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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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兰舫在上海打拼多年，为老牌的英国怡和洋行做买办，不仅家底殷实，而且颇具商业眼光。他看中面粉市场的前景，托人给荣氏兄弟带话，想要全资收购保兴面粉厂。但兄弟二人认为工厂日后“必可发展”，不愿放弃自家股份，祝兰舫于是认购4000银元股份。荣氏兄弟增股至2。4万银元，其余股东亦不同程度地增持，填补了因朱仲甫退出造成的股份空白，将面粉厂从散伙边缘拉了回来。

1903年的一个夏天，面粉厂机器轰鸣，人群熙攘，在沉闷的喧嚣中，门口的那面木制旧厂牌被从容取下，一面写有“茂新面粉厂”的新厂牌挂了上去。锣鼓敲响，“茂新时代”开始了。

经营管理权仍归荣氏掌管，荣德生担任经理，荣宗敬在上海担任批发经理。开工厂几经波折，他们更感实业不易，不免小心翼翼地经营。这个时候，日俄战争给其提供了进入东北市场的难得契机。

沙俄与日本在东北一带勾心斗角多年，互有胜负，但彼此不服。一切利益争斗最终以战争方式解决。1904年2月，日本率先攻击旅顺港的俄国军舰，日俄战争爆发。两个国家在第三方领土展开对决，东三省陷入火海，正常生产、经营秩序被迅速破坏，这个以面食为主的广阔区域面粉需求量暴增。茂新面粉厂趁机派人到东北推销，产品很快占领东北市场。

毕竟求大于供，荣德生渐感生产乏力，提升硬件水平的愿望日趋强烈。资金有限，利用祝兰舫的关系，茂新面粉厂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向怡和洋行订购了6座18英寸英国钢磨，拆除厂房，重新建造一座3层楼房，将英国钢磨安置进来。为节约成本，一些简单辅助部件尽量自己制造。经过几个月的改造，茂新面粉厂日产能从原来的500包面粉提升到800包，通过上海港源源不断运入东北。

俄国在东北建有面粉厂，专供侨民和军队，战争期间尽数毁灭，开战后，由于物资供应不足，为缩短时间，不得不在中国本土采购。后来，日本军方也改为在中国采购。所谓物以稀为贵，交战双方的采购进一步提高了面粉市价，大大抵消了运输、包装和人工成本。

在战争刺激下，茂新面粉厂的营业额大增，每日纯利500两白银，1904年年底，盘点账户，共赚6。6万两白银。这是荣氏兄弟涉足商业以来的最大一笔盈余，多年来，笼罩在他们头顶的阴云一扫而光。

日俄战争于1905年秋天结束，但战争对东北大地造成的破坏却非短时间可以修复。借助战争期间树立的口碑，茂新面粉厂在东北市场取得领先优势，地盘不断扩大，收入自然水涨船高。依靠在东北市场取得的胜利，回头开拓耕耘华东市场，茂新面粉厂在面粉制造业迅速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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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成名

引言

成功的商人大都有机会主义者的禀赋，将看似无解的处境变为生财的通道。荣氏兄弟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时局不利，行业危机，茂新面粉厂再次上演撤股闹剧。荣氏兄弟坦然接盘，将茂新变为自家企业，尔后励精图治，提高产品质量，以“兵船”杀出洋粉重围。与此同时，振新纱厂亦拨云见日。

荣氏企业在1910年遭遇的信用危机不过是兴盛的前奏。20世纪初期，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创造了巨大的空白市场，等待那些得风气之先的先行者占领。在荣氏兄弟精心经营下，面粉、棉纱事业两面开花，远销欧洲市场，由此赢得“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之名。

茂新面粉厂浴火重生

荣宗敬与荣德生比谁都清楚，茂新面粉厂迅速做大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根本原因是匮乏竞争。仿佛自觉背后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他们，生意越好，越有紧迫感，他们想着要赶在竞争激烈前提高自身实力。

可惜的是，他们还是慢了一步。刚跨过1906年的年关，坏消息便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日俄战争让茂新等小厂突然崛起，即便感觉迟钝的人们也认识到这个行业的潜力，于是在战争后期，江南一带出现开办面粉厂的热潮，一夜之间，涌现出数十家面粉厂，对小麦的争夺，变相抬高了小麦收购价。据《荣家企业史料》记载：　“在阜丰、华兴开设初期，小麦市价极低，每石常在2（银）元左右。后来裕丰、裕顺、中兴、立大等厂相继设立，户数日多，用麦量激增，麦价上涨到3。5（银）元左右。”

夏天，小麦歉收的消息加重了本土面粉制造商的忧虑。与此同时，洋面粉大肆倾销，进一步加剧竞争程度。而随着日俄战争的结束，东北市场面粉需求大减，供过于求致使面粉价格迅速跌落。在原料涨价和洋面粉倾轧的夹缝中，连年亏损的本土面粉生产商自发地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产业结盟既是抵御外部竞争的手段，也是上游谈判的筹码，从而让更多的企业走上结盟之路。各式“联盟”纷纷成立之际，如果不愿加入其中，最好的办法就是成立新的联盟。

茂新面粉厂也不例外。它加入了一个名叫“办麦公会”的组织。从名称上不难发现该组织的目的，即共同压低小麦收购价。事实上那时麦价之高，到了“粉贱麦贵”的地步，多数面粉厂都在亏本。除此之外，组织还包括彼此联系、互不侵扰、约定统一粉价等惯常条例，不外乎形成价格联盟，抵御竞争。“办麦公会”会员均在上海、无锡两地，除茂新之外，还有中兴、华兴、立大、裕丰、裕顺、阜丰等6家，其中阜丰资格最老，茂新次之，约定共进退、同荣辱。

当“联盟”取代单家工厂出现在谈判桌上时，议价能力其实又回到单家工厂水平，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业倒置难题。“粉贱麦贵”的状态持续发酵，许多面粉厂纷纷倒闭，茂新数年积累被消耗一空，荣德生急向聚生钱庄借款8万两，后又借款4万，茂新面粉厂才不至于被冲垮。

在这场行业危机面前，洋面粉质优价廉，将本土小厂打得落花流水。荣氏兄弟总结经验，“要增强企业竞争能力，非提高产品质量不可”。洋人采用机械化大规模生产，所以产品质量稳定并且低价。于是，荣宗敬与荣德生制订“添机改造计划”，决心对厂房和机器进行升级改造。

因债台高筑，借贷无门，硬件升级计划一度搁置，但两兄弟均将之作为战略目标，不敢掉以轻心，每次到上海出差，他们都竭力打听国外的先进机器和销售渠道。如是三年，茂新面粉厂连续亏损，折损2万多银元。1909年，个别股东因茂新连年亏损丧失信心，自愿将股份低价出售，荣氏兄弟得以以面值1/7的价格大量回购股票，由于资金不足，唯有“欠人，赚下还钱，方有发达之日”。

1909年，得知美国商行恒丰洋行在上海出售美国最新式面粉机，并提供办理分期贷款业务。荣氏兄弟商议决定贷款采购18部新机，将产能一举提高到原来的9倍，且面粉质量也随之显著提高，销路转旺。

此时，两兄弟产生品牌意识，推出“兵船”品牌，统一商标、改进包装，用上等白布制作面粉袋，容量大过别家，并顺应顾客的侥幸心理，在袋内放置银元作为“彩头”。因产品口感上佳、质量可靠、价格合理，畅销沪上，知名度随之提高。很快，“兵船”打败资深面粉厂阜丰旗下的“老车”牌，还与洋面粉展开正面较量，一时为国人所称道，“兵船”遂成国产名牌。

振新纱厂的“拯救者”

几乎与茂新面粉厂走出危机的同一时刻，荣氏兄弟涉足的纱厂生意也拨云见日，成为能与洋纱抗衡的为数不多的本土产品。种种迹象表明，1910年，他们的事业正在走向人生第一个高潮。

然而，事业之初并不顺利。经营纱厂与面粉厂一样，都经历了一番挫折，走了许多弯路之后才踏上正途。

早在1903年，荣德生去杭州出差，偶然参观通益公纱厂，初步了解了纱厂经营运转后，便产生了开办纱厂的想法。回到上海后，荣德生与荣宗敬交流，他们认为，“发展实业，应从吃、穿两门入手”，“吃”、“穿”两项，是国人大事，已有面粉厂，还差一家纱厂，遂开始酝酿开厂事宜。

1905年，茂新实力壮大，开纱厂的计划呼之欲出。这年7月，无锡富商荣瑞馨在上海北京路寿圣庵宴请宾朋，多是无锡在沪商人，荣家兄弟也在被请之列。席间，谈及时兴的纱厂风潮，一干人兴趣大增，各谈见闻，颇有共谋大事之意。也有几人早已合伙，在上海开办了纱厂。

见此，荣德生欠身而起，朗声问道：　“请教各位，若办纱厂，为何不去无锡？”有人礼貌回应：“确是内地机会好，不过如今局面已定，有机会再说吧。”荣德生原来有备而来，听闻此言，当即从袖中取出预备好的章程草案交与众人，并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纱厂计划。两年来他不断完善计划，择机而立，如今，这个计划成功征服了这些精明的商人，于是决定，“照此决定，再做一局”。

席间的喧哗引起荣瑞馨的注意。他一直旁听不语，待众人平静下去，才发表意见。荣瑞馨资历最老、财力最大，并和荣氏兄弟是本家，对这个计划点头赞同。随后西门子洋行买办叶慎齐、禅臣洋行买办张石君、大丰布号鲍咸昌、保康当铺老板徐子仪表示愿意入伙，连同荣氏兄弟，一共7人，集资27。08万银元。其中，荣瑞馨为大股东，全盘统筹，荣宗敬和荣德生共认股3万，属于没有实权的小股东，只是给纱厂筹建出谋划策，议定厂名“振新”。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07年3月21日，振新纱厂开工投产，28台英国纱机，每日出纱22~23件。然而，仅半年时间，40万元的亏损将开业带来的美好期待一扫而光，工厂濒临破产。

亏损的原因是管理不善，经理张云伯常年住在上海，对企业经营不闻不问，副经理徐子仪是当铺老板出身，喜好读书不懂生意，对纱厂经营一窍不通。7名股东，分为上海、无锡两个阵营，时常意见相左。管理层莫衷一是，一味提高售价，产品严重积压，债务越来越重。

一天，荣瑞馨和张石君、叶慎齐商议振新出路。考虑到7名股东只有荣氏兄弟有实业经营经验，而振新纱厂正因缺乏管理混乱而陷入危机，于是决定请他们“救火”。当时茂新面粉厂有所恢复，且不忍就此失败，荣氏兄弟爽快应下。随后，振新召开股东大会，荣宗敬被任命为董事长，荣德生担任经理，于是荣氏兄弟在5年之后终于有机会亲自经营管理纱厂，尽管是以“拯救者”身份出现。

纱厂与面粉厂在本质上相同，荣德生将面粉厂的那套经营方案用于纱厂管理，取得显著效果。其一，对财务、原料、库房进行清查，厘清核实资产。其二，深入棉花产地了解收购行情，竭力降低采购成本。其三，精简生产环节，排除不必要的工序，排除浪费。如是将产品价格降至市场平均水平，迅速打开销路，财务状况得到有效改善，逐渐扭亏为盈。

经过一年的整顿，振新纱厂起死回生，所出品“球鹤”牌棉纱质优价廉，在上海市场可与日本“蓝鱼牌”匹敌。从此，荣氏兄弟在厂内和业界威信大增，频频出入公会组织，俨然事业有成的青年才俊。

1910：“橡皮风潮”下的企业危机

荣氏兄弟兴办实业的时候，世界工业正被一个美国人推向巨大的转机。

1903年，工程师出身的亨利？福特在底特律创办福特汽车公司，相继推出几款简陋的车型后，在1908年研发出了T型车。该车以低廉价格迅速建立亲民形象，并将之转化为巨大的市场，不到一年销量便突破1万辆，拉开汽车工业的序幕。

曾几何时，汽车还是“富人的玩具”，亨利·福特在一夜之间将之变为“大众轿车”，开启了第二次工业浪潮。世界经济陷入新一轮悸动，伴随汽车业的兴起，钢铁、橡胶、机械等行业迅速走向繁荣。

全球经济联系日密，盛产橡胶的南洋成为受益者。在汽车轮胎广阔需求的刺激下，南洋橡胶种植业迅速崛起，诞生大量股份制企业，其中很多企业有上海资本背景。许多盘踞在上海的商人利用人们的投机心理，以组建橡胶公司的名义大肆发行股票，虽然对外招股时均号称有种植园，但实际上多数是“空壳公司”。

一些公司毫不脸红地将刚刚种植的树苗描绘为成熟的种植园，还有公司圈一块地就敢声势浩大地招股，最臭名昭著的是英商麦边开办的兰格志拓殖公司。1903年，这家标榜以经营橡胶、石油、煤炭为主业的公司在上海成立，数年间一直无甚动静。直到1908年其在沪上各家报纸刊登长文《今后之橡皮世界》，不惜万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