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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张居正大大传-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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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八人,但是通常只有四、五人,有时仅有一人;因为阁员的来源,出于皇帝底任命,而不出于任何的政党,所以阁中的意见,常时纷歧,偶有志同道合的同僚,意见一致,这只是和衷共济,而不是政见的协调;在四、五人的内阁中间,正在逐渐演成一种领袖制度,这便是所谓首辅,现代的术语,称为秘书主任,皇帝的一切诏谕,都由首辅一人拟稿,称为票拟;在首辅执笔的时候,其余的人只有束手旁观,没有斟酌的余地,即有代为执笔的时候,也难免再经过首辅的删定;首辅的产生,常常是论资格,所以往往身任首辅数年,忽然来了一个资格较深的大学士,便只能退任次辅;首辅、次辅职权的分限,一切没有明文规定,只有习惯,因此首辅和其余的阁员,常时会有不断的斗争;政治的波涛,永远发生在内阁以内,次辅因为觊觎首辅底大权,便要攻击首辅,首辅因为感受次辅底威胁,也要驱逐次辅;同时因为维持内阁底尊严,所以他们底斗争,常是暗斗而不是明争;又因为内阁阁员,或多或少地都得到皇帝底信任,所以斗争底第一步,便是破坏皇帝对他的信任,以致加以贬斥或降调,而此种斗争底后面,常常潜伏着诬蔑、谗毁、甚至杀机。这样的政争,永远是充满血腥,而居正参加政治的时代,血腥正在内阁中荡漾。
嘉靖二十六年,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在二十三年以后,严嵩曾经当过一年有余的首辅,但是因为二十四年九月起用夏言,这是曾经当过三年首辅、资格较深的人物,所以退为次辅。夏言贵溪人,严嵩分宜人,他们虽然同是来自江西,却是属于两个范畴的人物。夏言是一味的高亢,严嵩便是一味的柔佞。夏言有时甚至和世宗反抗。世宗在醮天的时候,自己戴着香叶冠,一时高兴,制了几顶香叶冠,分赐大臣。第二天严篙把轻纱笼着香叶冠,颤巍巍地戴进西苑来。夏言竟没有戴,世宗问起来,他只说大臣朝天子,用不着道士底衣冠。在他们同在内阁的时候,。有一次严嵩跪在皇帝面前,泪水象雨一样地落下,说夏言欺负他,世宗想起夙恨,把夏言斥逐了,这是夏言第一次落职。以后便是严嵩底专权;贪污放恣成为政治的风气,所以世宗才想起重用夏言。夏言再入内阁以后,他们两人仍把以前的作风再行表演。世宗派小内监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夏言只是坐着,把他们当奴才看待;严嵩却拉小内监并坐,数长数短地问着,等到小内监告辞的时候,更是满把的金钱塞到他们袖管里。世宗醮天,要有一道上给玉皇大帝的表章,——因为写在青纸上,当时称为青词,——便吩咐夏言、严嵩拟上来,夏言只是潦草塞责,严嵩便聚精会神,把他底文学天才,完全灌注到青词上面。这是第二次夏言、严嵩在阁内的斗争,但是这次夏言底失败,却失败在内阁之外。
自从明代开国起,直到神宗中世,国家的边患,只有北方的一面。元代底后裔都在北边,在他们分散的时候,对于国家,本来不成为多大的问题;但是一旦团结起来,常会给予国家一种严重的威胁。最初鞑靼骑士,未入河套,所以国家西边还比较安静。英宗天顺六年,鞑靼开始侵入河套,以后逐渐视为他们的给养地,不时再从河套出击,国家西边遂感觉不安。孝宗弘治十年,设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所谓三边,便是指陕西省甘肃、延绥、宁夏三边,一切的布置,都是对付河套的鞑靼,以后称为“套寇”。第一任三边总制王越曾经主张以十五万大军穷搜河套,事未得行。武宗正德三年三边总制杨一清主张夺回河套,上言:“兹欲复守东胜,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接宁夏,使河套千里之地归我耕牧,开屯田数百里,用省内运,则陕西犹可息肩也。”但是杨一清底计划,也没有贯彻。到嘉靖年间,盘据河套的吉囊更加猖撅了。河套不清,三边永无宁日。夏言当政以后,二十五年夏间用曾铣总督(嘉靖十九年,改总制为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江都人,虽然出生在风华绩靡的地方,但是却充满报国的热情。到任不久,十余万套寇冲入边墙,大掠延安、庆阳,曾铣一面以几千兵抵住套寇,一面却另派大军,直捣套寇底根据地,才算解了目前之急。但是曾铣认定最切实的办法,只有把鞑靼逐出河套。他上疏言:
贼据河套侵扰边鄙将百年,孝宗欲复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据为巢穴,出套则寇宣大三关,以震前辅,入套则寇延、宁、甘、固,以扰关中,深山大川,势顾在敌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无有以收复为陛下言者。盖军兴重务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镬刀锯,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战危,而枕戈汗马,切齿痛心有日矣。窃尝计之:秋高马肥,弓矢劲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则彼胜;冬深水枯,马无宿蒿,春寒阴雨,壤无燥土,彼势渐弱,我乘其弊,则中国胜。臣请以锐卒六万,益以山东枪手二千,每当春夏交,携五十日饷,水陆交进,直捣其巢,材官驺发,雷火炮击,则寇不能支。此一劳永逸之策,万世社稷所赖也。
这是嘉靖二十五年秋间曾铣底计划。他主张一面修筑边墙,一面收复河套,他又说:“夫臣方议筑边,又议复套者,以筑边不过数十年计耳,复套则驱斥凶残,临河作阵,乃国家万年久远之计,唯陛下裁之。”世宗把曾铣底奏疏交兵部议复。经过相当时期以后,兵部尚书陈经议复,认为筑边、复套,都不容易,比较起来,复套更是困难。他说:“夫欲率数万之众,赉五十日之粮,深入险远艰阻之域,以驱数十年盘据之兵,谈何容易。”这是审慎,但是审慎之中,只看到因循。世宗下诏斥责兵部,同时策励曾铣道:“寇据河套,为中国患久矣,连岁关隘横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边臣无分主忧者。今铣能倡复套之谋,甚见壮猷,本兵乃久之始复,迄无定见,何也?其令铣更与诸边臣悉心图议,务求长算。若边境千里沙漠,与宣大地异,但可就要害修筑,兵部其发银三十万两与铣,听其修边饷兵造器,便宜调度支用,备明年防御计。”这一道诏书,正是夏言底手拟。
夏言底岳父苏纲,也是江都人,因此常在夏言那里,称道曾铣,首辅与边臣同心,要立千载一时之功。嘉靖二十六年五月,正在张居正中进士两个月以后,曾铣再在陕西发动战事,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接触,一切正在做大举底准备。十一月曾铣连同陕西巡抚、延绥巡抚、宁夏巡抚,以及三边总兵上疏,决定收复河套。世宗还是说“卿等既已详酌,即会同多官,协忠抒谋,以图廓清”。夏言、曾铣都准备立功。
但是暴风雨来了。严嵩痛恨夏言,正在伺候机会,忽然一天世宗手诏辅臣:“今逐套贼,师果有名否?兵食果有余,成功可必否?一铣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这是犹豫,犹豫底后面便是动摇。机会毕竟来了。严嵩是不会放过机会的,他立刻说河套决不可复。夏言质问严嵩为什么不早说,要是有异议,就不应当迟到现在。在夏言盛气凌人底习惯里,这是常事。但是世宗底个性,比夏言还要强,于是从夏言和严嵩底对立,突变为世宗和夏言底对立。严嵩再上疏认为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夏言表里雷同,淆乱国事。皇帝底暴怒,是没有限制的。二十七年正月夏言罢职,一面逮捕曾铣入京,政府官吏主张复套者一概罚俸。最后曾铣竟因交结近侍底罪名弃市,夏言则因为苏纲和曾铣同乡的关系,被诬为由苏纲居间,受曾铣赃贿,也在十月间弃市。从此河套永远受着鞑靼骑士底蹂躏,却葬送了一个内阁大学土,一个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严嵩复为首辅,再在那半清客、半权臣底局面下,维持十五年的政权。
明代的翰林院,是政治演进的结果,对于整个政治,发生重大的影响。翰林院的新科进士,对于实际的政治,不负任何职任,只是在优闲的岁月里,给自己以充分的修养。这里大部分人士,是在研讨诗文,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士,在那里研讨朝章国故。文学的人才,政治的人才,都在翰林院培养。假使我们对于明代的文学,给以一种正确的估价,我们不能不承认翰林院底成绩,同样地,假使我们对于明代的政治,要是仔细考察为什么在许多昏君庸主下面,还能维持二百七十余年的存在,我们对于明代的翰林院,也不能不寄以同情。在张居正入翰林院的时候,多数的进士们,正在讨论怎样做西汉的文章,和盛唐的诗句,但是居正底注意力,却集中到实用上面。居正底目光,似已远远地看到二十年以后的将来。
在夏言和严嵩底斗争里,一个新科进士是没有地位的,等到居正对于当时的时局有了些微的认识,夏言已经失败了。居正和严嵩底关系怎样,我们没有切实的把握;但是内阁大学士,是翰林院的长官,在翰林院设内阁公座,而且一切公务行移,皆用翰林院印;所以内阁、翰林称为同官,事实上居正和严嵩是不会不发生关系的。文集中《圣寿无疆颂》,《得道长生颂》,以及奏疏中《代谢赐御制答辅臣贺雪吟疏》,这一类的文章,固然是代严嵩做的,没有疑问;就是在严嵩失败以后,分宜县知县替他经营葬事,居正给他说:“闻故相严公已葬,公阴德及于枯骨矣;使死而知也,当何如其为报哉?”(书牍一《与分宜尹》)可见居正和严嵩,是有相当的感情。不断的政治斗争里,居正在那里揣摹着:他知道在怎样的环境里,应当怎样维护自己。他也知道,在学习的期间,应当怎样地从容缓进。他和蜗牛一样,正在或左或右地,伸出触角,寻觅政治上的支援。
在吉囊盘据河套、随时领导鞑靼骑士向陕西出击的时候,他底兄弟俺答也正在北部和东北部不断地进攻。嘉靖二十七年八月,俺答进犯大同,九月进犯宣府,深入永宁、怀来。这时夏言、曾铣久已罢职了,严嵩在世宗面前,指出俺答底进攻,完全是夏言、曾铣计划收复河套的结果,再给与世宗以一种新的刺激。其后二人底被杀,便在九月间决定了。二十八年二月,俺答大举入侵,进略大同,直抵怀来。总兵周尚文率兵万人,和俺答大战;宣大总督翁万达也向敌人进攻,居然杀了五十五个鞑靼骑士:算是数十年未有之大捷!
嘉靖二十六年,居正授庶吉士。名义上,庶吉士只是一种学习的官员,在翰林院中称为馆选,三年期满,称为散馆,凡是二甲进士及第的,例赐编修。所以二十八年居正是翰林院编修了,还是一个清衔,没有实际的政务。这一年,他有《论时政疏》,(奏疏十二)首指臃肿痿痹之病五,继陈血气壅閼之病一。他说:
其大者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疾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亏,其他为圣明之累者,不可以悉举,而五者乃其尤大较著者也。臣闻今之宗室,古之侯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观瞻,风俗之移易所系。臣伏睹祖训,观国朝之所以待宗室者,亲礼甚隆,而防范亦密。乃今一、二宗藩,不思师法祖训,制节谨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竞求真人之号,招集方术通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亲媚于主上,以张其势,而内实奸贪淫虐,陵轹有司,朘刻小民,以纵其欲。今河南抚臣又见告矣。不早少创之,使屡得志,臣恐四方守臣无复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势成,臣愚以为非细故也。所谓宗室骄恣者此也。臣闻才者材也,养之贵素,使之贵器。养之素则不乏,使之器则得宜。古者一官必有数人堪此任者,是以代匮承乏,不旷天工。今国家于人材,素未尝留意以蓄养之,而使之又不当其器,一言议及,辄见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轮资逐格而叙进之,所进或颇不逮所去。今朝廷济济,虽不可谓无人,然亦岂无抱异才而隐伏者乎,亦岂无罹玷用而永废者乎?臣愚以为诸非贪婪至无行者,尽可随才任使,效一节之用。况又有卓卓可录者,而皆使之槁项黄馘,以终其身,甚可惜也,吏安得不乏!所谓庶官瘝旷者此也。守令者亲民之吏也,守令之贤否,监司廉之,监司之取舍,铨衡参之,国朝之制,不可谓不周悉矣。迩来考课不严,名实不核,守令之于监司,奔走承顺而已,簿书期会为急务,承望风旨为精敏,监司以是课其贤否,上之铨衡,铨衡又不深察,惟监司之为据,至或举劾参差,毁誉不定,贿多者阶崇,巧宦者秩进。语曰:“何以礼义为?才多而光荣;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以此成风,正直之道塞,势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污隆,孰有留意于此者乎?所谓吏治因循者此也。夷狄之患,虽自古有之,然守备素具,外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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