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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永乐大帝-朱棣-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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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所说的是取财有道,不能过分掊克,以致伤民之心。然而财自何来,只有一途,那便是发展生产。因而,历代统治者无不把农业水利工商置于要务,不如此,则无以立国。

永乐二十二年间,明朝政府为国计民生花了大量的功夫,如移民屯田、发展军屯、治理水患、蠲免赋税、赈挤灾民等等,都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止。

(3)制礼作乐 明刑弼教

礼、乐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发挥礼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因而致力于制礼作乐。朱棣在《圣学心法》序中说:

夫礼者治国之纪也;乐者,人情之统也。是故,先王制礼所以序上下也,作乐所以和民俗也。非礼则无以立也,非乐则无以节也。教民以敬,莫善于礼,教民以和莫善于乐。

礼戴着公正的面貌,维护着不平等的秩序。不用武力,不借刑罚,就使臣民各安其位,的确是个极妙的方法。乐,其实有着两重作用。其一,乐包含着礼的成分。不同的阶级、阶层,所用之乐是不同的。不同的阶级、阶层,应该安于礼制的规定,享用本等级的音乐。其二,乐的精神是和谐,它与纷争、紊乱相反,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使之归于安宁温良。

然而,礼乐的约束力毕竟是有限的,因而仅凭礼乐是不够的。如果人臣不安于礼乐制度的约束,他们可能随时冲破行为规范,打乱现存秩序。为使人臣安于现行制度之内,教化是最重要的手段。朱棣在《圣学心法》序中说:

道德仁义,教化之源。善治天下者,以道德为郛廓,以仁义为干橹,纳民于道德,不动声色而天下化。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也。

这里所说的道德仁义,已经不完全是一种道德观念了。它包含的主要意思,应该理解为自上而下地自觉地维护现存秩序,安于现存秩序。只要教化普及,天下臣民就会“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为人君者则会安然稳坐其位。

在《圣学心法》中,还有所谓别内外、正名分,也应与礼教、德化作同等观。关于正名分,朱棣说:

圣王之于天下也,不使卑逾尊,贱陵贵,小加大,庶先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得其所而礼义立。孔子论为政,必先于正名,春秋纪王法,必严于谨分。治天下者必明乎此,则君臣正,父子亲,夫妇别,长幼顺。上以统下,大以维小,卑以承尊,贱以事贵,则朝廷之义明而祸乱之源塞矣。

《圣学心法》本是专门为皇帝用的教科书,却于“君道”之外还列述了“父道”、“子道”、“臣道”,其目的都是要将整个社会纳入所谓礼教德化的规范之中。

然而,只有道德礼义仍不足以治国。对于那些胆敢逾礼制、违背道德破坏现存秩序的,则要约以法律,施以刑罚。这被朱棣称做“明刑以弼教”。他说:

刑者圣人制之以防奸恶也,使民见刑而违罪,迁善而改过。是故,刑虽主杀,而实有生生之道焉。何也?盖禁奸革暴,存乎至爱,本乎至仁。制之以礼,而施之以义,始也明刑以弼教,终也刑期于无刑。

既然刑不过是用以弼教,所以它不是主要的治国手段,因而用刑法要有节制,以之起到威慑作用,从而使人不敢犯法,终至不用刑法而天下治。

他眼见历代暴君丧身亡国的教训,谆谆以慎刑告诫子孙,切不可过于苛暴:

至若秦隋之君,用法惨酷,倚苛暴之吏,执深刻之文,法外加法,刑外施刑,曾何有忠爱恻怛之意?杀人越多而奸愈作,狱愈烦而天下愈乱。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曾未旋踵而身亡国灭,子孙无遗类。是皆可为明戒。

历代统治者总喜欢把自己妆扮成仁义贤明的君主。其用武,曰为止戈,曰解人于倒悬,拯人于水火,其杀人曰有“生生之道”。即使淫刑滥杀,也绝不承认苛暴。然历史事实教训了他们,滥施刑罚会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从而失掉宝座。中国历代主张行仁政的政治家,对此是一脉相承的。

统治者的反省反思,以至于其节制刑罚,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百姓有多深的感情,他们的出发点在于维护其宝座的稳定。

4.养士择贤听谏纳言

君主以一人临天下万民,虽全智全能也不可能事事躬亲。君主之能在于用人。因此,养育人才、选拔人才便成了历代有为君主、政治家重视的问题。朱棣说:

致治之要,以育才为先。……苟不养士而欲得贤,是犹不耕耨而欲望秋获,不雕凿而欲望成器。故养士得才,以建学立师为急务也。

任人之道当择贤才,择之审则用之精,……取之至公,用之至当,不以私昵而妨贤,不以非贤而旷官。故善用才者,如百工之用器,各造其宜而已。……

佐治理者,必出众之才。知其果贤矣,听之勿疑,则可以养其忠亮。授之以事,则可以责其成功。夫贤才在位,则不贤者远,官皆称职,而庶事咸康。

这里,朱棣提出了几项主张:1.致治须资贤才,贤才须养之而成,故育才须从建学立师为急务。2.任人当择贤才,择贤才当取之至公而用之至当。3.用人果贤,听之勿疑,官皆称职,庶事咸康。

但是还应该补充一条,即君主要使士为己用,必须待之以礼,否则将不会得士。朱棣说:“人君之于臣下,必遇之以礼,待之以诚,不如是则不足以得贤者之心。夫君不独治,必资于臣。敬大臣非屈己之谓也,以道在是而民之所观望者也。是故,待下有礼,则天下之士鼓奋而相从。待下无礼,则天下之士纳履而远去。”

在中国古代,士是一个独立的阶层,它可以为君所用,也可以不为君所用,关键要看君所实行的是什么政策。即以明初言之,其时文人多有不出仕者。清人赵翼说:“盖是时,明祖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 因而朱元璋竟然规定了“不为君用”的法律。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拒绝与明廷合作。 有鉴于此,历代开明的统治者和政治家,便提出了礼臣下的观念。礼臣下并不是朱棣的发明。

在君主制社会中,虽然君主是政治生活中的主角,但大多数政务却有赖于臣僚去完成。君与臣是一对矛盾,不仅在权力分享上,也在治国方略之异同上,他们常会发生冲突。是出于公心还是满足私欲,是立足于长治久安还是只顾眼前安乐,往往是他们冲突的焦点。作为君主,如何对待臣下的意见,作为臣僚,如何“辅佐”君主,是又一个为历代政治家注重的问题。按照中国的传统,纳谏、听言是君主为人们所称许的美德。不畏威暴,敢于谏诤,则是臣僚应尽之责。在《圣学心法》中朱棣说:

人君日理万机,事难独断,必纳言以广其聪明,从善以增其不及。虚心而听,不恶切直之言。宽大有容,以尽謇谔之谏。苟不谦己和颜,以接群言,则臣下虽有直言,不敢进矣。故听言者国之大福也。众言日闻则下无蔽匿之情,中无隐伏之祸,而朝廷清明,天下平治矣。

纳言之要,在于虚心约己,倘有自用,必不得言。另外,人君居高临下,若不和颜下士,则人亦有言而不敢进。但君主之纳言,目的仍在消除祸患,长治久安。

那么,何者可亲,何之可斥?何言可纳,何言可拒?朱棣提出了公正的原则:

夫言有似是而非,貌有似真而伪,人君不可不辨也。君子处心公正,表里如一,小人则用情私邪,险陂倾侧,当审其邪正,慎其用舍。……然自古忠邪难辨,惟明君则能识之。

他批评了那些“庸主”、“昏主”之所为,必然终至败亡:

若夫庸主则不然,好谀而喜佞,拒谏而饰非,恣其志之所为,极其心之所欲。享重禄者,固荣而保位,居下僚者,惧罪而畏诛。缄默不言,耳目壅塞,俱蹈败亡,可胜惜也!

惟昏主则不然,以聚敛者为足以称其欲,巧佞者为足以悦其心。胶固而不移,纠结而不释。如是则忠正者不得入,小人进而君子退,欲国不危,岂可得也?

纳谏亲贤说在中国是有传统的。

朱棣以明君自许,他要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

我们可以看出,朱棣的治国理想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摒弃了“申韩刑名术数”,全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政治学说的“敬天保民”的思想。其核心,不仅承认天命,鼓吹天人感应,而且重视人。人君要行仁政,要保民如赤子,以天下人心之好恶为取舍。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主举贤纳谏,人臣礼乐和谐。整个社会应是一个以道德、礼教相约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秩序的社会。可以说朱棣的治国理想便是儒家的政治理想。

五、贤君?暴君?

但是,以上我们看到的仅是朱棣的言论,它既是说给子孙听的,更是说给天下臣民听的。他希望子孙之承业者可以长治久安,也希望借此把自己描绘成贤君圣主。然而,他是否真的按他所说的行事呢?事实证明,朱棣对他所宣称的信条并不总是严格恪守。他有时是随心所欲,有时甚至是干脆背离了他宣称的信条。

先说敬天法祖吧。朱棣本为藩王,乃朱元璋的第四子,并不具备继承皇位的资格。事实上,他的父亲确也按照“天命”将他的长兄朱标立为太子。懿文太子死后,又立其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如果朱棣安于天命、遵奉祖训、谨守礼法,便不会导演出靖难那一幕戏剧了。然而他无法抵制皇位的强大诱惑力,由于他镇守边塞、节制诸军而养成的实力更增强了他的信心。他终于突破天命和礼法,要自己去改变既降的命运了。

经过三年多的征战,朱棣取得了胜利。将入南京金川门时,编修杨荣拦马问道:“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朱棣恍然大悟,遂先谒孝陵然后再入城即皇帝位。 从这些事都可以看出朱棣既不相信天命,也不敬祖宗。他的谒陵不过是做个样子给天下臣民看的。敬天、法祖都不过是驾驭天下的工具而已。因此,清代史学家谷应泰说:“至若司马之心久暴于路人,齐鸾之谋早形于咨议,乃犹南向让三,连章劝进者。欺天乎?吾谁欺也!”

然而,朱棣又非宣称自己是上承天命不可,不如此,则不足以制天下。我们不妨再回过头来看看朱棣精心炮制的即位诏:

朕荷天地祖宗之灵,战胜攻克,……诸王大臣谓朕太祖之嫡,顺天应人,天位不可以久虚,神器不可以无主,上章劝进。朕拒之再三而不获,乃俯徇舆情,于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

朱棣不一定真的相信天命,但以当时人的认识水平,对于能以一隅之兵在短短三年之内便赢得天下的原因无法说清楚,他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上天眷佑朱棣,朱棣本人也难免产生这样的幻觉。当然,朱棣更希望天下臣民都相信自己的得位是由于天命,他不能超出历代以武力、智术夺得天下的君主的思维模式,要借天命来宣传自己上台的合理性。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进一步了解朱棣的天人观。比如朱棣虽然宣传天人感应,但是他对“祥瑞”等迷信却是不尽相信的。永乐二年七月庚申,山东临清县奏野蚕成茧,且进献野蚕丝二十六斤。这被人们看做是上天所降之祥瑞,是皇帝有德所致。礼部尚书李至刚请率百官朝贺。朱棣曰:“野蚕成茧亦常事不足贺,使山东之地野蚕尽茧,足以被其一方而未能遍及天下,朕之心犹未安也。朕为天下父母,一饮一食,未尝忘之,若天下之生民皆饱暖而无饥寒,此可为朕贺矣。”乃止。 朱棣的期望很高,以福被天下为念,其头脑还是清醒的。其他,如臣下奏献瑞麦,朱棣斥为“谀佞” ,臣下奏贺柏树生花,朱棣斥为“世所常有”,“何益于用,何利于民”, 民献嘉禾朱棣称“但得四序协和,四海康乂,黎民衣食给足,即是国家之福。一物之异,皆偶然耳,何以贺为” 等等,都表现出朱棣对于“祥瑞”的态度。

下面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不妨录之如下:

永乐七年八月甲子,山西代州繁峙县献嘉禾凡二百七十九本,行在礼部尚书“请率群臣上表贺”。上曰:“……今苏松水患未息,近保定、安肃、处州、丽水,皆雨雹,浑河决于固安,伤禾稼。且四方之广,尚有未尽闻者,不闻群臣一言。及弭灾之道,而喋喋于贺嘉禾,谓祯祥圣德所致。夫灾异非朕所致乎?

朱棣能很清楚地看到四方的灾害,不忘以生民为念,特别他不欲闻祥瑞之贺,而把灾异与自己的行政相联系,又从而对自己有所警戒,对群臣有所训谕,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朱棣的拒绝之下,群臣仍喋喋不休地以祥瑞为言,固然群臣为讨好朱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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