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金杯-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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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剩余的话，我想买一点护手霜，我现在的手越来越粗糙了，听车间里的人说，用点护手霜挺管用的……”
那些日子里，他最大的籍慰就是把钱交到妈妈手中，然后看着妈妈展颜微笑的样子。她已不再对她的未来抱有什么希望，家里唯一能指盼就是小中，这一点是他们全家人默契的共识。
在她已经能够安于现状，并对这种生活甘之如饴的时候，她遇见了“他”。
如今在她看来，那基本是属于前世的孽缘，但是不管在何时，她还是坦然的承认“他”曾经对她的帮助。当她把这一段经历向陈杰娓娓道来时，陈杰能从她的话语中感受到她曾经对“他”的那种依赖和感激的情感，无可否认的，他也曾经打动过她的心，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为那就是爱情。
“我遇见他时是在一个春节的前夕，在工厂组织的全体员工的联欢会上，我是我们车间推出的节目代表，我记得我当时在台上唱的是那时流行的一首叫《爱的奉献》的歌，当我唱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他一直在注视着我，虽然台下的人也都在看我，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与众不同。”周梅讲到这里时，脸上带着一丝骄傲与羞怯，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那种火辣辣的目光让她这个纯情的花季少女怦然心动。也许是受到周梅的感染，陈杰能够鲜活生动的想象出当时的景况，这样的场面他也经历过，只不过主角是那个已经和他分了手的女孩，“不知道海怡现在过的怎么样？她一定会过的比我好的。”想到海怡，陈杰的心中一阵凄苦，他不敢任由自己的思绪发展下去，振作精神，继续倾听周梅的讲述。
“他是台湾人，是我们的老板之一，也是这间厂的最大股东，他那年应该有四十岁，不过后来他一直告诉我他当时只有38岁。联欢会结束后是大家跳集体舞狂欢的时间，这也是台湾人想出的点子。他突然走过来请我一起跳舞，我当时脑子都懵了，他可是工厂的大老板啊，平时我们见他一面都难，他居然请我跳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我不会跳舞，他笑着说没关系，他可以教我。他当时笑的很和蔼，就像一位亲切的长辈，我紧张的心慢慢放松下来，他一只手握着我的手，一支手搂着我的腰，教我跳舞，他碰到我肢体的时候，我又是一阵紧张，以致于我的身体都变的僵硬。他看出了我紧张，就随意的和我聊着一些家常，他问我多大了，还问了一些在这工厂里工作感觉开心嘛，喜不喜欢自己的岗位之类的问题，我回答了他。渐渐的，我松弛了下来，他说话很风趣，经常逗得我发笑，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就这样，我们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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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次春节晚会之后，他总是找各种理由接近我。还在一年之内几次升迁我的职位，把我由一名普通的一线生产女工转成库管员，又从库管员调到采购部，从采购部调到人事部，从人事部转到办公室，后来直接把我升作他的私人助理。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多想，毕竟他的年龄只比我的父亲小几岁，我还以为这完全是因为我的工作能力，我还曾为得到别人的赏识而沾沾自喜。那时候，我有很多时间都要和他接触，接触的日子久了，我慢慢的了解他了，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一个人把诺大的工厂打理的井井有条。从采购到生产到销售到工厂的日常管理都是他一个人在抓，他每天总是第一个来工厂最后一个离开工厂，他就像有用不完的精力，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满面春风神采奕奕。他对下属很严厉，我经常因为一些很小的错误被他严厉斥责。有时候他还把我骂的哭起来。每次他看见我哭的时候就会叹口气，态度缓和下来，安慰我几句，还会讲一些笑话哄的我破涕为笑。那时我觉得他很慈祥，在我心目中不知不觉的把他当成我的父亲。”
“有一次我们因为外出办事回来晚了，赶不上去食堂吃饭，他就请我在外面吃肯德基。吃饭的时候，他轻轻的敲着桌面对我说‘你知道这个桌面是什么材料制成的吗？’我看着桌面的木质纹理说‘是木头吧。’他哈哈笑着说‘如果你当木头买，你就是大羊牯，这种是贴面的密度板。’接着他就给我讲起密度板的压制，贴面，油漆，裁剪，鉴定……每一个流程都说的细致入微，令我由衷的佩服，感叹他的博学。讲到最后他问我‘你猜我怎么知道的这么详尽？’我摇头说不知，他哂笑着说‘我小时候在一家木具厂当过徒工。那个时候我跟着厂里的老师傅每天工作10个小时，每一道工序我都亲手操作过。’听到这话，我惊讶的合不拢嘴，在我的想法里，富人天生就是富人——穿金戴银，锦衣玉食，继承祖宗的基业，不劳而获，我一向认为白手起家，小人咋富不过是小说中的一种噱头，写出来让那些穷人觉得有个奔头儿。他接着告诉我，他做过很多种职业——当过徒工，买过报纸，摆过地摊，推销过啤酒……他还伸出满是老茧的手让我看……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觉得他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老板，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周梅不急不徐的讲述着，一边努力回想一边平实的叙述，既不夸大事实，也不做主观上的恣意贬低。只有在讲到她当时内心感受的时候，她眼角跳动了一下，舒缓的语速泛起一丝涟漪，似乎在内心的深处思量着那时的情感历程，至今她还认为原本她对“他”除了感激，并无其他。可当过去的情景一幕幕在她脑中闪过的时候，她才意识到很早的时候，她就对“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感情。说不清道不明但却真实的存在。这个发现让她感到一丝欣慰，至少自己与他并不是赤裸裸的金钱与肉体的交易。
“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我与他一起陪一个日本的大客户，对方是一个老头，整晚都色迷迷的看着我，不停的让我喝酒，讨厌死了。我喝不了多少酒，几杯酒下肚，我就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我说我不能喝了，那个死老头很生气，叽哩咕噜的说一大堆我听不懂的话，不过从他的样子上看，他很不满意。这时候‘他’站了出来，三言两语就把那死老头哄的很高兴，‘他’替我喝掉了所有的酒，那天一整晚他都在和那个日本老头拼酒，最后喝的那个死老头连说‘不行了’，找个由头离开。‘他’也喝的很多，后来我搀扶着他，把他送到他的车旁。我要走时，他拉着我执意要送我回家，并且说这么晚了一个女孩子走很危险。我拗不过他，只好由他送我。说实话，他喝了那么多酒我坐他的车才感到害怕哩。走到半路，他突然把车停在路边，跑到车外趴在地上呕吐起来。他吐了好久，吐完后居然坐在路边唱起了歌。唱的是一首高山族的民歌。那时已经是临晨1点多了。马路上没有人了。四下里一片寂静，他的声音听起来嘶哑而又苍凉，就像一只受伤的野兽在哀嚎，我突然间觉得很害怕。他唱了好一会才停，然后问我‘我唱的好听吗？”我说‘还行。’他说‘没有你唱的好听。’过了好半天，他又问我‘你觉得我老吗？’他问这句话的时候，一双眼睛咄咄逼人的看着我。我不敢看他，低着头小声说‘不老。’他突然伸出两只手按着我的肩头说‘我很喜欢你，从我看见你在台上唱歌的时候起，我就喜欢你。每次和你在一起时，我就能想起我年轻时的日子，那感觉很美妙……我想和一起生活，你能接受一个比你大20岁的男人吗？’听到他这么说，我整个人呆在那里，我惶恐，羞涩，举措不安，不知怎么了，我当时内心还有一点点窃喜。我惊恐的看着他说‘任总，你喝多了吧？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不是那种女孩……’他说‘我没喝多，我很清醒，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我刚刚说的是我这么长时间来一直想说又不敢说的话。今天我终于说出来了。小梅，年龄不是障碍，我会很爱你，很疼你，一门心思的照顾你，你……你能接受我吗？’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要挣脱他的手，他用力的按着我，我拼命的喊叫，然后死命的挣扎。他低下头要亲我的脸，我不知从那里来的力量，一把推开了他，打开车门跑了。他没有追过来，我跑了很远才拦下一辆计程车回到了家……”
“我受到了惊吓还不敢和家里人说，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我一闭上眼他那圆睁着的充满血丝的眼睛就在我脑中盘桓，直到天快亮了的时候，我才迷迷糊糊的睡下。早上，我起的比平时晚很多，迟疑着要不要去工厂，我魂不守舍磨磨蹭蹭的吃完早饭……”
“妈妈一直在旁边催促‘你上班已经迟到了，怎么还不紧不慢的，麻利点儿。’我推脱说‘昨天我们加班很晚，老板说今天可以晚去一会儿……’妈妈说‘你们老板人真不错，升你的职还给你涨薪水，难得人家重视你，你可要表现的勤快点儿，在外面做事不像在家，人家付你钱，你得帮人家挣回这份钱，咱们家都是老实厚道的人，这些做人的道理一定要晓得的……’我不忍心让妈妈失望，硬着头皮又回到了工厂，一路上我都在盘算见到他时该怎么应对，我心想‘大不了我辞职不干了，回到家里如果妈妈问起，我就如实的告诉她……’”
“我心神不宁的走进办公室，一进来办公室的另一个助理小田就不停的向我使眼色，她凑过来低声的和我说‘今天老板的脸色很差，好像很烦的样子，从早上到现在已经过来好几次询问你来了没有……’她一边说着一边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好像已经看见我被老板骂的狗血淋头的样子。我们正说着的时候，电话打进来，是他打来的，他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我迟疑了一下，进而想到他应该不会在光天化日下在自己的工厂里对我做出些什么……可如果他要还是提起昨天那屁话，我该怎么答对他呢？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走进他办公室的，他看见我时神情激动还有一些喜悦，满脸歉疚的对我说‘小梅，我……我还以为你……你不会来上班了……对不起，我昨天喝多了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请你原谅……”
“你知道吗，我无法离开这份工作，这里给我的薪水让我无法拒绝，离开这里我很难再找到这样报酬丰厚的工作，家里的负担那么重，小中那个时候已经进了足校了，每月的开销都很大。妈妈所在的国有企业那个时候要搞资产重组，弄得人心惶惶，不知道能不能保住饭碗……虽然我万分不愿意在这里待下去，可那个时候我只能忍耐，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尽头。我刻意的回避着他，如无特殊必要，我坚决避免与他单独相处。怎么说他也是我的老板，我不能每次见到他时冷眼以对，但我会尽量保持着严肃庄重，不苟言笑的样子。他也意识到了这些，每每与我擦肩而过时满脸歉疚，举棋不定欲言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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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日子过了半个月，在这半个月里，我爸爸全身浮肿还经常头晕呕吐，而且愈来愈严重，开始的时候他以为可能是自己吃了腐坏的东西，服一些消炎祛毒的药就能好，坚持不肯去医院。后来竟出现了短暂的昏厥，妈妈强拽着他去医院检查了一下，诊断出来，医生说爸爸是肾衰竭晚期，需要换肾，如果不换的话至多只有半年的生命。这种手术当时只有北京的解放军总医院能做，妈妈打听了一下，手术费再加后期恢复的费用全部下来大概要15万。15万呐！我们这种家庭怎么可能拿得出来。妈妈当时就瘫软了，终日以泪洗面。我也没有一点办法。”
“那些日子我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神情恍惚，长吁短叹，时常还暗自啜泣。他发现了我的反常，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里询问我。不知为什么，我对他讲了事情的始末。他二话没说，写了一张20万的支票给我，并问：‘20万够吗？不够的话我再拿给你……’看到面前薄薄得一张支票，我无言以对，虽然我明知他目的何在，可这筹码实在太重了，重到我无法拒绝。20万背后是一条生命——我爸爸的命。我该怎样？……那一刻我的内心矛盾至极——拿了这笔钱，我就要永远亏欠他的，永远要承他这个人情，只能用他想得到的东西去还给他，可不拿呢，难道要我眼睁睁的看着父亲死去……，我僵在那里无法抉择，瞬息之间我经历了人生最长的一次挣扎。他站了起来把支票塞进了我手里，说：‘拿着吧，别多想，我并不是要以钱作为条件向你要求什么，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你每天愁眉苦脸的样子，如果你觉得心里过意不去，那就当我借给你的好啦……”
陈杰的车子驶出陵园，驶上南山路，第五个灯口处，陈杰右转驶入金洲区的中心地段，街道上，车辆渐密行人增多。陈杰放缓了车速，控制着方向盘小心翼翼的躲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