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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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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居正执政晚期,被人诟病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亲属谋私与纵容奴仆。

张居正共有六子,即:敬修、嗣修、懋修、简修、允修和静修。他对大的三个,期望很高,督促他们走科举一途。其中懋修才学最高,张居正视其为“千里驹”。大明的规矩,大臣在建功或考满后,可以“荫子”。“文荫”,是其中一个儿子可以进国子监读书,毕业后任尚宝司丞、尚宝司卿。“武荫”可做锦衣百户、千户,再升指挥同知。这也算是仕途,但不能升到大学士和尚书。

张居正希望儿子当中也能出“国器”,逼迫兄弟三人走乡试会试的正途。

万历二年,他的长子张敬修会试落第,这是考官没有买他的面子。张居正为此恼恨,竟决定当年不选庶吉士,为此朝中曾有不少议论。万历五年,三子张懋修因前一年乡试没过关,只有长子张敬修、次子张嗣修进京参加会试,张敬修仍落第,但张嗣修中了二甲一名,由皇帝拔为一甲二名,也就是榜眼,世人大为惊讶。万历八年,三子张懋修终于及第,且中了一甲一名,状元是也,张敬修也中了进士。一门两中,天下大哗。

张居正为了儿子的前途,没少使用暗箱功夫。万历八年张敬修和张懋修考进士的策论,都是枪手何洛文代笔的。何因之被授以礼部侍郎,同僚皆鄙视之。

张居正为子弟上进,不惜科场作弊,朝中权贵纷纷效仿,带坏了科场风气。时有张四维、申时行、吏部尚书王国光、侍郎王篆的儿子也都陆续科场得意。

正直之士,也有不买他帐的。大名士汤显祖年轻时文名就甚高,时人多仰慕。张居正想让自己的儿子才学上有所上进,便广搜海内名士,以作为儿子的朋友。他听说汤显祖和沈懋学素有才名,就让儿子们去交结。汤显祖断然拒绝,而沈懋学则应允了,后沈与嗣修一同进士及第。汤显祖的清介,为当时士林所称道——宁可穷困潦倒,也不去做豪门的点缀。

大清官海瑞此时正致仕在家,也听到了各种议论,便写信给担任会试总裁的吕调阳,希望他“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张居正)。”(《与吕调阳书》)

琼州至北京,不下六千里,身在海隅的一个闲人都能听到传闻,可见此事议论之广。

张居正如此做法,受到后世谴责。一直到万历中期,还有人指出,国初以来科场基本公道,自张居正始,“公道悉坏”,士人“至今唾骂未已也”(王世贞语)。











到万历十六年的时候,王锡爵当辅臣,儿子在顺天乡试中第一,再次引起轩然大波。从那以后,辅臣当国的时候,儿子不允许应会试,就成为了一项制度。

辅臣是国家的最高管理者,一不应让子弟占尽国家的便宜,二不应为下僚做出负面榜样,避免诱导投机心理,三不应背负不忠诚的污名,失信于天下。大明的君臣在这上面总算吸取了一点教训。

张居正纵容家奴游七,也是令士人非议的一件事。

游七是张居正的心腹家奴,相当会看脸色行事。张居正任首辅后,游七背倚大树,“势倾中外”。众官都争相巴结,托他在张居正面前美言,因此而得美差的比比皆是。宫中的小太监、朝中的言官,都热心与他交结,相互称兄道弟。一二品的大臣见他,也都客客气气称之为贤弟或者“楚滨先生”。边防将帅甚至也有出自他门下的。

游七不过是个“苍头”,奴才的大领班而已,何以嚣张至此?皆因晚年张居正生活日渐奢糜,据说也有包二奶之类的嗜好。能办此类事的,非游七莫属。此外最要紧的,是在权力之争中,游七是他最重要的耳目与信使。张居正令游七与冯保的心腹徐爵结为兄弟,冯、张之间的一些密谋,就由这两个奴仆来传话。

当然,此辈并无长技,倚靠主子的威势张扬跋扈,结怨甚多。主子一倒或者一死,政敌们也饶不了他们——往往叫他们死得最为难看。

执政后期的自我膨胀,使得张居正在处理与万历的关系上,也缺乏应变,过于执拗,从而埋下了身后名毁的伏笔。

万历初年,小皇帝还是一个孩子,受制于“铁三角”的严密控制。他是一个很乖巧的少年,并不想试图去冲破这牢笼,反而设法讨张居正的欢心,以换得稍宽松一些的环境。

万历即位之初,他的男保姆——“大伴”冯保自恃拥护有功,对他约束得相当厉害。小皇帝稍有不轨,冯保就会去报告李太后。太后管束万历是出了名的严厉,常因小过失而“切责之”,而且总是要说:“假使张先生知道了,怎么办!”(《明史》)

张居正和冯保都不过是臣子,在皇权制度下,如何能约束得了皇帝?所以关键的因素还在李太后那里。中国的人伦,在某些时候要大于皇权。李太后是在用母权压制着皇权。“铁三角”如果没有李太后做实际的支撑,很难想象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但是在万历大婚以后,权力结构有所变化。李太后按祖制要退出乾清宫,回她的正地方慈宁宫去,不能再以母亲名义与小皇帝同住了。

而且大婚也标志着小皇帝已是成人,太后不能再干政。

李太后的退出,使张居正成了唯一能管束住万历的人。这就使以往并不明显的君臣权力分割的问题凸显了出来。

以前是以臣诲君,以君谀臣。李太后退出政坛后,也还一时没有变。但这个“权柄倒持”的格局,就不免显得有些怪异了。








据韦庆远先生研究,以万历六年二月皇帝大婚为界限,万历性格中贪财好货、怠惰嬉游的一面有所爆发,而张居正也对是否能把万历史培养成一代圣君逐渐失去了信心。两人关系的蜜月期,实际已经结束。表面看来仍是一样,却已从原来的心甘情愿,变成了不得不然。

韦庆远先生还发现一个大可玩味的历史细节,在万历六年一月底,皇帝大婚前夕,张居正不无忧虑地给已经搬到慈宁宫的李太后上了一道密奏,请求太后立刻搬回乾清宫,“看守”到二月十九日册封万历原配王皇后之后,再搬走。他提出的理由是“皇上独居乾清宫,朝夕供奉左右,不过宫人内使,万一起居欠谨,则九仞之功,隳于一篑”云云。什么“起居欠谨”?这无人管理的10多天,能发生什么事情。张居正有难言之隐,韦先生也没明说。其实就是他怕太监唆使万历去找“小姐”之类。这样的事,以前肯定发生过。

联想到张居正归葬前向万历辞行时说的话:“皇上大婚之后,起居饮食,一定要小心。这是第一要紧事,臣为此日夜放心不下”,万历被太监怂恿着胡来的事情,肯定发生过不止一两次了。

大婚后,万历从伦理上解脱了一个最大的枷锁。

婚后第四天,他便首次下了求财诏书,要户部和光禄寺各拿十万两来给他用。尝到甜头后,趁张居正回乡葬父不在,又要两部寺添加。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光是看中了有钱的户部和光禄寺,还从马政和治河专款那里刮钱。朱东润先生说,万历贵为天子,但毕竟是“小农的外孙”,贪财的毛病似乎有遗传。一次,还曾发奇想,要铸铜钱一亿文给自己花,被张居正坚决顶住。

这类事情,直到张居正临死前一个多月还在发生。

张居正频繁的阻谏,必然使万历在行使至高无上的皇权时,有严重的受挫感。尽管他最后也往往妥协,但反感之心恐怕早已有之。

万历八年十一月发生的一件事,给万历与张居正的关系上蒙上了阴影。正史上一般都说,这件事是两人关系开始恶化的导火索。

事起乾清宫的两个执事太监孙海、客用,两人跟万历的关系十分亲密,好得跟穿了连裆裤子一般。他们无甚能耐,也就是无赖泼皮的那个素质,为讨好万历,就常引导万历玩拳弄棍。几个人小衣窄袖,在宫中走马持刀,一副好兴致。两人又屡次进奇巧之物给万历玩,深得万历宠幸。冯保自诩是个知书达礼的人,愿意让皇上多习文,对两个家伙极为反感,经常责骂甚至体罚两人。

孙海、客用受责不过,便伺机报复。一天晚上,两人又引诱万历喝酒,喝醉了以后带剑夜游。

万历身边有两个小太监是冯保的养子,孙海等就用语言激怒万历,唆使万历将两个小太监打成重伤。然后骑马到冯保的住所外,隔着门大呼冯保之名,一顿乱骂。

冯保被惊醒,大为惊恐,忙嘱咐仆从用大石将门顶住。










次日,冯保立刻将此事报告给李太后。

李太后就指望这么一个出息儿子呢,闻言大怒,脱去盛装,换上了青布袍,头上的装饰也不戴,在宫中散布说:要召集阁部大臣,告谒太庙,废掉万历,另立万历的弟弟潞王为帝。

万历知道后,吓得魂飞魄散,连忙赶去向母亲请罪。李太后在盛怒之中也没有好话,大声训斥道:“你以为天下大器就你一个人可以承当?”

太后遂命冯保拿来《汉书》,找出《霍光传》让万历自己念。当念到“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承宗庙状”一句,万历不寒而栗,泪水夺眶而出。

李太后问道:“看明白了吗?皇帝的废立,古即有先例。来人,去召潞王来!”

万历知道这回闹大了,只好跪在地上痛哭流涕,求饶的话说了一箩筐。

太后消气了后,万历赶紧把孙海、客用逐斥出宫,贬为南京孝陵卫“净军”。所谓净军,是太监里最低的一个等级,也叫值殿太监,是专门负责清扫卫生与种菜的。

万历从此恨透了冯保。这一刁状,告得太毒,险些闹掉了老子的皇位!但表面上,仍给冯保写了个宣谕帖子,也就是悔过书。不过这悔过书里,言辞却略带讥讽,埋怨冯保不应越级告状。

第二天,万历还迁怒于张居正,他问:“昨天朕有亲笔帖子,你看了么?孙海、客用乱国坏法,发去南京种菜了。先生等既为辅臣,就该谏朕,教朕为尧舜之君,先生也为尧舜之臣。”

这是在埋怨张居正事先没提醒他,不要闹得太过。

伺候这样的混蛋君主,也真是不易。这哪里能成尧舜,不成纣桀老百姓就要烧高香了。张居正耐着性子看完万历的御笔悔过书,写了一道《请汰近习疏》,解释了他之所以事先没管的缘由。

张居正说:此前他曾经问过负责宫中与内阁联系的文书官,是否有皇上夜游事,文书官答:“并无此事。”因此以为是谣言,也就没有深究。而后,他笔锋一转,说到了实际问题。

他说,现在圣母及时教诲,是好事。希望皇上把司礼监孙德秀、温泰、兵杖局掌印太监周海等,也一并开掉,他们的罪也不在孙海等之下。

张居正在奏疏里开的这个名单,自然是冯保授意的,否则外廷的人哪里知道宫中的猫腻。

万历心里苦啊:娘的,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他不敢坚持,只好将所有冯保看不惯的,通通打发走了事。

事后,太后又令张居正替万历写“罪己诏”,向内阁认错。张居正代写的罪己诏用词太过贬抑。《明史》载,万历那年已经十八岁,看过拟好的诏书后,“内惭,然迫于太后,不得不下诏”。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史家们都认为,张居正写的这两篇东西,对他和万历之间的关系影响甚大。

《明史》与其他史书上都说,就因为此事,万历心里颇怀恨冯保与张居正。

此说应该不谬。

 







这确乎是一个转折点。

在此之前的任何文字记载上,基本没有两人之间有裂隙的迹象。在此之后,君臣两个在观念与处理问题的主张上,常有抵牾。

此后有一次,讲读完毕时,万历兴致不错,挥毫为阁臣题字。忽然,他用笔饱蘸墨汁朝冯保甩去,把冯保大红的衣服甩满了墨迹。冯保惊呆了,在一侧的张居正也脸色大变。万历没事一样,写完了字后,扬长而去。

他以这种方式,表示了内心的愤恨。

万历在内心世界里,与张居正、冯保已渐行渐远。

于慎行认为,“江陵之所以败,惟在操弄主之权”(《谷山笔麈》)。对万历束缚太过,导致万历“心已默忌”,所以后来一遇机会,就爆发了出来。

这种管制与反管制,从本质上说,还是相权与皇权的冲突。万历的皇权弱小,张居正的相权强大,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由他代行了皇权,这是特定背景造成的。一旦皇帝要求收回皇权,冲突就会开始——哪怕张居正一贯做得完美无缺。

张居正此时的境况确实相当尴尬,他既认为“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必须坚持,同时也察觉到了万历与他之间在政权理念上的巨大差异。最令人沮丧的是,让万历成为尧舜之君基本没有可能了,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充当监护人?

是坚持,还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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