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人物-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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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平津。华北人心震撼，广大群众和爱国学生纷纷要求国民党当局抗日救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张学良，命令陆军第二十九军迅即奔赴热河通往平津的咽喉——喜峰口，阻止日军前进。时任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的张自忠，被委任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他当即与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率一O九旅赵登禹部、一一O旅王治邦部、一一三旅佟泽光部分别由张家口、井陉县乘火车至通县，经三河、蓟县，星夜兼程，奔赴前线。
3月9 日，二十九军先头部队赵登禹旅在喜峰口寨附近与日军遭遇，迅即在喜峰口前孩儿岭制高点阻击日军。双方展开肉搏战，几处高地，失而复得，来回拉锯，争夺激烈。日军又用飞机、坦克、大炮猛烈轰击，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战况很快报到总指挥张自忠处，他又急令一一O旅急行军赶赴撒河桥，一一三旅赶赴滦阳城，增强第一线，这才稍稍稳住了战局。
10日傍晚，腿部受伤的赵登禹匆匆赶回前线指挥部，向张自忠详细汇报作战和伤亡情况。张自忠深感日寇武器精良，正面硬拼下去，对部队甚为不利。他建议应当根据部队装备差的特点，利用夜战近战战术，出其不意袭击敌人，以遏制敌人武器精良的优势。冯治安、赵登禹当即同意，决定采取迂回战术夜袭日寇。
赵登禹回到旅部后，于3月11日午后召开前线团以上军官会议，部署夜袭行动方案。赵登禹在会上说：“我们装备差，有兵无枪，有枪无弹，只有大刀和手榴弹，现在我们仅与敌寇对战两昼夜，就被敌机、敌炮轰炸得损失了两个团的精华，我决心绕到喜峰口敌人后方，痛痛快快与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叫鬼子知道我中华民族还有不怕死的勇敢军队。” 赵登禹一席话，道出了扭转局面的关键，赢得了会上军官们的响应和赞同。随后，大家研究了夜袭路线和联络信号，决定把第一线正面交给王治邦旅固守；赵登禹旅、董升堂团从左翼出潘家口，绕至敌右侧背，攻击喜峰口西侧之敌；一一三旅二二六团杨干营从右翼经铁门关出董家口，绕至敌左侧背，攻击喜峰口东侧之敌，形成东西夹击之势，以关门打狗。
当天黄昏，夜袭部队在当地樵民、猎手带领下，轻装上阵，踏着崎岖山路，披荆斩棘，从不为人知的山间小道悄悄运动到日军侧背。董升堂团于夜24时在小喜峰口北三家子、后丈子日骑兵营地用大刀、手榴弹歼灭日军一部后，又向后丈子以北地区攻击前进，与走外线的赵登禹旅取得联系，于是协同作战，赵登禹旅对付日军第二十七联队，董升堂团对付日军第二十八联队。骄傲、不可一世的日军怎么也没有想到中国军队竟然会在雪夜迂回袭击，丝毫没有防范，有的日军还在睡梦中，就已经做了刀下鬼，身首分家；有的穿着裤衩仓促迎战，也被大刀斩死。经过一夜袭击，中国军队用大刀杀死日军700余人，有效地遏制了日军对喜峰口及周边地区的攻击。
喜峰口大捷，是中国军队抗战以来取得的辉煌胜利，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和信心。从此，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威震四方，令日军闻之丧胆。20世纪30年代后期，音乐家沈默心根据二十九军喜峰口大刀歼敌的英勇事迹，谱写了一首激情奔放、铿镪有力的《大刀进行曲》，成为振奋民族精神、鼓舞抗日斗志的不朽之音。
长城抗战，由于张自忠指挥若定，调度有方，并多次亲率直属队、手枪营到第一线督战，而取得了胜利。当时张自忠就多次对部属说：“人生在世，怎么都是死，打日本鬼子死了，这才死得其所！只要有一兵一卒，就决心与日寇血战到底！”正是由于全军将士抱定必死的决心，致使日军遭到惨重失败。
第三部分：张自忠：血染洪山的抗日将领深明大义 临沂击寇
1938年春，日本侵略军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沿津浦铁路南北夹击徐州，然后利用中州平坦地势，发挥其机械化部队的威力，直扑平汉铁路，消灭郑州、武汉间中国军队，夺取武汉，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日军侵略攻势的核心是占领徐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同样看重这个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制定了以黄河、淮河为天然屏障的保卫徐州作战计划。可是，第五战区副司令韩复榘在日寇进攻面前毫无退兵之计，丢弃黄河天险，不战而退守鲁南，中国军队保卫徐州的计划被完全搅乱，只好临时调兵遣将，仓促应战。结果，第三军团长兼四十军军长庞炳勋部被日寇精锐部队、号称“铁军”的坂垣师团围困于临沂，频频向战区长官司令部告急求援。
临沂，鲁南重镇，距台儿庄90公里，为徐州东北之门户，如果临沂不保，日军则可由青岛直趋台儿庄、徐州，威胁陇海、津浦两路之安全，战略地位至关重要。李宗仁接到求援后，一面令庞炳勋“坚决保卫，拒敌前进”，一面令张自忠率五十九军北上临沂，援助庞部作战。
李宗仁虽然下达了上述命令，可心中仍存顾虑。原来，张自忠与庞炳勋皆冯玉祥部属，在1930年蒋冯中原大战时，因庞炳勋倒戈反冯，并突袭张自忠师部，张险遭不测，彼此积怨甚深。李宗仁由此想到张自忠会不会见死不救，或者落井下石呢？他赶紧将张自忠召来，诚恳地劝慰道：“你和庞炳勋有宿怨，我甚为了解。不过以前的内战，不论谁是谁非，皆为不名誉的私怨私仇。庞炳勋现在前方浴血奋战，乃属雪国耻，报国仇。我希望你以国家为重，受点委屈，捐弃个人前嫌。”
没等李宗仁继续往下说，张自忠以军人独有的语言答道：〃绝对服从长官命令，请长官放心！〃随即，张自忠引领人马，一昼夜急行军180里，于3月12日黄昏到达临沂西郊。庞对张前来增援十分感激，和先一天到临沂的战区参谋长徐祖诒亲自出城迎接，一同商议退敌之策。庞炳勋带着商量的口吻建议道：“第三军团原有五个团，现在只剩下三个团的兵力，可否请荩忱兄接替城防，第三军团沿沂河西岸戒备，待敌决战？”
张自忠听后暗自吃了一惊，号称第三军团，只剩下三个团的兵力，与精锐的坂垣师团决战，岂不是以卵击石！但他首先表示无论怎么决定，一定遵照命令执行，并进一步建议说：“应以攻为守，与其待敌进攻，不如由五十九军主动向敌侧背出击，以解临沂之危。”
在提出了以攻为守的战略部署后，张自忠立即召集全军营以上军官开会部署战斗，他对大家说：“我军在喜峰口、北平、天津、淮北等地，已经先后和日军交战多次，只要我们能充分发扬我军善于近战、夜战的长处，根据现有条件，集中使用轻重武器，就一定能够打败这个蛮横不可一世的坂垣，为中华民族争光，以尽到我们军人保国卫民的天职。既是战死疆场，虽死犹荣。”
庞、徐虽然同意张自忠建议，但又认为五十九军行军疲劳，应该休息两天再向敌人发动进攻。张自忠却坚持说：“兵贵神速！面对现代化装备的坂垣师团，必须利用夜战近战才能见效。应打破常规，提前行动。”最后，三人商定3月14日向敌人发动反击。
张自忠领受作战任务后，于13日夜率领五十九军迅速强渡沂河，14日拂晓向日军发动猛烈反击。五十九军虽然经过长途行军，仍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入到坂垣师团的右侧背。 日军没有料到困守临沂的第三军团，竟会抽出兵力越过沂河袭击他们坚固的防线，更没有料到出现在他们防线之前的是五十九军的增援部队。在五十九军的猛烈攻击下，庞军防守部队乘机反击，两军前后夹攻，坂垣师团腹背受挫。经过几昼夜激战，日军全线溃退。乘胜追击到汤头附近的一一四旅，于17日夜冒雨徒步涉过沂河，趁日寇沉睡之机突然袭击，将其打得落花流水。此后，日军又组织兵力反扑，经过三次拉锯式的白刃肉搏战，击溃了汤头的日军，敌人残部向莒县逃窜，解了临沂之危。此次战斗前后三天击毙日军4000余人，五十九军伤亡也在6000余人，全军第一线作战部队中，营长伤亡达三分之一，连排长则全部易人，可见战斗之残酷。16日，战区参谋长见五十九军伤亡惨重，命令张自忠率部后撤，但是张自忠要求再战一昼夜。他下令营团长全部到第一线指挥，师旅长到团指挥所，军长也亲临两师前线。黄昏时分，先以猛烈炮火向日军轰击，然后所有指战员投入战斗，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一时喊声震天，激战至17日凌晨2时，号称铁军的坂垣师团被打得一败涂地，向临沂以北逃窜。
3月2O日，五十九军留下一个旅配属庞炳勋指挥外，主力奉命向费县集结，准备侧击滕县附近之敌。28日，坂垣师团调整补充，又猛攻临沂。五十九军再次奉命复援临沂。29日，张自忠在给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去电中称：“职军两日以来伤亡2000余人，连前此伤亡达万余人。职一息尚存，决与敌奋战到底。”张自忠亲率部队三渡沂河，与日军鏖战七个昼夜，终于击溃日寇劲旅坂垣师团，毙伤日寇3000余人，击毁敌机1架、坦克6辆。临沂之战歼灭日军精锐部队过半，阻止了日军向台儿庄、枣庄前线增援，彻底粉碎了日军将坂垣、矶谷两师团在台儿庄会战的计划，并使台儿庄右翼阵地得到巩固，为台儿庄大捷奠定了有利的基础，造成台儿庄血战时矶谷师团孤军深入而被围歼。而临沂一役之所以取得胜利，也正如李宗仁所说：“若非张氏大义凛然，捐弃前嫌，及时赴援，则庞氏所部已成瓮中之鳖，必致全军覆灭。”张自忠的功绩由此可见一斑。临沂之战后，张自忠被提拔为第二十七军团司令官兼五十九军军长。
第三部分：张自忠：血染洪山的抗日将领会战枣宜 壮烈殉国
1940年5月初，日军由河南信阳、湖北随县、钟祥分三路西窜，企图与南下日军会师枣阳，消灭襄河以东的中国军队主力，减轻对武汉方面日军的威胁，进而掠取宜昌，叩击重庆大门，以胁迫重庆政府接受亡国的和平条件。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令右翼兵团总司令、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部东渡襄河截击日军。
接受命令后，张自忠在师旅长会上说：“我们奉令守住这条线，我们就决心在这条线上拼，与其退到后面也要拼，我们就不如在这条线上，拼得有价值、有意义。不奉命令，决不后退。万一不幸而拼完了，我与弟等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四万万同胞。”5月1日，他在给部属将官的信中写道：“看最近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要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在给其他友人的信中也表示：“趁未死之前，决为国家民族尽最大努力，不死不已，以必死之决心与倭寇相周旋。”可见，张自忠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立下了为国捐躯的雄心壮志。
张自忠接到渡河截击敌人的命令后，将四个师的截击部队分为两纵队，已在襄河东面的左纵队分别向钟祥、官桥以北截击，右纵队由肖市渡河，经南瓜店向北截击。截击行动开始不久，部队连续报告战况不利，伤亡较重，张自忠焦灼万分。5月6日晚，总部召开会议，分析前线战况，张自忠感到国家正处危难关头，截击任务紧迫、艰巨，自己作为指挥员，应该身先士卒，马革裹尸，才能得到良心上的安慰。他在会上提出：“我明天过河去督战。”大家认为总司令应该坐镇统一指挥，但张自忠仍决意过河，并将总部事务交由副参谋长刘家鸾负责，嘱其有特殊重大事情，可与副总司令冯治安商量。当晚，张自忠给冯治安留下了这样一封信：因为战区全面之关系及本身的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团、179团取得联系，即率该两师与马师，不顾一切与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团、38团取不上联络，即率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别，不得而知。”
张自忠留下这封信后，于5月7日凌晨带领总部人员及直属部队，经肖市渡河，与马贯一的七十四师会合，迅即与北窜之敌遭遇，展开激战。后又奉令摆脱当面小股敌军，截击南下之敌。其间李宗仁曾电告张自忠，既为数军指挥员，不可亲临第一线，要他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