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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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经济发展带来的商机。”荣智健虽难掩疲倦，但言谈中却不乏喜悦之色。

正当人们认为“澳元门”尘埃落定时，另一场风暴悄然袭来。

2009年1月2日晚间，中信泰富发布公告称，香港证监会对其展开正式调查，包括荣智健、范鸿龄、荣明杰在内的17名董事正接受香港证监会调查，其中有7名执行董事和7名非执行董事。

港岛正沉浸在新年的气氛中，经商半生从未“湿鞋”的荣智健却在步入古稀之际，愁云惨淡。

四

2009年年初，中信泰富发布2008年度业绩报告称，2008年亏损126。62亿港元，较2007年下滑235。05亿港元，其中因外汇合同所致的变现市场公允值税后亏损146。32亿港元，剔除此项后仍可赢利19。7亿港元。

与此同时，香港各界纷纷呼吁特区政府出资收回中信泰富在东区和西区海底隧道的股权。在高涨的舆论压力冲击下，2009年4月3日上午，香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进入香港金钟大厦的中信泰富总部进行搜查。当天傍晚时分，警方将数箱资料带走取证。

警方调查的重点是“公司董事是否作出虚假陈述和串谋欺诈”，若证据确凿，荣智健最高面临10年以上徒刑。

4月8日下午，中信泰富发布公告称，公司创始人荣智健辞任董事局主席，董事总经理范鸿龄也辞职，即日生效。荣智健在辞职信中说：　“相信退位让贤对公司最为有利。”

当日下午6时，荣智健驶出中信香港大厦。在这里，他曾在威望、股权、背景等方方面面，毋庸置疑是当之无愧的主宰者，以至于二号人物都被外界视如荣家家臣，可见其声势之大，权威不容挑战。如今，时过境迁，耀眼的闪光灯下，年近七旬的老人一如既往的平和，那一头标志性的白发，折射出中国半个世纪的商海浮影。

接任荣智健和范鸿龄是52岁的常振明。在其主持下，中信泰富顺利完成转股。中信集团股份升至57。6％，荣智健个人股份被稀释至11。475％，旧高管层股份亦尽数被稀释，并纷纷离职，家族企业色彩进一步淡化，中信泰富的“荣智健时代”从此结束。

中信集团将中信泰富牢牢控制住，造成巨亏的澳元合约亦被轻松处理，中信集团接手67亿澳元杠杆合约，剩余30亿澳元合同中信泰富继续持有，“以满足其在澳洲投资的正常澳元需求”。随后，常振明对中信泰富进行结构重组，将主业集中在特钢、矿石与地产三大板块，将航空、发电及海底隧道等非核心业务逐步剥离出售，4个月内获得百亿港元现金。

斗转星移，2011年3月，中信泰富发布业绩报告，净利润89亿港元，常振明信心十足地说，“公司已经走出两年前的困境”。随着全球铁矿石价格持续走高，中信泰富西澳磁铁矿石项目价值凸显。而同期澳元上扬，对美元汇率突破1∶1关口，中信泰富与中信集团所持的澳元合同也斩获丰厚。这实际上是荣智健在位时的遗产。

现实如此不羁，不禁令人遐想：　倘若中信泰富尽早披露信息，或不至落于被动地位，进而一败涂地。然而，彼时投机心态昭著，欲令智昏，自以为胜券在握，不期步步败退，一发不可收拾。荣智健以此收场，光环退去，可惜，可悲，可叹！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铁建、中国中铁等港股红筹公司亦曾投资澳元巨亏，虽不及中信泰富亏损之大，但性质其实相同，唯独中信泰富一家高管层遭受清洗，这一定在荣智健心中激起涟漪。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荣智健在将中信泰富做大途中，多拜国有企业身份之便，而其最终败落原因，也是产权因素。荣智健曾有机会将中信泰富私有化，或许过高估计了自己运筹时局的能力和形势的乐观性，犹如温水之蛙，迷失在身份错位带来的胜利之中，浮光掠影游走一番，却逃不脱所有官商的命运。

实业之家出身的荣智健在投资失败之余，或许对一百年前曾祖荣熙泰“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的遗训有更深的体会。商业轮回，“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会否在百年荣家上演？

一个极少被注意到的事实是，2009年6月，荣智健辞职两个月后，正当人们怀疑一代首富就此落幕时，一家名为“荣氏企业控股有限公司”的企业在香港注册成立。这是一家私营企业，股本由4家注册地在英属维京群岛的公司均持。据说，它们的幕后人都是来自荣氏家族。

也许，未来岁月将给人惊喜。不过，未来遥不可及，现在，不如幡然回头，反顾这个百年家族的多舛命途。

第一章　正途

引言

无锡并非荣氏真正故里，而是先人为逃避政难迁居至此，聚居之地便为荣巷。先人在政治上的失意，成为后人经商的深层动机，而江南温润宽裕的环境培育着荣氏商业基因，又因“长毛之乱”而家族式微。

数百年经营所得顷刻毁于一旦，政治与商业的交锋，每个荣氏后人都有各自判断，于是才有荣熙泰在官场与商场的周旋，而当意识到政治的不可靠后，又义无反顾投身商界。荣熙泰虽年事已高，膝下两子却令人欣慰，从钱庄学徒到自办钱庄，再到经营面粉厂、纱厂，于茫茫黑夜之中寻到一条经商正途。踟蹰走来，在风雨飘摇的清末意气风发，好似抓住了命运的稻草。

广生钱庄开业

1896年3月21日，农历二月初八，一个阴冷的日子，上海鸿升码头传出震耳的鞭炮声。

循着声音望去，人群正如潮水般涌向一栋临街的铺面，将其层层叠叠地包围起来。正中两个年轻人拱手作揖，头顶的那面“广生钱庄”烫金招牌在阳光下散发出年轮的光芒和崭新的油漆味。

一切都是新的。门口的对联和灯笼预示着新的开始，空气中弥漫着喜庆的气味，让热闹有了欢腾的理由。在连绵不绝的鞭炮声和道贺声中，广生钱庄正式开门营业了。

中间那两个年轻人对视一眼，露出会心的微笑。从外貌上看，两人相似无多，但举手投足间流露出良好的默契感，让人隐约觉察到他们的亲密关系。其实他们是一对亲兄弟，穿西装的方脸男子名叫荣宗敬，时年23岁，英气逼人，为兄；着长衫者圆脸长耳，名德生，年少两岁。他们是这家钱庄的一、二把手，宗敬任经理，负责全盘运营；德生为账房，主管日常业务。

广生钱庄股本3000银元，荣家兄弟及其父出资一半，其余半数招股所得。所幸荣家声誉在外，且钱庄风头日盛，渐成一本万利之买卖，集资倒也不难。加之兄弟二人打小接触钱庄业务，虽年纪轻轻，却有满腹生意经，让他们打理正是人尽其才。且有荣父殿后指导，确保万无一失。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清末风云突变，徒增危机苍凉之感，世人如热锅之蚁，犹豫徘徊，奔走往复，仿佛要寻得片刻安慰宁定。举国如是，概莫能外。而偌大上海滩，三教九流、五湖四海，谋生者不计其数，裹挟在时代洪流中，滚滚向前。

荣家两兄弟亦夹杂其间，犹如两棵不起眼的野草，随风摇摆，丝毫没有显露出卓尔不群的迹象；而新生的广生钱庄也不过是一门糊口生计，在钱庄、银行云集的沪上，实在有些微不足道。

所谓积小成大，但凡创业，如无过人之处和贵人相助，断然躲不过“积累”这关。当初之所以选择这个老行当，所愿无非赚钱而已，至于做成何等事业，要说不曾动议，也未必清高至此，但这乃夸夸之词，江浙人向来务实，于此并不过分在意。因此，荣氏安心经营，并不急于求成。

不曾料到，钱庄如一道魔咒，将个人、家、国命运骤然连接到一个结点。一瞬间，往事如烟。

荣熙泰、荣宗敬与荣德生

时间回到23年前的1873年，17岁的同治皇帝临朝亲政，正欲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年轻的脸上写满意气。

帝国与臣民昏睡了许久，终于候到这久违的消息，敏感的人们将之视为吉兆，忍不住奔走相告。而此时，英、法、美、俄、德五国公使亦闻风而动，连续照会大清总理衙门，提出觐见皇帝的要求。

6月29日清晨，五国公使被引至西苑紫光阁侧殿，那里向来是番邦朝见之地。五国使臣向坐在龙椅上的同治帝三鞠躬，亲手呈送国书，半小时后又被引出宫门。这场“不跪”的觐见礼，向世界宣告了天朝上国威仪的颓然瓦解，至少西方使节今后不必像大清藩属国那样对一个尚未长胡须的年轻皇帝三拜九叩。

鸦片战争30余年后，西方力量正穿过破碎的国门，无孔不入地侵入东方世界，礼仪改弦更张不过是时风渐染的倒影。更广阔的天地间，变化纷至沓来。1871年，上海接通到伦敦的海底电缆，电缆随后被西方公司引至吴淞、厦门等地，实现“信息同步”。内地产丝绸、棉花、小麦、茶叶被纳入全球贸易体系，而最早的“通商口岸”——上海一跃成为贸易、咨询与金融的中转平台。

整个国家处于一种非常奇特的境况之下：　沿海一带，商业气息日益浓重，内陆地区仍旧保守，但支撑起沿海的商业繁荣；而随着时空的深入，西方影响逐渐减弱，危机感却越发浓重。

新旧交锋，时风激荡。庙堂之下，大臣们激烈争议，洋务派则将目光放到轮船航运、电线电报、纺织工业、煤铁开采和铁路建设领域，掀起振兴民族工业的第一章序曲。1873年，清政府批准成立轮船招商局，与英国太古洋行、怡和洋行展开激烈竞争。与此同时，洋务派挫败顽固派“风水破坏论”和“开门揖盗论”，开办煤矿、铺设铁路，开平矿务局、唐山到胥各庄的唐胥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先后破土。

朝堂大事影响不了小城的作息，远在江苏无锡惠泉山麓下的小镇荣巷，被一阵婴啼声打破了平静。

哭声出自一个清冷的院落，几间青砖灰瓦的平房围成一所门第，瓦楞上的青苔和野草诉说着家世。男主人名叫荣熙泰，长年飘零在外，此时守在妻子石氏身旁，望着新生之子兴奋不已。这男孩是荣家的第一个孩子，荣熙泰给他取名宗敬，取向先祖致敬、复兴家业之意。

荣家在无锡曾是望族，远祖水濂公在明朝为官，看透官场尔虞我诈，携子孙移居无锡乡下，定下家训：　后代以耕读为业，潜德勿曜，不走仕途。后此三百余年，荣氏无一人参加科举，以耕读、船运、经商为生。荣家后人经商多有所成，代代相传，积累了不少财富，家族日益壮大。

到荣熙泰这代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李秀成攻打南京曾取道无锡荣巷，荣姓男丁遇难者不计其数，几近灭族，恰巧荣熙泰到上海做学徒，等他回来，已成为这支系唯一男子。之后，荣氏衰落，后人多逃亡上海，以经营麻绳、桐油、生铁为业。荣熙泰到上海一家铁匠铺做学徒，习得一技之长，他为人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几年后又被提拔为会计，做起账房先生。

可惜荣熙泰不是一个安定的人，他从江浙辗转至广东，巧遇族叔荣俊业。荣俊业当时在张之洞幕下做掌印官，人脉深厚，亲信众多，其中一人名叫朱仲甫与其尤为亲密。此人出身江苏太仓富户，家底殷实，24岁捐了候补道台，十数年一直未获实缺，荣俊业推荐他做了广东厘金局厘金局，亦称“厘捐局”，是清政府对通过国内水陆要道的货物设立关卡征收捐税的一类机构。总办。

厘金局就是清代的“税务局”据《中国厘金史》记载：　“（厘金局）委员最高月薪为50~60两，司事最高月薪难超15两，巡丁难超6两。”但因灰色来源极多，仍是一桩美差。据说清代得一厘差，每年可获三五千金至万金不等。，由于广东通商口岸众多，往来贸易频繁，油水自然不少。据说清末厘金局普通差人年收入少说三五千金，而知县年俸仅36两，遂有“署一年州县缺，不及当一年厘局差”之语。

得此肥缺，朱仲甫对荣俊业感恩有加，想方设法投桃报李。得知荣熙泰困窘，便安排他到三水县（今佛山市三水区）厘金局做司账。荣熙泰能力出众，深得朱仲甫器重，每逢调任，均将其带至身边。纵然如此，荣熙泰亦自感不过是名小角色，人至中年，每每思及自身，颇有一事无成的寂寥。

幸运的是，事业上的不如意被家庭的美满和睦所弥补。生下荣宗敬之后两年，石氏又给荣家添了一个男丁，便是荣德生。在官场走动多年，荣熙泰深知为官不易，尝言“小官得资不正，不堪供父母，大官无本事做”。不过，两年喜得两子，虽然半生劳顿，亦不觉人生无所寄托。

荣氏一门二子，性格迥异。荣宗敬天资聪颖，幼读诗书，14岁时被父亲送到上海南市铁锚厂做学徒，次年又被送到上海永街豫源钱庄做学徒。他为人要强，做学徒时，起早贪黑、端茶送水，不仅照顾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