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奴役与自由-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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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对民族性与民族主义作一番区分。民族性可以成为个体人格的培养基，即可以成为一种促进个体人格拓展的环境。民族主义却是偶像崇拜的形式之一，它产自客体化和外化。爱欲关联于匮乏与贫瘠。民族主义之所以奴役人，是人走出了共相，是它自身携有爱欲的因素。民族主义既受动于爱欲，也受动于对爱欲的拒斥。按其本性，民族主义背离道德，因此，凡企图把道德价值注入民族生命，以铸成民族主义的人，实在是煞费苦心。这是精神气质与爱欲之间的冲突。民族主义在自己的深层面上受爱欲的诱惑，以至于靠谎言滋补自己。民族主义最宠爱谎言。民族的自负、高傲和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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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已转化成谎言。完全可以这么说，民族的自我中心主义和自我封闭性一点不比个体人的逊色，它同样会把人的生活导向幻象。民族主义是人的自我炫耀的理想化了的形式。
民族与人民是两码事。对自己人民的爱，显露人的善良情感；而民族主义则需要仇恨和鄙视其他的人民。民族主义是潜在的战争。当人们谈论经由民族主义产生的众多的沸沸扬扬的谎言，如民族的理想、民族的幸福、民族的统一、民族的使命等时，那“民族的”仅仅指拥有特权并占据统治的少数人和拥有财产的阶级。
“民族的”
已不是人们所理解的那种含义。在“民族的”魔障之下，不再存有任何具体的生存，而仅存有使某些社会集团受惠的抽象的准则。民族与人民的区别是人民关联于人。
民族的意识形态即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朝向民族的目标时，它毒杀了那尤能感受痛苦与欢乐的人的生存，因为人在这里被当作了民族整体的一个部分。同所有的偶像一样，民族性转换成的偶像也需要人的献祭。民族的思想家们引以为荣的是，他们居然构想出了一个整体——民族。这种构想暗合于当代泛起的尊崇阶级的思潮。事实上，把阶级利益誉为整体利益，这是自欺，也是欺骗。在这种审视中，阶级的意识形态总与民族的意识形态调配在一起，常常会有一种既高于阶级、又高于民族的更大的利益被铸造出来。阶级的意识形态极易显出令人厌恶的外在性，极易被人识破；而民族整体的东西毕竟存活了数千年，这同那些不存于过去、也不存于将来的阶级相比，实在不乏大价值。因此，人们会认定俄罗斯的、法兰西的、德意志的民族到底是一个历史的整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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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比俄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无产阶级更具有真实性。但是，当人们作这种认定时，难道能这样提出问题和这样解决问题？
我以为，在某一特殊的历史阶段中，正是为着民族的生存，阶级问题也许比民族问题更尖锐，更急待解决。原来无人问津的民族生活中的阶级一体化的问题也许会重新提出来。阶级利益在客观实际中或许比民族利益更近人情。
在阶级利益中，也许更容易谈及人的尊严和个体人格的价值；而在民族利益中，大部分都是与人的生存毫无关系的普遍事物。
但在这里，人们常认可的还是，个体人格中的民族因素比阶级因素更深沉，因为，“我是一个俄罗斯人”比“我是一个贵族”更有分量。
民族主义的价值和社会主义的价值与此相关。这里，我不评判异教产物中的民族主义和基督教产物中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①如果不被虚伪的世界观扭曲，那么，它会显示出对人和人的价值的关注。民族主义却不关注人，它视客体化的集体的真实性为最高价值。其实，这项真实性纯属乌有，不过是抽象的原则而已。如果社会主义旨在促使人与人成为兄弟，而不像“民族的”那样，常把他民族作为豺狼，那么，社会主义就比民族主义更具有精神性。凡民族主义者都不关心他民族的生活，也不期待更加公正和更加人性的生活。民族主义一旦凯旋得胜，强大的国家就会统治个体人格，有产阶级就会统治无产阶级。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需要群体生活，需要以给定的民族性来作为群体内部的聚合力。当
①不指共产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主义。 ——原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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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这每每失败，而失败，又导向更巨大和更凶残的国家主义，更以豺狼的目光看待他民族。在民族－社会主义中，也许其社会主义因素更近人性，其种族因素和民族因素则更反人性。
民族主义不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对自己祖国、故乡和人民的爱。民族主义主要的不指涉爱，而指涉集体的自我中心主义、自命不凡、强力意志、暴力等。说实在的，民族主义纯属臆想出来的东西，充其量是一种意识形态。在爱国主义中没有民族主义。
民族的自我中心主义、自命不凡同个体人的这类东西没有任何区别，全都是恶和愚蠢。甚至，民族的这类东西其后果更具毁灭力。家庭的这类东西也比个体人的这类东西更能奴役人。即便是那些大思想家，也常常存有德意志民族的弥赛亚①式的自命不凡。
例如，费希特在这方面的观点就令人不能接受，甚至可笑之极。
个体人的恶和罪，一经客体化和外化而迁移到集体，便繁衍出更大的恶和更大的罪。
人民与民族的区别，人民的与民族的区别，这绝非仅限于术语。这从其它语系中也可得到证实。
与民族相比较，人民更是一项基本的自然的真实性，于其中存在着某种超理性的因素；而民族是历史与文明的复杂
①弥赛亚，源于希伯来文ｍāｓｈｉａｈ，原意为“受膏者”
，意即上帝派来的。
犹太人亡国后，纷纷传说上帝将重新派遣一位“受膏者”
来复兴犹太国。
此处用弥赛亚观念来指一种自大的民族主义。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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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同时也是理性化的产物。其次，人民指具有一定的统一形态和特殊的质的大多数人；而民族指统治人的那些原则和观念。也许可以说：人民是具体的和真实的，民族是绝对的和理念的。此处言及“理念”
，不带褒意，不指某一特定情景下的理念，而指人的本性在更大程度上的客体化和异化，即更大程度上的非人性化。另外，人民性具有反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而民族在深层次上更维系于国家，民族主义常倾向国家主义，常企盼国家强盛，常珍视国家甚于文化。
还有，人民建构习俗和风范，渴求在自身中传达自身；而民族垒筑凯撒王国，渴求在强国中传达自身。最重要的是，人民比民族更具人的真实性。
像法西斯这一类的民族主义，早已把民族的①自我形象丧失殆尽，早已不存有任何一点民族的②气息。它的生存即意味人民生活的极端理性化和技术化，也意味文化的灭绝。
一切现代的民族主义都不外乎套用这么一个模子：专政、由政治警察组成的机构、机械装备、处于高度运动中的各种组织。
德意志的民族－社会主义在未取得政权之前，它多少还含有一点人民性，甚至还反对国家组织和干预人民的社会生活，即反对为着联盟（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而拒斥公社（Ｇｅｓｅｌｓｃｈａｆｔ）。
但是取得政权后，在国家强大意志的诱惑和支配下，它的人民性便大大削弱，德意志的文化传统也因此被摧毁。
当然，这不足为怪，因为民族主义对精神文化从来不感兴趣，总是迫
①按一般人的理解，在这里“民族的”也含有“人民的”意思。
——原 注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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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最终总导向暴政。
民族是一个偶像，是奴役人的孽根之一。
人民在一定程度上更趋向于劳动，就像社会生活的基础更接近自然一样。但人民也可能被塑成偶像，从而成为奴役人的孽根。人民性是一种诱惑，极易接纳诸如“人民之魂”
、“大地之魂”
、“人民的自然力”等神秘形式。在精神和个体人格意识尚未觉醒之前，这也不失为原始集体主义的一笔遗产和体认。
人可能完全沉溺于这种自然力。
人民性是灵魂的，不是精神的。唯有作为生存的、意识的和良心的核心——个体人格，才能拒斥人民中的负面价值。个体人格凭藉精神和自由，攻克人民的自然力。人受人民的奴役，以至于发生这样的情形：当人类的儿子和上帝的儿子站在人民面前时，人民却叫嚷着：“钉死他，钉死他！”在这里，人民需要用自己的手杀死伟大的先知和导师。显然，良心的核心不能放置在人民那里。人民面对集体，会阿谀集体，会把人的个体人格拍卖给集体。那些判定人民性含有自己的真理的人，实在太虚伪。真理在个体人格之中，在质之中，在少数人那里。人民的生活唯有经由这种真理之光的照耀，才异于蜗房里的营造，才不再是幻象。必须谨防民族主义的救世主论调，这也是一种诱惑。这与基督教的共相主义是两码事。相信自己的人民具有使命，只能相对于人民的历史生存而言。
“民族的”与“人民的”常被混为一谈，公社与联盟也常搅混在一起。
“民族的”与“人民的”都受集体无意识和强烈情绪冲动的支配，都导向人生存的外化，只是“民族的”比“人民的”包含着更大程度的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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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须遏止世界的异己性，必须找到走出孤独的路径。
这种创造之举发生在家庭、民族性和民族的共同体中。一般说来，个体人不太直接感受得到自己隶属于人类，但在小范围内会有自己比较亲近的具体的圈子。个体人感受一代与一代的承接，感受过去与将来绵延一片，便常寄希望于民族的生命。人类并未脱出人的生存，它存于人之中，这是人类最大的真实性。人性与此项真实性相关。当然，民族也同样存在于人之中。民族的客体的真实性即是外化，即是客体化的产物。只是不同程度的客体化，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相近性、具体性、圆满性。
人类尽管显得邈远和抽象，但同时却携带有人性；而民族主义始终压迫人和个体人格，也始终压迫人类。
在那里，施行压迫的不是存于人之中的“民族的”自身的质，而是这项质的客体化。
“民族的”自身的质经由客体化，已转换成压迫人且高踞于人的实体。
“民族”和“人民”极易被尊为偶像，这一过程即是巨大热情的客体化。此间，人早已被它搅得昏昏然，即使最平庸和最愚蠢的人，也自信自己分领到了民族的和人民的圣光，会顿觉自己顶天立地。
这种奴役与诱惑之所以具有如此魅力，原因之一是它给了人以强烈的拔高感。
造一个崇拜偶像的奴隶，最有效的莫过于使他能感受到自己站在光芒四射的峰顶上。
当人失去人体人格，失去任何共相内涵的启迪时，客体化的各种奴役便乘虚而入，给予人以圆满实现的感觉。唯有个体人格凭藉精神的内涵，才能与客体化的奴役抗争。
“民族的”
无力抗争奴役，它会轻易败下阵来，这种情形常常可以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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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任何质的价值的群众那里看到。于是，“民族的”拼命地煽动人的那些负面价值的情感，如仇恨、仇视犹太人、仇视异民族。大凡被称为民族的问题，实际上总涉及这样或那样的争斗，总得不到公正的解决。
一切历史都是不公正的倒错。
民族性受不公正和暴力的铸造，这与铸造历史的贵族政体异曲同工。若要真正解决民族问题，必须否弃民族国家的主权神话。
“民族的”是民族国家的一个方面，是客体化的一个阶段；而民族主义则是特定阶段上的客体化的绝对化。
在这里，非理性的被理性化，有机的被机械化，人的质迁移到了非人性的真实性中。与此同时，像民族的和人民的进入具体的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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