办法。但是话又说回来，真要修改了，是压低华尔街经纪人的命价呢，还是提高家庭妇女的命价？经纪人一年就可能赚三五十万美元，纳税额也非常高，压低了明显亏待人家遗属。把家庭妇女的赔偿金提高到430万美元，纳税人又会有意见：干脆你把我这条命也拿走算了。
买命计算之一
最典型的买命，即以钱换命，发生在绑票和赎票的交易中。关于这套规矩及其术语，蔡少卿先生在《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写道：
如果土匪绑架到一名富家女子，就像抓到了一个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这种行为就叫做“请观音”。如果绑架到一个有钱的男人，就像逮到了一头肥猪，称之为“拉肥猪”。如果绑架到财主家的小孩，就叫“抱童子”。
赎票的价格和付款时间的限制，由匪首根据被绑户的经济状况和具体要求评定，是有所不同的。在绑架未婚少女的案子上，如果这年轻妇女要求天黑之前回去，那就是一种特殊的“快票”，即当天付款当天赎回。如隔夜再赎，婆家就不要了。因此快票得款特别快，索价比较低。赎票除用现金外，鸦片、粮食、武器、马匹等均可抵偿。
土匪勒赎票价的高低，没有统一的规定，主要根据被绑架者家庭的殷实状况，同时也随时间地点之不同而有所变化。据民国陆军少将钱锡霖1918年报告：“山东土匪抢架勒赎，动辄数万元，少亦数百元。”（陆军部档1011，2，269）这个报告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时报》载，1917年，“濮县盐商姜振卿，因事赴聊，半途为匪架去，声称赎资六万元。”（《时报》1917年9月14日）
同年，山东土匪毛思忠攻陷曹县，架走绅民杨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