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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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三章 人间“天堂”（1958～1965） 二、大饥荒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的豫北迎来了连续两个大丰收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出奇的好。但是棒劳力都去“大炼钢铁”、“大修水利”了，“大办粮食”的任务就落到我母亲这个七岁的孩子和外公的父亲（「注」外公的父亲时年已经接近七十岁了）这样的老弱病残头上。可这样这些老弱病残能有什么力量呢？况且，在干部们的重压之下，还必须赶“进度”、追求所谓的“提前××天完成指标”、“收割放卫星”，于是就胡乱收割，甚至有些地块根本没收割而直接犁地，放一把火以后用土把庄稼埋起来就算完事。大量的庄稼就这么烂在地里做了肥料。而且在当时，谁都不能偷偷地把作物带回家里，因为那是盗窃集体财物，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揪出来可不得了。每天下工时村干部都守在村口，一个挨一个地搜身检查。有几个村干部特别邪恶，有时候搜身时对妇女的私处连摸带抠。查到谁偷带了食物，当即就是一顿痛殴。由于饥饿感的驱使，年幼的母亲总是在地里偷吃生的农作物，生茄子、生南瓜、生麦穗、生玉米——什么都吃过。浮夸风带来高指标、高征收，队里本来就不多的余粮甚至种子都交出去了。
试图在短短几年之内建成天堂般的共产主义，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注定是要受到报复的。天堂没有建成，地狱般的大饥荒却来临了。自从一九五九年秋后，各地的粮食就纷纷告急；而到一九六○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袭击了全中国。这次大饥荒在河南被称作“粮食关”。
在一九六○年年初的一段时间里，我母亲住的那个村几乎天天有人饿死。饥荒最严重时，每个棒劳力每天的粮食定量是四两，老人和孩子则是二两，还常常中断，或者被村干部截流贪污。有人也许会说，“四两粮食不会饿死人嘛，我现在每天也吃不了多少粮食。”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人的饮食主要消耗已经转向副食品，如肉、蛋、奶、青菜之类，粮食已经成为次要消费品；而在五十年代末，在几乎完全没有副食和超负荷的劳动支出情况下，四两粮食是根本不可能养活一个棒劳力的。
而所谓的四两“粮食”，也不是白面大米，甚至不是完全的粗粮，而是由棉籽、豆饼、玉米面之类混合成的饼子。人吃了这种东西拉不出屎来，青壮年好办一点，老年人就非常痛苦。当时，外公的父亲已经快七十岁了，原本身体很硬朗，但每天饥肠辘辘，吃了棉籽后又经常一二十天解不出手来，很快就病卧而倒。没办法，外公只好用手帮他往外抠。揶到一九六○年二月，老人就饿死了。
大饥荒刚刚开始时，离家比较远的野地里还有草根、野菜这些东西。为了填饱肚子，外婆就让我母亲到野地里挖野菜。我的母亲当时八岁，和前面提到过的另外一个女孩子春字两个人一起到离家十四、五里地开外的一片荒坡去挖野菜，早晨天不亮就出发，一直挖到太阳落山。两个小女孩每人身上都一前一后地背两个装满野菜的大包袱，摇摇晃晃地往家走。那时已经开始有人饿死，谣传说有人专门抓小孩杀了吃肉，两个小女孩背着野菜原本走不快；但一想到这个传言，就禁不住吓得浑身发抖，拼命往家里赶，边走还边往后看看有没有人跟着。到了后来，这些东西也没有了。
尽管腹中空空，但那时还要“跃进再跃进”。一九六○年元旦，在各地已经开始大规模地饿死人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仍然在说“我们已经完满实现‘一九五九年红到底’，现在正满怀信心地为‘一九六○年开门红’而奋斗。”于是乎，我的外公继续被抽调去“大修水利”，挖那两条无用的人工河。外公是家里的顶梁柱，无论如何不能塌下来，于是我的外婆从自己和我母亲的口粮中节省下一部分给外公吃，算是让外公没有和他一同挖河的伙伴们那样成为“倒卧”（「注」河南民间俗称饿死的人为“倒卧”）。外婆浑身浮肿得按一下一个大坑，而时年九岁的母亲则因患小儿疳积，肚子肿得像个大锅，青筋外翻。
然而，尽管村民们浑身浮肿甚至成为“倒卧”，但村干部们生活得却不错。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家里养的鸡、养、猪等家禽家畜，以及牛、驴、马等大牲畜都被强制充公，没有粮食时，村干部就开始杀鸡宰羊吃肉，农民只有眼巴巴看着的份儿。当时村里有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是个贫农，忍不住饥饿偷了队里的一只鸡，刚杀完还没做熟就给村干部逮到了，在村里召开批判斗争大会。会上也不讲什么阶级友爱了，让这个小脚老太太站在一条四寸宽的板凳上，嘴里衔着那只鸡。先是村干部破口大骂，然后让群众喊口号，可群众早就饿得有气没力了，也只是稀稀拉拉地挤了两嗓子。批斗结束，村干部飞起一脚，把那个阶级姐妹踹到地上，又踢了几脚，这才拎起鸡子来扬长而去。
大队长是我们家五服以内的亲戚，母亲有时候到他们家里去玩。令母亲惊讶的是，大队长家里有个用席子卷起来的粮屯，比我母亲的个子还要高，直径大约四尺半。就这个粮屯里面，至少有一、两千斤的粮食。大队长的老婆人还算可以，看到母亲时偶尔塞一个烟盒那么大的玉蜀黍加野菜饼子。大队长的女儿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用鞭子抽我母亲的改改，心地不善，看到母亲吃他们家的东西时总是拳打脚踢。但是我母亲太饿了，还是硬着头皮去他们家。
当时春字家院子里有两棵祖上种的枣树，此时已是枝繁叶茂，然而队里却不许春字家的人吃树上的枣子，因为那两棵枣树已经被“共产”了。大队支书、队长的家属、孩子，才有资格来打枣吃，春字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但饥饿难忍，到了晚上春字就领着我的母亲偷偷摸摸地爬上树，也不敢点灯，爬上枣树上摸几个枣吃。吃完后不敢把枣核随便扔，怕干部们看见，还要找个地方埋起来。
时年八九岁的母亲，每天饿得心里发慌，特别是夜里更是肚子里火烧火燎，难以入睡。我的外婆干活时偷藏了一小根胡萝卜，自己舍不得吃，每天夜里看到我母亲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从衣兜里掏出这根胡萝卜，让母亲咬上一小口，还嘱咐要慢点嚼。每当这时，外婆还经常讲一些故事，哄母亲开心，转移母亲的注意力。其实，外婆当时也挣扎在死亡线上，但为了自己的孩子，强忍着难捱的饥饿，一口都不吃。就这根小小的胡萝卜，成了年幼的母亲一直惦记着的美食，每夜啃上一小口，半个多月才吃完。
当时我的母亲在离村一里的落庄上小学，这短短的一里路，在人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却成为畏途。有一天母亲在家里的门框上拣到一颗老豆角，可能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已经完全干了。母亲把豆角剥开，把里面的几颗豆子放在兜里。在去落庄上学的路上，由于太饿没有劲，走几步就挪不动了。母亲就蹲在地上，把那几颗豆子掏出来放在手心里看看，也舍不得吃。就是这几颗豆子，成了支撑母亲走到学校的神奇力量。一九五九年冬天以后，死去的人越来越多，来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少。当时教我母亲的是个年轻的男老师，宽脸庞，高高的个子。由于饥饿，老师的肚子肿的像一口大锅，仍然坚持讲课，经常讲着讲着，就用手扶在讲桌上停好大一会儿不说话。终于有一天，老师讲课时忽然一头栽倒在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学校没了老师，不得不停课放假了，一放就是一年半。
死神每天徘徊在村庄里，随时向每一个人招手。肚子里没有一点热量储备的人们，哪怕一次断顿，甚至晚吃几个小时的饭，就有可能成为“倒卧”。公共食堂停办前不久的一天，我的外公下工很晚。那时家里不许开伙，也没什么锅之类的东西可以开伙，因此家里都是等外公下工回家后才去打饭。这是因为外婆心疼外公身体，如果打得太早，外公吃的时候饭就会变得冰凉。当时外婆因为浮肿已不能行走，就让我母亲捧着碗去打饭。母亲来到食堂，看到食堂的稀饭只剩了锅底的糁疙瘩。这是食堂炊事员耍的小聪明：煮饭时故意捏上一些糁疙瘩放到锅底，社员打饭时就盛上面的稀汤，最后留下锅底的糁疙瘩自己吃。当时村里的司务长、炊事员都是村干部家里的人，贪污、克扣社员口粮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农民们编了个顺口溜：“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我母亲看到这些糁疙瘩满心欢喜，想着这下子可以吃上顿半稀半干的食物了。然而，就在母亲高高兴兴地把饭打回家准备往嘴里送时，母亲的嘴突然张不开了，牙关不由自主地紧禁闭合。有着饥饿经验的外婆一看，知道母亲已经出现了人饿死之前的濒死症状，于是赶紧用筷子掰开母亲的嘴，硬是把稀汤灌了进去。一碗稀饭下肚，母亲才从死亡边缘上活了过来。
饿死的人快死时的感觉，并非像我们平常人想象的那样充满痛苦。实际上，人要饿死时，初期感觉非常的饥饿，什么都想吃；几天后就进入第二期，人已经感觉麻木了，不太感觉到饿；死亡是突然来临的，那时就是有粮食放在面前，自己也往嘴里送不进去。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听说这类事情：某些人正在好好走着，突然倒下再也站不起来了。饿死人的感觉我的母亲亲身经历，至今不能忘怀。
饥饿使很多人丧失了起码的良心和感情。前面提到过的船姥姥的男人，按辈分我应该叫他船老爷，当时四十来岁，饭量很大，每天的粮食定量根本就吃不饱。他的二儿子给生产队养猪，经常偷些喂猪的糠皮回家，由于糠皮也少，就只留着自己吃。有一次，船老爷发现了猪饲料，由于他饿的实在受不了了，就偷吃了几口。二儿子回家发现后将他暴打一顿，船老爷不久就饿死了。
此时的公共食堂已经办不下去，解散了，可是拜“大炼钢铁”和“反瞒产私分”所赐，农民家里都已经没有铁锅和任何粮食储备。那一段时间，整个村庄总是一片死寂，没有人在街上走；村里一切能动的动物，从牲口、猫狗、麻雀甚至老鼠，都已经绝迹了。那些去年还在用打油诗描绘“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天堂蓝图、抒发“冲天干劲”的贫下中农们，一个个坐在家里等待死亡的来临。开始还经常埋死人，到后来连死人都没劲埋了。占全村人口将近四分之一的男女老少一百多口人，都死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其中有几家一个也没剩下，成为“绝户”，外人去收尸时，全家人有死在床上的，死在椅子上的，死在地上的。由于尸体腐烂，没法抬起来，只能用箩筐装，用簸箕搓。
和一般农民比起来，我们家算比较走运的：我舅舅和大姨早早参加了工作，有粮食定量，经常自己省下粮票买点食品往家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家的粮食紧张状况。其实，当时当工人的大姨自己的定量也很少，为了往家送粮食，自己节衣缩食，落下一身的病根折磨了她一辈子。我家尚如此，很多老实巴交、没有外援的农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鉴于大饥荒年代的惨痛教训，八十年代我们家状况好转后，我母亲拼命积攒全国粮票，到九十年代初已经积攒了二千多斤，可惜国家粮改取消票证供应以后都作废了。
一九六○年夏天以后，我的大姨父当上了单位食堂的炊事员，在单位基本上可以吃饱，偶尔还可以往家里带一个馒头。食堂里老鼠比较多，经常会把面袋咬破。单位就让大姨父把面袋拿回家里缝补，缝一个破损小一些的面袋挣半分钱，破损严重的则是一分钱。那个时候人穷，半分钱也是钱。由于粮食紧张，面袋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但等大姨父把面袋拿回来给大姨缝补时，二人惊喜地发现面袋上还是多少沾着一点点面。等到仔细用刷子扫完以后，一个袋子居然扫了半个火柴盒面；四五个面袋就有两个火柴盒那么大。不要小看这两个火柴盒的面，在大饥荒的岁月里，关键时刻就可能救活一个生命。
俗话说积少成多，自从大姨家有了这个额外的粮食来源之后，每天都可以多存下二三两面，粮食情况稍稍好转。因此，大姨两口子赶紧把正在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自己的父母亲人轮流接到郑州补充一点营养。外婆到郑州时，母亲就跟着外婆一起到大姨那里求活。外婆当时浮肿病很重，不能行动，我母亲就在大人上班时带着大姨的两个孩子在街上转悠。令人奇怪的是，尽管老百姓大批饿死，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但郑州街上的饭馆还在营业，橱窗里挂满烧鸡、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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