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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张居正大大传-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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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底一切踳驳矛盾之中,发现事态底真相。西方传记文学以传主底作品为主要的材料,其故在此。
《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底母本,是明刻《太岳集》,卷数同。在这四十六卷之中,共奏疏十三卷,书牍十五卷,文集十一卷,诗六卷,《女诫直解》一卷。除《女诫直解》以外,一切都和居正生活有关,当然是最好的史料。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居正全集底原貌。居正进白莲、白燕颂,见《明史》,今集中有《白燕曲》而无《白莲颂》。居正为高拱墓铭,见书牍卷十四《答司马曹傅川书》,今不见文集。居正有《请令天下度田疏》,略见《明史纪事本末》,今不见奏疏。张嗣修《编次先公文集凡例》言“先公文集,在旧记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难,十余年后,始得完归,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诸赋,全逸;应制诗,敕撰文,逸十之二;仅据存者编次之,凡为诗六卷,为文十四卷,(合《女诫直解》计之,故言此),为书牍十五卷,为奏对十一卷,合之则为全集,离之亦可四种。”所谓“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大致是一句遁词。余懋学曾为居正进《白莲颂》,提出弹劾;(《明史》卷二三五《余懋学传》)神宗曾斥居正“假以丈量遮饰,骚动海内”;(《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白莲颂》和《请令天下度田疏》未经收入,大致是有意的删除,不是无意的逸失。至于高拱墓铭底被删,当然只是嗣修、懋修底偏见。韩愈论张巡、许远底后裔,斥为“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大致嗣修、懋修恰是“不能通知二父志”的一类。
这四种著作底编次,也不一律。假如全体都用编年底次序,对于后人当然是一种便利,偏偏嗣修等要分类,尤其是诗集、文集,非经过一番研读参证的工夫,不能推定某篇是某年的作品,而推定底结果,只是一种假定,不是确定,所以史料底价值,不免受到影响。
幸亏奏疏、书牍底篇次,大体是编年的,所以勉强可以寻得一些端绪,但是编年之中,还不免有些分类底意味。奏疏十三卷之中,前十一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而后二卷为入阁以前的作品。书牍十五卷,前十三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第十四卷为居正与徐阶书三十一篇,与高拱书四篇以及其他与徐、高二人有关的书牍;第十五卷为报知己书,与王世贞、世懋兄弟书,以及入阁以前的作品,而以示季子懋修书附后。一切都看出那种编次无法的形态。
最诧异的是书牍诸篇底标题。嗣修自言:“先公书牍,自旧记室所携来,盖嗣修等遭家难十余年所,而手泽完归,考其年月,似裁答俱无恙也。或有举其官,缺其号,或有举其号,缺其官,或官号俱备,或直举其讳,凡例不定。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补,仍其旧日授书记语耳。”(书牍凡例敬题)嗣修认为书牍标题,出于居正口授。其实这是一句遁辞。书牍十三有《答宣大巡抚郑范溪书》,其时郑洛为宣大总督而非巡抚;有《答蓟辽总督张崌崃书》,其时张佳胤为宣府巡抚而非蓟辽总督,及居正殁后,佳胤始有蓟辽总督之命。诸如此类,可举者尚多。一切看出书牍前十三卷纵使大体保存编年的形态,但是标题方面,还是非常凌乱;有一部分出于居正口授,还有一部分则出于事后的追题,至其或出于书记之手,或出于嗣修、懋修之手,则不可考。
即就编年的奏疏及书牍而论,所谓“编年”,其实只给一个先后的顺序,并没有注明某疏、某书作于某年某月,也没有指实某卷是某年某月之作,编年底作用,实际还不能充分,一切待从史实方面推比证验,始能得到一个大概的情形。不过比诗集、文集要每卷、每篇单独推求的,已经便利了许多。
要为居正作传,眼前所有的材料,只有这一点点。倘使看到《明实录》,对于居正入阁十六年中的政绩,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认识;倘使看到同时诸人底文集,对于居正一生的史实,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参证。但是没有办法,一切的空论,掩饰不了材料底空虚。我感到徬徨了,几番想把这个主题搁下,但是还有一些眷恋,终于竟把这本传记写成。这是为的什么?我认定传记文学底写成,不完全是材料底问题,同时还有写法底问题。蒙尼辨耐底《狄士莱里传》写成六大厚册,一百五十万言,在材料方面,可称毫发无憾,但是莫洛亚底《狄士莱里传》继此出版,不妨为一本有名的著作。华盛顿早年底日记,直到最近方始发现,关于他早年的恋人,还无从确定名姓,但是华盛顿底传记,已经出到五百种以上,并没有因为材料底不完备而停止。“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家知道有一个“至善”,也知道这个“至善”是无法完成的,但是人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于“至善”的努力。也许我们对于居正的估计,未免朦胧一点,其实从他对于国家的关系讲,人物不能不算伟大,只要传记文学底风气一开,以后再有十种乃至百种张居正传,并不是不能想象的事。那么这一本材料不甚完密的著作,替大家做一个前驱.未尝不是尽了一份必要的责任。
其次关于文字的方面。我写《读诗四论》和其他几本书的时候,用的文言,因为这许多书中,充满文言的引证,为求本文和引证的配合起见,当然以用文言为妥适。但是在写的时候,常时感觉到一种新的意境,必需运用新的笔调,才没有辞不达意的遗憾。后来写《八代传记文学述论》,用的语体,便是这个理由。用语体写的时候,也有两种困难。第一,本文和引证显然用两种文体,读者最易感觉文字底不谐和,这是无可避免的困难。其次,语体底语汇比较贫乏,因此在叙述的时候,常时有借用文言语汇或另行创造的必要。这个困难也是同样无可避免,不过最近数年以来,这样的写法,已经成为风气,文字语言都在不断地蜕变,大家在这个风气之中,也就觉得无可非议。“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许二十年以后,又有一种变化,一切留给将来的人批评罢。
这样便引到对话的问题。对话是传记文学底精神,有了对话,读者便会感觉书中的人物一一如在目前。一篇《项羽本纪》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项羽和项梁往观,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项梁掩其口曰:“无妄言,族矣!”这是两个人底对话。项羽要杀宋义,他说:“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这是项羽誓众的宣言。其后鸿门之宴,项羽、范增、项庄、沛公、张良、樊哙,都有说话,文字非常生动,尤其是樊哙入见的一段,项羽按剑说:“客何为者?”这是问樊哙的,偏偏樊哙不答,张良说道:“沛公之骖乘樊哙者也。”项王才说“壮士,赐之卮酒”,这又是吩咐侍从了。一切都写得错综变化,使人感觉异常地活跃。
这个写法,在小说家手里,成为最好的工具。现代传记文学家也常时采用这个写法。但是传记文学是文学,同时也是史。因为传记文学是史,所以在记载方面,应当追求真相,和小说家那一番凭空结构的作风,绝不相同。这一点没有看清,便会把传记文学引入一个令人不能置信的境地;文字也许生动一些,但是出的代价太大,究竟是不甚合算的事。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只要是有根据的对话,我是充分利用的,但是我担保没有一句凭空想象的话。这里另外也有一些困难。从前人记对话,往往不用活的言语,而用死的文字。例如谷应泰记严世蕃下狱以后,徐阶和刑部尚书黄光升等计议的一节:
阶固已豫知,姑问稿安在,吏出怀中以进,阅毕日:“法家断案良佳。”延入内庭,屏左右语日:“诸君子谓严公子当死乎,生乎?”日:“死不足赎。”“然则,此案将杀之乎,生之乎?”日:“用杨、沈正欲抵死。”徐阶日:“别自有说。杨、沈事诚犯天下公恶,然杨以计中上所讳,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岂肯自引为过?一入览,疑法司借严氏归过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
这不会使人相信徐阶和黄光升等是这样说法的。明白一点说,从前人把白话翻成文言,现在我们必须把文言仍旧翻回白话。这一类翻译的方法,在经史方面有相当的根据。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驩兜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嚣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鸠儯Чぁ!墼唬骸酰惭杂刮ィ蠊咸臁!闭馐且欢乌登赖奈恼隆L饭宓郾炯捅阃耆墓耍颐强吹健耙⒃唬骸伤炒耸拢俊O兜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驩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太史公做过一番翻译工夫,文字便非常地通畅。假如太史公生在今日,那么看到我们把谷应泰底文言,翻回白话,一定不会感到诧异。
在把文言翻回白话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这是翻回明代人常用的语言,而不是翻成现代人常用的语言。我们对于明代人底说话,未必有很清楚的概念,但是不妨认为明代人不会用现代特有的语汇,不会用现代变质的文法,不会用现代稗贩的幽默。在这几方面加以注意,也许可以得到明代人说话底大概。稍为困难的是明代帝后底说话。封建帝后早已随着时代而消失了,我们没有机会和他们接触。他们是和普通人一样地说话吗?还是同剧本所写的一样,平时也是称“孤”道“寡”吗?从我所见到的,大致他们还是和普通人一样。神宗生母孝定太后说过:“说与皇帝知道,尔婚礼将成,我当还本宫,凡尔动静食息,俱不得如前时闻见训教,为此忧思。”(《张文忠公全集》奏疏六《乞遵守慈谕疏》)神宗自己也说过:“我一时昏迷,以致有错,尔等就该力谏乃可。尔等图我一时欢喜不言,我今奉圣母圣谕教诲我,我今改过,奸邪已去。”(奏疏九《处治邪佞内臣疏》)这都是极普通的说话,我们可以从此看到帝后说话底大概,在叙述对话的时候,也有一个根据。
最可喜的是居正奏疏中间留下许多对话的记载,如《谢召见疏》、(奏疏二)《召辞纪事》、(奏疏七)《召见纪事》、(奏疏八)《召见平台纪事》,(奏疏九)《送起居馆讲(大宝箴)记事》,《送起居馆论边情记事》。(奏疏十一)在记载底当中,居正偶然也有把对话写成文言的时候,但是最大多数都能保存当日的语气,即如《谢召见疏》记隆庆六年六月间居正奉召入朝以后,神宗说:“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又说;“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其后居正奏请遵守祖宗旧制,讲学亲贤,爱民节用,神宗答称:“先生说的是。”居正再请神宗慎起居,节饮食,神宗说:“知道了。与先生酒饭吃。”在这许多地方,我们看到当日的语调,正是最有价值的记载。
同时我们还得知道即是居正所记的说话,有时虽写成文言,其实文言和语体本来没有绝对的界限,而在说话之中,为求语言的简练,常时有由语体转成文言的倾向。授课的时候,教师有时采取近乎文言的语句,以便学生笔记,正是平常习见的事,何况奏对之时,更觉“天颜”咫尺,不许冗长烦琐呢?
这本书的大体计划,是在一九四一年决定的。次年春间,写成“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今年春间,重行写定“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为师友琅邪馆撰述第四种、第五种。在这几年之中,一切剩余的时间,都消耗在这本书上,实际著笔是从今年一月三日开始,八月六日终了,是为师友琅邪馆撰述第六种。
也许有人看到大传的名称,感觉一点诧异。传记文学里用这两个字,委实是一个创举。“大传”本来是经学中的一个名称;尚书有《尚书大传》,礼记也有大传;但是在史传里从来没有这样用过。不过我们应当知道中国的史学,发源于经学,一百三十篇的《史记》,只是模仿《春秋》的作品:十二本纪模仿十二公,七十列传模仿公羊、谷梁。“传”底原义,有注底意思,所以释名释典艺云:“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七十列传只是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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