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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民国多少事-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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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谈话中,爱因斯坦还询问了到北大讲课用什么语言的问题,蔡元培当即答道:用德语即可,夏浮筠就可以翻译。
一年以后,爱因斯坦方面有了消息。这年3月,民国驻德公使致电蔡元培:“日本政府拟请Einstein(爱因斯坦)博士于秋间往东讲演,该博士愿同时往华讲演半月,问条件如何?”
机会绝好,蔡元培十分高兴,他当即复电表示欢迎;在待遇条件上,提出全包爱因斯坦在中国境内的旅费,“并致送酬金每月一千元”。而当时国内最大牌的教授月薪为四百元左右。
不久在德国的北大教授朱家骅转来了爱因斯坦的回信。这封信由顾孟余翻译过来后有些含糊,爱因斯坦说:“日本约我前往,报酬充裕,……我如果再往北京两星期,便与此相称。”日本开出的报酬很高,希望中国与之一致,这个意思似乎是嫌蔡元培给的条件过低。他还说:“就权利论,你们诚然是先约我的,但是日本人先提出优越的条件(我及妇居住费外,另报酬二千英镑),似乎也有一种优先的权利。”意思是中国先邀请,他理当先来中国,但因日本给出了优厚条件,他可能要先去日本。
在信中,爱因斯坦还表示:“我希望我们两方可以满意的协定办法,并亲眼观看东亚文明的发源地……”

这封回信表明他也很想来中国,但在报酬方面有些意见,希望另订协议。不知是未明爱因斯坦意图,还是出于别的什么考虑,蔡元培对此没有做明确答复。
到了6月下旬,驻德公使馆又转来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信中再次表示愿意来中国讲学,并解释了他关心薪酬的原因:“关于修金一层,本可遵照来函所开各条办理,惟近接美洲各大学来函,所开各款,为数均在贵国之上。若对于来函所开各款,不加修改,恐有不便之处。”也就是说,美洲国家的大学开的价都比中国高,如果按北大的条件来,对美洲国家就不好说。
他这回明确了应有的条件:“一、一千华币改为一千美金。二、东京至北京,及北京至香港旅费,暨北京饭店开销,均请按两人合计。”
爱因斯坦当时年薪为四万马克,每月三千多马克,且1922年下半年开始,德国马克大幅度贬值。因此,每月一千美元的薪金,这个要求是相当高的。
蔡元培接信立即和梁启超商量。梁启超大力促成爱因斯坦来华,决定薪金的一半由他的讲学社承担。于是蔡元培向我驻德使馆表示:“条件照办,请代订定。”8月间,我驻德公使来信说,他们已将上述意见通知爱因斯坦,对方明确表示愿“于新年来华”。

现在,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正好路过上海,蔡元培此时发表他即将来北大讲学的通知,人们都认为爱因斯坦“不久可来北京”。可以亲眼目睹这位牛顿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大家都兴奋万分。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爱因斯坦,北京大学举办了一系列关于相对论的讲座,有丁西林的《相对论以前的力学》,何育杰的《相对各论》,高鲁的《旧观念之时间及空间》,夏元的《爱因斯坦生平及其学说》,王仁辅的《非欧几里特的几何》,文元模的《相对通论》,张竞生的《相对论与哲学》。这些主讲人都是国内当时第一流的学者。
按照约定,爱因斯坦将于12月中旬来华,然而直到12月30日,爱因斯坦才从日本到达上海;到达上海后的行程叫等待者大大意外:不是北上去北京,而是在上海逗留两天,然后乘船去新加坡,来北大讲学的协议黄了!
这时最郁闷的人莫过于蔡元培。他一直等不到爱因斯坦的消息,就写了一封诚挚的信去催问,并重申了以前谈妥的条件。爱因斯坦的回信更让他摸不着头脑:说上海有一个叫斐司德博士的人,像是受了他蔡元培的全权委托,向爱因斯坦又提出了违背以前约定的要求,因此他不准备来了。如今接到蔡元培的亲笔信,才知道是误会,但他现在已经不能追改旅程计划,希望原谅。
事到如今,蔡元培只好遗憾地接受。他对同仁豁达地说,因为爱因斯坦即将来访,中国学界掀起了一股“相对论热”,让这一艰深学问为不少人了解,这本身也就是收获了。

为了给望眼欲穿的学生一个交代,他在1923年1月4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跋爱因斯坦来信》,并附其原信,说明此事非组织不周。 他在跋语中说:第一,爱因斯坦计划于今年年初来访,是通过驻德使馆联系的,所以没有“特别加约的必要”;第二,信中提到的“斐司德博士”,“是我没有知道的事,读了很觉得诧异”;第三,爱因斯坦的光临,“比什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的几十百倍”,所以我们出了每月一千美元的酬金,没想到最后计划还是落空。
八十多年后,人们重提这件令人遗憾的旧事,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的“斐司德博士”,估计是日本有人作梗;问题的根本在于爱因斯坦在日本看到中国的状况,产生了退意——当时中国军阀混战,财政困难,北京各校的教育经费都已经五个月未正常发放,蔡元培还为此联合其他学校校长到北洋政府索取。爱因斯坦听说这个情况,就感到北大能否兑现约定实在是未知数。他到北大讲学,推掉了美国几所大学的邀请,如果长途跋涉,最后连路费都无保障,那就不如不来了。
蔡元培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厚道和阔大之风,他对爱因斯坦没有流露任何怨言。在《跋爱因斯坦来信》中,他对师生说:“当我们在科学上有所贡献,并引起世界关注的时候,我相信爱因斯坦会专程前来访问的。因此大家千万不要懊丧,而应该互相勉励。”
蔡元培在和爱因斯坦打交道的整个过程中,尽显教育家的赤诚,一派君子之风,令人倾服。
在联系邀请爱因斯坦来北大讲学同时,北大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讲义风潮”。蔡元培在这件事中对一个弱势学生的做为,可能就不是他生平的加分因素了。

所谓“讲义风潮”,就是北大决定向学生收取讲义费、引起学生抗议的一场风波。

当时北大学费相当低廉,每人每学期仅为十元,不到私立大学的五分之一,且学生还享受补贴,因此办学经费基本靠财政拨款,计每年七十五万元。而那时军阀混战,财税来源无保障,到1922年9月,办学经费已被拖欠五个月,蔡元培联合其他大学校长向政府屡次交涉,并以辞职为威胁,好不容易索来两个半月的经费。
这个时候,为了节约经费,校评议会(与教授会并立的权力机构)成员联合向校长蔡元培提出:学校每年耗费在印刷讲义上的费用高达一万多元,而在购买图书上的开支却捉襟见肘;如果把花在讲义上的这笔钱向学生收取,节约下讲义费来补充图书,对学校、对学生都有好处。
蔡元培对此很有同感,他还考虑到:因为学校将讲义印好下发到学生手中,学生上课就不用功,到考试时再“恶补”讲义内容,成了一大弊端。于是他当即决定:以后收取讲义费充做图书经费;购买讲义与否,由学生自行决定,如上课能认真听讲做笔记,讲义尽可不购。
这个决定应该说还是很厚道,但“讲义要收钱啦”的消息传出,一贯免费享有的东西现在要出钱,顿时在学生中激起了强烈反响。

这是个有“造反”传统的大学,三年前的五四运动这样的大事且不说,就在五个月前,学校规定不缴费不准考试,就有学生对代总务长沈士远进行围攻,学校建筑墙上贴满谩骂沈士远的条子,更有人高呼:“打沈士远!”幸亏刚刚担任北大教务长十五天的胡适出面表示,未缴费者准他们先考,但到月底还不缴费,则成绩无效,把事态平息下去。
1922年10月17日下午,为抗议讲义收费,数十名学生闯进会计室,对职员大肆谩骂恫吓;10月18日早晨,又有数十名学生群拥至校长室,要求蔡元培废除讲义费。蔡元培将收费决定详细解释,并说三日内不收费;但学生寸步不让,双方面越谈越僵,而且校长室外走廊上迅速聚集了几百学生,呐喊起哄,局面一片混乱。
蔡元培又急又怒,一下站起身来,捋起袖口,向学生吼道:“我跟你们决斗!”然后满脸青筋地步步进逼。包围着他的学生害了怕,步步后退,逐渐散去。
蔡元培对这场风潮深感恼火和痛心,他当天就写下辞职呈文离开北大,文中说:“……该生等威迫狂号,秩序荡然。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学生,殊可惋惜。废置讲义费事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恐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
蔡元培辞职后,北大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分别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北大全体职员也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北京大学日刊》也于当日宣告“自明日起停止出版”。大家都与蔡校长共进退。

为了挽留蔡元培,北大召开了教务会议和评议会紧急会议,教育部次长马叙伦也对蔡元培面劝。最后,蔡元培收回辞呈,讲义费则暂缓收取。
这场风潮并不是以蔡元培完全让步平息的,他坚持要处分带头闹事的学生。
事发时现场混乱,赶来喧闹的学生其实是出于自发,没有什么带头人物。挽留蔡元培时,校评议会开会就抛出了个替罪羊——一个叫冯省三的山东学生。评议会说就是这个冯省三带的头,决定予以开除!
了解冯省三的师生都知道,他性格单纯、直率,学习用功,只是心直口快,时常说话欠考虑。冯省三之所以被称为“头目”,是因为他在学生围攻会计室时喊了“大家到会计课去把讲义券烧了”,又在蔡元培和学生谈判时在校长室外说“我们打进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件事解决了”!
这几句话在学校查惩祸首以挽留蔡元培时被人报告,就成了他“带头”的“铁证”。其实,就是跟蔡元培谈判的学生在风潮中起的作用也比他大,他纯粹就是个看热闹瞎起哄的。

然而,蔡元培收回辞呈一返校,就根据评议会决定把冯省三开除。
这个飞来横祸让冯省三傻了眼。他根本没有组织这次风潮,却先被同学出卖,后被校方严惩,现在只好去找原本熟识的教务长胡适求情。
对冯省三受冤,胡适最清楚不过,因为报告冯省三“带头”的几个学生干部在胡家看见冯省三本人时,竟根本不认识他!开除他,就是为了给这个风潮找个负责者,以给尊严受到侵犯的蔡元培找回面子。说白了,就是拿冯省三做替罪羊。
现在冯省三来诉冤求情,胡适就朝他打哈哈:“你既已做了英雄,就英雄到底嘛!”拒绝为他说话。
那么,蔡元培自己是否认真调查过带头者呢?也没有。他开除冯省三后,也听到“其实不是冯省三带头”这样的话,但他一点没有查清真相的意思。如上所述,他就是要严厉处分一个跟讲义风潮有关的学生,一为严肃纪律,杀鸡儆猴;二为自己受学生围攻挽回颜面。

一定要开除一个不该对讲义风潮负责的冯省三,蔡元培后来一句话近乎赤裸裸——“纸老虎哪能戳一个洞!”
他承认他这个校长,在那时朝气蓬勃、斗争精神极强的青年学生面前只能算“纸老虎”,要管理好这帮人,威严就不能受冒犯,受了冒犯必须加倍找回来,否则以后说什么也不灵。
为了维护权威,就拿一个弱势学生做了牺牲品。开除学籍,对学生来说无异判处死刑,这种做法,难说不是草菅人命。跟他对名满天下的爱因斯坦的恭敬、理解和宽容比,讲义风潮处理中蔡元培的厚道君子之风荡然无存。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做人就不要做事,做事就不要做人”。意思是,要保持一个完美的道德形象,就不能沾染现实事务,因为在处理现实事务中,必然会有与道德相冲突的时候;如果完全按道德要求办事,那什么事都办不成。另一句老话“慈不将兵,义不掌财”,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蔡元培做为一所大学的最高管理者,当然是要“做事”的人,无法每件事都跟对待爱因斯坦一样处理。他认为在讲义风潮中不开除个学生,就做不好校长这份事,于是可怜的冯省三就被踢出了北大。

冯省三被开除,校纪有了威严,蔡元培有了面子,闹事学生有了替罪羊,教职员留住了校长,都皆大欢喜。至于这件事在道德上的说法,除了冯省三自己,就只有当时兼任北大讲师的鲁迅著文讨论了。

薄待原配与兄弟反目:鲁迅家事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一颗巨星陨落在东海之滨的上海:中国几百年来最优秀也最痛苦的灵魂鲁迅与世长辞。
鲁迅病逝,是那时最重大的文化事件。10月19日开始,各大报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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