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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9章

北洋军阀史话-第1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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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少数,大多数盟员对盟主的反对是越来越深了。
“大帅”驻节的徐州,有时成为政治避难所和各种各色政治野心家进行阴谋活动的“市场”。被北京政府明令通缉的帝制犯顾鳌、薛大可都被“大帅”聘为机要秘书。张勋还有电报邀请杨度、孙毓筠等全部被通缉的帝制犯都到徐州来,北洋派有关的下台军人政客如陆建章、阮忠枢、龙觐光等都被“大帅”礼聘为高等顾问。暗杀宋教仁的主犯洪述祖也在徐州做了“大帅”的座上客。9月27日,号称“文圣”的保皇党魁康有为应“大帅”的邀请,也到徐州来进行活动。
徐州由“中华军国”向前更迈进了一步,成为复活“大清帝国”的半公开活动场所了。因此,全国人民对徐州会议一致表示愤慨,南方五省督军也有通电加以斥责,黎一再促请段内阁制止督军团目无法纪的行为。
9月29日,北京政府才下了一道禁止军人开会干政的命令。命令说:
“近有少数之人,每囿一隅之见,或组众集议,凌轶范围,或隐逋逃亡,托言自固。甚至排斥官吏,树植党援,假爱国之名,实召亡国之渐。……若仍不顾大局,一意孤行,国法具在,公论胥存,本大总统为捍卫国家计,亦不能不筹所以善后也!”
这是北京政府敢于公开谴责各省军阀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但是同一天,北京政府下令解除了唐绍仪的外交总长,这就说明北京政府对制止军人干政是外强中干的。
同一天,段以内阁名义发表艳电(29日)说:
“近阅迭次通电,热诚所激,间有过情,道路传闻,并有约期集议之举。嗣后国家大计,诸公有所献替,幸其各抒所见,剀切直陈;其或关系重要,亦可专员来京申意。苟利于国,敢不拜嘉。至于逾轨之行,举非国家统一所利,诸公躬膺重寄,务乞以身率属,共济艰虞。”
这个电报把他们干涉国会、排斥阁员、威胁政府、图谋不轨种种不法行为说成是“热诚所激”,把公开举行的徐州会议说成是“道路传闻”,并且委婉其词地教导他们,只要干政不表面化而采取较为隐蔽的形式,仍是可以容许的。这个电报发表,就使制止军人干政的命令成为空文。
第二天,段另有卅电(30日)分致各师、旅长说:
“各师、旅长以治军为专责,于国家用人行政,自不应越权参预。近阅上大总统有电,竟有该师长等联名其中,殊背军人之义。各该师、旅长于整顿军队计划有所建言,尽可到部或派员陈述。至于私约会议,有淆听闻,甚非国家之利,宜切戒之。”
9月30日,段在国务会议上声明他并未预闻徐州会议。他说:
“当项城(袁)病情险恶的时候,张勋要带五千兵到北京来,我打电报警告他说,你如果敢于带兵到北京,我就派兵打你。同时我还电约华甫(冯),如果张勋敢于调兵北上,请他派兵和我的军队两面夹攻。”
北京政府对禁止军人干政发表命令后,那些“唯大帅之马首是瞻”的各省军阀纷纷电呈不再参加会议,并且撤回了他们派往徐州的代表。冠盖往来的徐州顿然呈现了人去楼空的冷落场面。张勋电问段,艳电是否出自总理本人的意志?回电说:“吾辈私交虽厚,公谊难容”。因此,张勋牢骚满腹地通电有关各省说:“去河北贼易,去朝廷党难!”尽管张勋的气焰被压低,徐州会议不能继续召开,但是帝制派、政治阴谋家和投机政客仍然十分重视张勋的军事实力,段的策士徐树铮仍然与他密电往来,梁启超也曾到过徐州。因此,张勋还敢于以个人名义继续发出攻击财政总长陈锦涛的电报。当国会提出关于徐州会议的质问案时,他还敢去电恫吓国会说:“部下健儿阅报后,群情愤激,拟入京面较曲直,然后待罪阙廷。”
民国6年1月4日,倪嗣冲和北方各省军阀代表到南京来向冯国璋祝寿。这一时期,北洋军阀常借各种酬应方法接触,祝寿便是其一。到南京祝寿的名单中,有段祺瑞的亲信:
徐树铮、靳云鹏、吴光新、曾毓隽、丁士源等。
此后王占元的五十二岁寿诞,倪嗣冲的50整寿,都是他们交换意见的机会。而北洋军阀们自冯国璋领衔的规劝电发出后,纷纷大做文章,什么“拥设论”、“国会不良论”、“责任内阁制论”。这一期间的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军阀们的“高见”。
6年1月7日倪嗣冲邀请到南京祝寿的代表们到徐州举行会议,这就是第三次徐州会议。国务院听说徐州又在开会,乃发出了三个电报,一致冯国璋,请他就近劝告各省代表取消这个会议;一致各省军阀,请撤回他们所派的代表;一致靳云鹏,劝其勿出席徐州会议并应迅速回京,其实,这次会议,段是暗中鼓励的,因段系要人都参加这个会议,同时因为一般空气都支持段,而段自己不愿意蒙受驱黎或者压迫国会的恶名,所以段希望借刀杀人,假手于一个老粗张勋。
1月9日徐州会议开幕第三天,决定了五点:一、请总统罢斥“佞人”;二、取缔国会;三、拥护总理;四、淘汰阁员;五、促成宪法。
这次会议是段的胜利,因为所有的决定都有利于段。而在这个期间,研究系领袖梁启超于1月5日抵北京,解散国会之说甚嚣尘上。研究系是个温和妥协派,现在他又和北洋实力派携手,正如民国2年进步党支持袁世凯一样,梁这次入京,对府院问题主张调和,他且以调人自居。黎对梁说:“政治上总统立于高拱无为的地位,我是可以做得到的;《约法》上陆海军大元帅之权,我是不能放弃的。”黎的意思是他可以不反对内阁制,而各省督军在《约法》上应受大总统的管辖,不应受内阁总理的指挥而为攻击总统的工具。
梁启超劝段在礼貌上对总统让步,有话尽好商量。段说:“我生平就是不会说话,不会敷衍人,不会应酬人。前天公府召宴蒙古王公的时候,我进府向总统一鞠躬,退出时又一鞠躬,筵席中我实在无话可说,这是多年生性。”
梁启超做调人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段的个性既不肯敷衍,又在实权上一点不放松,面子也不给黎,黎、段之间如何能够化戾气为祥和?

一○九、对德绝交
北京政府于6年3月14日正式公告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照会内容如下:
“关于德国施行潜水艇新计画一事,本国政府,本注重世界和平,及尊重国际公法之宗旨,曾于二月九日,照达贵公使提出抗议,并经声明万一出于中国愿望之外,抗议无效,迫于必不得已,将与贵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等语在案,乃自一月以来,贵国潜艇行动,置中国政府之抗议于不顾,且因而致多丧中国人民之生命。至三月十日,始准贵公使照复,虽据称贵政府仍愿议商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办法,惟既声明碍难取消封销战略,即与本国政府抗议之宗旨不符,本国政府视为抗议无效,深为可惜。兹不得已,与贵国政府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因此备具贵公使并贵馆馆员暨各眷属离去中国领土所需之护照一件,照送贵公使,请烦查收为荷。至贵国驻中国各领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员一律发给出境护照矣。须至照会者。”
黎元洪同时布告全国云:
“此次欧战发生,我国严守中立,不意接本年二月二日德国政府照会,德国新定之封锁计画,使中立国商船从是日起 ,在限定禁线内行驶,诸多危险等语。当以德国前此所行攻击商船之方法,损害我国人民生命财产,已属不少,今兹潜艇作战之计画,危害必更剧烈。我国因尊崇公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起见,遂向德国提出严重抗议,并声明如德国不撤销其政策,我国迫不得已,将与德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在我国深望德国或不至坚持其政策,仍保持向来之睦谊,不幸抗议已逾一月,德国之潜艇攻击政策并未撤销,各国商船多被击沉,我国人民因此致死者,已有数起。昨十一日据德国正式答复,碍难取销其封销战略,实出我国愿望之外。兹为尊崇公法保护人民财产计,自今日始,与德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特此布告。”
中国政府宣布与德国断绝国交同时,宣布收回天津和汉口的德国租界,解除中国境内的德军武装,停付德国赔款和欠款。对德国侨民则仍表示友好,在中国各部门服务的德国人一体留用,各地德国商人照常营业,传教士照常进行宗教活动。德国公使辛慈下旗归国时,黎元洪还赠给他许多珍贵的礼物。辛慈于3月27日过上海返国时,上海官方还派人到车站迎送,兵士举枪致敬,军队奏国乐如仪,一切礼节就和未绝交以前一样,正应了中国一句传统的俗语:“君子绝交不出恶声”。
中国和德国绝交之后,中国政府应该归还德国的赔款,以及欠款就都停止交付,把这些钱提存中国银行。荷兰驻华公使公然送来了一个照会,声称他受德国政府的委托,代管德国在中国的利益,中德并未宣战,中国政府不能适用对待敌国的办法,没收德国的利益和财产。英、法两国的驻华公使则要求将上述款项提存外国银行。
对德绝交令下后,黎元洪松了一口气,他认为对德的一篇文章已经做完了,可是在段祺瑞而言却认为这个问题只走一半的路,还有另一半宣战问题没有做。所以黎、段两人的恶化关系 ,并未因对德绝交而缓和,反而因此更为恶化。因为段认为对德绝交案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对德宣战案。梁启超首先发表《绝交后之紧急问题》一文以鼓吹对德宣战。可是,全国各地反对对德宣战的空气非常浓厚,3月13日康有为元电,3月14日张勋寒电,3月16日王占元谏电,都是一片反对之声。康电激动地说:“请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居然以伍子胥自居。上海商界联合会通电反对参战,全国各地商会纷纷响应。冯国璋于11日离京南返,也有电报来反对参战。段质问他为什么出京后与在京时的言论前后不符,他回答说,业经查明,反对参战的电报是由新聘秘书伍宪子拟稿发出的,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见。这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情。伍宪子是康有为的门徒,可能受了康的指使,怂恿冯反对参战,但是电报已经用冯的名义发了出去,又怎样能够说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见呢?
段祺瑞的本意也是为国家利益打算的,他之所以坚持对德宣战,是受了协约国必胜的影响,认为如果不参战,战后便分不到胜利的果实。各地军阀们反对参战,是因为怕一旦参战后,势必要抛弃了地盘、权位、财富和娇妻美妾,还要率兵远赴欧洲打仗,敌人又是最能打仗的德国陆军,所以军人们都和段唱了反调。黎元洪则是和段意气之争,他的左右告诉他的尽是不利于段的资料,这些资料也都是事实,所以黎对段的参战案便持反对意见。
段的“亲日”和“参战”是怎样形成的呢?
段亲日是受曹汝霖的影响,曹汝霖被称为新交通系领袖,他说服段的理由是:“英、美虽强而远,远水难救近火,袁项城外交失败在此;日本近而强 ,中国内政问题未有不得日本支持而能成功者。袁舍近图远,忽视日本而亲英,结果日本反对帝制,袁遂失败。”他这套理论似是而非,可是却打动了段。
后来,段听了日本公使一席话更受影响,日使说:“世界上任何国家,未有不安内而能攘外者。中国政府倘欲实现统一,日本愿借款和供给饷械,先成立模范军(注:就是后来的参战军)为中央直接之武力,借可作统一中国的力量。”段听了大为感动,他自认是袁世凯的继承人,始终没有放弃由北洋系统一中国的美梦。同时他也知道旧的北洋系已腐化到了极点,督军团只是摇旗呐喊,相互利用的工具,如果想以武力统一中国,既无可用之兵,又无可用之财。如今日本人打中了他的要害,愿意支持他武力建军统一中国,岂不是正中下怀。这就是段祺瑞亲日的原委。
至于对德问题,日本初是不赞成中国对德绝交的,因为中国这样做是尾随美国,日本颇有醋意,所以日本一再告诉中国如要和德国绝交,不必先谈条件。到了中国和德国绝交后,美国深感满意,认为中国这样做已经很够了,不必再进一步对德宣战,日本人获知美国意思,就反过来极力运动中国参战。日、美在中国的相对态度,正好像黎、段对德问题的态度一样,你赞成的我就反对,我赞成的你也反对。
黎认为对德问题只应做到绝交为止,反对采取进一步的宣战步骤。有一天,段邀请徐世昌、梁启超、王士珍等同到公府向黎讨论对德宣战的利害关系,并且请黎宣示其反对宣战的理由,黎说:“我对这个问题是没有成见的 ,但是我认为少数应服从多数,现在舆论界都反对宣战,我们不能不予以重视。”平日素以舆论权威自命的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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