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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新儒学批判-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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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问题,三个层次。西方人解决的是第一个问题,中国人解决的是第二个问题,印度人解决的是第三个问题。这三个层次的三个问题的解决方式,便是科学、伦理与宗教。

    因此,印度人的文化是层次最高的文化,是文化三层次发展的终点。

    但

    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65页。

    ②《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67页。

…… 140

    811新儒学批判

    是,梁漱溟劝西方人走中国文化之路,却不曾劝中国人走印度人的文化之路,认为“第三态度的提出,此刻还早得很”。

    因为印度文化是一种贵族文化,生计有安顿的人,才可在那上面用功夫,即“惟有在以后的世界大家的生计都有安顿,才得容人人来作。于自己于社会均没妨碍。这也是印度文化在人类文化中为不自然的,而要在某文化步段以后才顺理之证”。

    ①

    梁漱溟自己说,他把人类文化分成这么“三路向”

    ,“并非有意把他们弄得这般整齐好玩”

    ,而是人类生活中的问题实有这么三个层次,其文化的路径亦实有这么三个转折,且每一层次每一转折都是必然的。由此可看出,梁漱溟把印度文化放在第三层次上,并不是劝谕世人去过佛家生活,而是要中国人看重自己的文化,不要去仰慕西方文化,因为从文化发展的必然路径看,不是中国文化向西方文化靠拢,而是相反。

    (二)中国文化早熟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梁漱溟采取的是寻根的方法,即从文明起源的方面讲中国文化的特质,认为中国文化的优缺点都是从很早的时候就带下来了。这就是他的“中国文化早熟”说。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对何为文化早熟作了如下解释:“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慢慢发展到心的,中国却有些径直从心发出来,而影响了全局。前者是循序而进,后

    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01页。

…… 141

    新儒学批判91

    者便是早熟。

    ‘文化早熟’之意义在此。“

    ①因之,他有时又把“文化早熟”称为“理性早启”。从上引的文字里,很难看出这“文化早熟”究竟是什么意思,但如果联系他的“三路向”说,则就看得明白了。按他的“三路向”说,人类必经科学文化、伦理文化、宗教文化三个阶段,而且这三者循序渐进,不可跳跃。但中国文化却没有经过科学文化阶段,一下子就从文明的初期进入到第二个层次。梁漱溟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好比一个人的心理发育,本当与其身体发育相应,或即谓心理当随身体的发育而发育,亦无不可。

    但中国则仿佛一个聪明的孩子,身体发育未全,而智慧早开了。即由其智慧之早开,转而抑阻其身体的发育,复由其身体发育之不健全,而智慧遂亦不得发育圆满良好“。

    ②他将中国文化这种由于智慧早开致以心身均欠健全,概括为“五大病”。

    (1)

    “幼稚——中国文化实是一成熟了的文化,然而形态间又时或显露幼稚。”

    (2)

    “老衰——中国文化本来极富生趣,比任何社会有过之无不及,传到后来,生趣渐薄。”

    (3)

    “不落实——西洋文化从身体出发,很合于现实。中国文化有些从心发出来,便不免理想多过事实,有不落实之病。”

    (4)

    “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

    ①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267页,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②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267页,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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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暧昧而不明爽”。

    梁漱溟与同时代的守旧派如辜鸿铭等人不同的是,他不是一味地为传统文化护短,而是给予了批判。

    甚至可以说,他对传统文化的负面认识有时比陈独秀和胡适还要深刻,尤其对传统文化里缺乏民主与科学,更是痛惜。而且他还明确主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是中国人所应该学的。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把自己看作陈、胡的“同路人”

    ,认为他们都是在做着同一件事,即谋求中国文化的出路。但是,梁漱溟的整个文化理论却不是对西方文化的迎受,而是对其拒斥;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在于批判,而是在于护卫。

    (三)中国文化要义在中、西、印三种文化路向面前,梁漱溟所选择的是中国文化。而在中国文化里,又独钟儒家文化。可以说,他将人类文化分界为三路向,其立足点便在于中国儒家文化。即是说,他手上所持的文化评价尺度就是儒家的道德尺度。在这一尺度的衡量下,他认为不仅西方文化有不可救药的病根,就是最高层次的印度文化也是违背“生命本性”的。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之优点,在于它避免了西方人和印度人有关形而上学的错误认识。按照他的分析,中国的形而上学,有着自己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中国人自古以来,讲的是变化的抽象的道理,很少去过问具体的问题。比如,中国人的金木水火土五行,只是就抽象的意义而言的。而西方人讲水火和印度人讲地水风火四大,则是指具体的物质。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国人不是拿抽象的玄理去推断经验事物,而是在体会玄理的基础上,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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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直觉把握文化内质。

    梁漱溟认为,中国人这种形上学说,虽然为诸多学派所共有,但集中体现者则是《周易》,发挥得最好的是孔子。

    梁漱溟注重中国的形而上学,主旨并不在纯哲学意义上的研究,而是在于指明儒家文化的形上根据。他说:“我很看得明孔子这派的人生哲学完全是从这种形而上学产生出来的。

    孔子的话没有一句不是说这个的。

    始终只是这一个意思,并无别的好多意思。“

    ①而且在梁漱溟看来,孔子的形上学说与他的伦理学说又决非是二分的,伦理不仅是形上学说的落实,而且与其一体。相应的,孔子主张直觉亦决非一种认识方法,而是一种人生艺术。在孔子的学说里,人生是生生不息的流行之体;人的生活就是走那最妥贴最适当的道路,其实质就是变化,就是流衍。在这一变化与流衍中,人生须得适中与调和。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良知”和不学而能的“良能”

    ,在孔子那里则集中体现为一个“仁”字。

    由以上反推过来,梁漱溟认为,孔子的“仁”

    ,即敏锐的直觉。孔子劝世人“求仁”

    ,也就是直指直觉敏锐。尽管孔子在解释“仁”的时候,给予多种含义,但本旨却在于“直觉”二字,即一任直觉,随遇而安,并在此种心态下生发出一个生机的境界。这一境界,按梁漱溟的理解,是一种“极有活力而稳静平衡”的心理状态。

    梁漱溟认为,孔子儒学所倡行的“极有活动而稳静平衡”的境界,意义之伟大就在于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身心

    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20—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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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问题。

    在他看来,身心关系实为困恼人类的第一难题。

    因为,“人类生活既进入理智之一境,知行之间往往很有间隔;间隔渺远者离知于行,为知而知。其在感情方面既可以大哭大笑,亦复可以喜怒不形于外;其行事既可持之以恒,一贯不移其志,亦或动念隐微,终于嘿尔而息。身心之间非定一致。

    特别是人有自觉的内心生活,时时感受自己矛盾冲突“。

    ①

    对于这种身心的矛盾冲突,三种文化路向有三种解决方法。

    大体说来,西方人注重身的肯定,把个世界物质化,追求感官的满足,奉行功利主义。印度人却反其道而行之,抑制其来自身体的要求,实行禁欲主义。只有中国的儒家学说,身心“无对”

    ,内外“无碍”

    ,既可避免功利主义给社会带来的弊端,又可避免禁欲主义对生命本性的强抑。

    梁漱溟指出,孔子的人生道理原本是最好的,只可惜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被后代儒生弄歪了,弄偏了,糟贱了孔子学说的真义。

    他认为,当下最要紧的不是去向别人学习,而是复原孔子学说的真貌真义。这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做到了这一点,中国社会就会有希望。正因为这样,梁漱溟才坚持要给孔子说个明白。所谓“说个明白”

    ,也就是把被后代儒生曲解了的东西予以澄清,给孔子的学说还个清白。

    然而,在梁漱溟看来,即便后代儒生丢失了孔子学说的真义,但相比于西方学术和印度佛教,儒学还是最为可取的。

    他说:“孔子的人生,既未实现,于是我们要看中国人生大概是怎样的呢?大概言之,却都还是我们所谓人生第二路向。”

    ①《人心与人生》,第105页。

……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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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他的文化三路向的比较中,这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

    为特征的第二路向,不管怎么说,都是当下中国人所应该选择的。为说明这一点,梁漱溟从如下三个方面作了论证。

    第一,物质生活方面。梁漱溟认为:“中国人虽不能像孔子所谓的‘自得’,却是很少向前要求有所取得的意思。”他们安分知足,享受他们眼前所有的那一点,而不作更多的奢望,所以在物质生活方面,始终是简单朴素,没有那种种发明创造。梁漱溟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不足,其结果导致“物质文明之不发达”。而且,他还看到,“物质上的不进步并不单是一个物质的不进步,一切的文物制度,也都因此不得开发出来”。然而,梁漱溟话头一转,认为物质文明的不发达,既是中国人的不足,又是他们“莫大之大幸”。下面这段话,是他的具体阐述。

    “因为从此种态度即不会产生西洋近世的经济状况。

    西洋近百年来的经济变迁,表面非常富丽,而骨子里其人苦痛甚深;中国人就没有受著。

    虽然中国人的车不如西洋人的车,中国人的船不如西洋人的船,……中国人的一切起居享用都不如西洋人,而中国人在物质上所享受的幸福,实在倒比西洋人多。盖我们的幸福乐趣,在我们能享受的一面,而不在所享受的东西上,——穿锦绣的未必便愉快,穿破布的或许很乐;中国人以其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态度,有一点就享受一点,而西洋人风驰电掣的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沦丧苦闷,所得虽多,实在未曾从容享受。“

    ①

    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51—152页。

……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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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社会生活方面。梁漱溟认为,中国人由于儒家礼法的约束,“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权威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性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洋之处”。但是,梁漱溟说到此处,话头又是一转,认为中国人没有个性自由,并非坏事,而是好事。西方人“各个人间的彼此界限要划得很清,开口就是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谁同谁都是要算账,甚至于父子夫妇之间也都如此;这样生活,实在不合理,实在太苦”。而中国人不同,“他不分什么人我界限,不讲权利义务,所谓孝、弟、礼、让之训,处处尚情而无我”

    ,致以在家庭生活乃至社会生活中,“处处都能得到一种情趣,不是冷漠敌对,算帐的样子,于人生的活气有不少的培养,不能不算一种优长与胜利”。

    ①

    第三,在精神生活方面。在梁漱溟之前,许多传统主义卫护人都认为西方为物质文明,中国为精神文明,二者比较,后者自然优于前者。梁漱溟则认为,情况恰恰相反,中国人在精神生活方面是失败的,他说:“中国人的那般人与自然浑融的样子,和那从容享乐的物质生活态度,的确是对的,是可贵的。比较西洋人要算一个真胜利。中国人的那般人与人浑融的样子,和那淳厚礼让的社会生活态度,的确是对的,是可贵的,比较西洋人也要算一个真胜利。至于精神生活乃无可数;情志一边的宗教,本土所有,只是出于低等动机的所谓祸福长生之念而已,殊无西洋宗教那种伟大尚爱的精神;文学如诗歌词赋戏曲,虽多

    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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