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枭雄卢俊义-第1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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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受到了欺凌和压迫，多数情况下二者会共同进行英勇的抵抗（当然，有时前者会和侵略民族一同来欺凌压迫后者），这时二者也表现为民族的共同利益和荣誉而斗的民族性。因而，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既有阶级性，也有
，二者是并存的。
诚然。用阶级地标准来划分人是一件伟大地创举。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就不可再用其它标准来划分。实际上。人还可用性别地标准来划分成男人和女人。还可用年龄地标准来划分为小孩和成年人。还可用经济地位地标准来划分为富人和穷人。还可用种族标准来划分为黄种人、白种人、色人、黑人。还可用民族地标准来划分为中国人、倭国人、德国人、犹太人。等等。用其中任何一种标准来划分人时。都并不意味着不可再用其它标准来划分。事实上这些标准是共存地。也就是说世界上既存在男人和女人。也存在小孩和成年人。富人和穷人。黄种人、白种人、色人和黑人。中国人、倭国人、德国人和犹太人。等等；自然。也存在这个阶级地人和那个阶级地人。
而阶级斗争理论往往只看到人类可用阶级标准来划分。因此。当一个民族侵略另一个民族时。它便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了。可惜。它解释得并不成功。
阶级斗争理论形成时。同时也形成了自身地偏颇、狭隘。它由于以为自己伟大。就以为自己说地都是对地。就以为自己能解释一切。而其它理论却无能为力。却不知世事是复杂地、多重地、交叉地和并存地。自己并不能解释一切现象。
实际上。用民族理论。甚至用人性理论却可以对侵略这一现象作出几近圆满地解释。
一个民族受侵略受蹂躏时。受辱地不仅仅是她地人民。而是整个民族。在中国地清朝和民国期间。受辱地不仅仅是中国人民——中国地被统治阶级。受辱地还包括中国地当时地统治阶级。一句话。受辱地是整个中华民族。这是众所周知地道理。
倭国侵略中国。并不仅是倭国地统治阶级来压迫中国地被统治阶级。倭国地被统治阶级也压迫着中国地被统治阶级。这时中国地被统治阶级受到中国地统治阶级、倭国地统治阶级。还有倭国地被统治阶级这三个阶级地压迫。有人说倭国人民也是受害者。但这与倭国人民压迫还是没压迫别人毫无关系。
实际上，倭国人民也是害人者（毋宁说更是害人者）。这正如封建社会中的某些妇女，她们是受害者，受着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的深重压迫，但同时又是害人者，强烈要求其它妇女也遵守封建礼教，谁要是改嫁，私奔，“失节”，被强暴，她们就会反对，唾骂，打击，甚至残害。中国人认为世界各国的被统治阶级都是阶级兄弟，都是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都是受苦受难的人，他们之间不可能发生互相压迫和欺凌，这是大错特错了。
在某种情况下，某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也会变成反动的阶级。二次大战时，倭国便是如此。这要令那些迷信“人民”的中国人惊骇异常，难以接受，但事实如此。同样，我们应当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请下神坛，不要盲目地迷信他们的道德与良心。
谁说人民不会做出罪恶行径呢？倭国是不用再说了。在德国，1933年，纳粹党人数达150，其中工人和农民共50多万，二者占纳粹党人数的33％以上，此外党外支持纳粹党的工人和农民不计其数。｜Qī…shū…ωǎng｜同年，德国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人，另外还有德国工人和农民便把纳粹党拥上了权力的宝座。从此，德国工人和农民便参与了有组织有目的的疯狂屠杀犹太人的罪恶行径。
中国人很善于把罪恶归咎于统治阶级，而把光荣归功于人民。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但把人类近现当代时期，而且把整个人类文明历史时期；不但把中日范围内，而且把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侵略战争、争霸战争和种族屠杀等等行为的责任完全推卸给各国统治阶级，而丝毫也没有再深入一步地研究，看看有没有人民的责任。中国人以为，凡是人民，都是友好的、善良的、爱好和平的、反对战争的，他们参与了战争和屠杀只不过是被逼的，或被骗的。这样一来，他们便认为，白人屠杀印第安人，美国将印第安人赶进“保护地”，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并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倭国侵略中国这些罪行都与各国人民无关了。但执这种论调的人其智力实在只处在小儿水平。
第七十章 绝非朋友
俊义继续给他的部下讲述着倭国这个禽兽国度的恶行）时，也不无遗憾地讲出了后世某些国人的愚蠢。比原本认为“倭人对华战争罪责在于统治阶级而不在倭国百姓”更为愚蠢的是，倭国给中国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和耻辱，可是中国依然把它当做朋友。
卢俊义啼笑皆非道：“适才讲了许多倭奴恶行，但在八百年后中国电视、报纸、。杂志上等一切宣传工具上，以言论、小说、诗歌、散文等各种形式宣传着‘中倭。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中倭两国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中倭两国是自古以来就存在友好交流的’等论调。”
卢俊义的所有部下包括刚被痛。骂过的文官都齐声惊叹道：“太傻了吧！怎么会这么傻。？”
卢俊义沉痛地点点头：“。我现在不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的子孙们会变的这么蠢，你们日后总会明白。的。从我的天眼里看到，过去一千年和未来八百多年，倭国得益于中国最大，可它却忘恩负义地侵略中国，又使得中国受害于倭国最大。满清末年后的七十多年间，倭国屡犯中国，造成了中国数千万人死亡，无数妇女遭到凌辱。中国不但不能把倭国当朋友，而且永远也不要把它当朋友，相反，要把它当敌人，而且应该是头号敌人，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
这好比你以前有个朋友，后来他背叛了你，并且杀害了你的父母，抢劫了你的家产，那么即使到死你也不会把他当作朋友，相反会把他当作刻骨铭心的敌人，并且发誓要复仇。
可是中国不这么做，他依然把倭国当作朋友；而且从后世某个时期宣传的数量之多、形式之丰富、内容之深刻及时间之久来看，倭国还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这实在令人无法理解。谁能相信，这位最好的‘朋友’却是伤害中国最大最深的人。中国像个修行的和尚，像个太监，完全不会记恨别人，只知无限慈悲，无限宽容地对待一切人——无论是善人还是恶人。即使谁卑鄙地骗他，割他，凌辱他，他也会毫不迟疑地原谅他。中国在这点上表现得特别昏聩。他以非为是，以恶为善，以敌为友，抹杀了是非善恶标准。这是个懦夫兼蠢夫的国家。在中国的眼里，他永远也没有敌国；凡是国家，都是他的朋友。她发明了一个绝妙的公式：国家＝朋友。公元1840年至1949年间侵略中国，使中国遭受最大灾难的各个帝国中包括倭国，到后来中国都无一例外地把它们当作朋友，其实这些国家与中国又有何友谊可言？
在弱肉强食的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根本不存在友谊。昨天大家还在谈论友谊，笑眯眯地握手，干杯，致辞，今天就成了敌人，互相痛骂，厮杀。国家比人要自私万倍，无耻万倍。人有时还讲情义，还讲廉耻，会为了友谊而舍弃利益，为了脸面而不敢卑鄙行事。而国家与国家是**裸的利益关系，国家会为了利益而毫不脸红地丢弃友谊。但是，这些话只适合去说其它国家，而不适合于来说中国。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是舍生取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高于一切，她确实是认真地对待友谊的。中国确实是真心地把倭国当朋友的，其中绝无假意。从后世中国的宣传来看，中国似乎要永远把倭国当作朋友了。有人也许会怀着一线希望，说，那个中国总有一天会把倭国当作敌人的。可是在中国在受了那般蹂躏与侮辱后，还不把它看作敌人，那么，什么时候才会把它看作敌人呢？
中倭两国从未有过友谊，但中国人却认为中倭两国是有友谊的，并振振有词地拿出证据：因为中倭两国有数千年的交流历史。可要知道，数千年中，中倭两国有交流的人数不到两国的万分之一。在古代交通不发达，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又不大需要交流的情况下，两国交流是十分少的。就中国人来说，绝大部分人连倭国人的影子也没看见过，更不用说与他们交流了；后世也还是如此。交流的人如此之少，即使他们之间产生了友谊，也不能说两国之间就有友谊。实际上两国进行交流的人也不一定就产生了友谊，因为他们的交流是基于物质利益的。不要幼稚地认为，交流就会产生友谊。大地主与佃户之间也进行着交流，但他们之间依然是剥削关系。很难说中倭两国之间因有着交流就产生了友谊。友谊是二者心灵碰撞产生的火花，而在中倭两国之间又何尝见什么火花？作为朋友的两方应当是这方有难，那方帮忙；同舟共济；互相尊重；绝不会有谁欺凌谁；甚至二者之间会谱写一首可歌可泣的友谊之歌：但所有这一切，在中倭两国之间都找不到。说中朝两国或许有，中倭两国一丁点都没有。
七十余年中，倭国侵略中国，割占土地，勒索赔款，抢劫财产，屠杀人民，凌辱妇女，
像团子似的揉捏着，于是倭国成了强者，成了优秀民T7成了弱者，成了劣等民族。倭国人打心眼里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人奴性十足，软弱好欺，愚昧无知。倭国经济、科技比中国先进，这更增加了倭国人自负的资本，他们在中国人面前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假如倭国把中国当作朋友的话，是不会歧视中国的；朋友怎会歧视朋友呢？倭。国老板骂起他的工人时，说，你们不要像中国工人那么懒！骂人的方法很多，。何必扯到中国头上来？可见倭国人已养成了歧视中国人的心。理积淀和心理习惯，要不然老板骂工人时怎么那么容易扯到中国工人头上来？假如倭国把。中国当作朋友的话，是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事的。” 。 后来卢俊义讲了一个。绝好的事件，说明后世倭国人对中国的态度：
公元G（北京）。然后她把机票放在柜台上转身走了。中国记者想，她可能是不熟悉，问别人去了。过了五分钟，那个服务员回来了。她似乎忘了刚才的事情，而是直接接过中国记者身后一位西方人的机票，开始为那位旅客改签机票。中国记者有点莫名其妙，就问她：对不起，小姐，我刚才问你我们的飞机几点起飞，你还没回答呢？没有回答。那位服务员低头在写着什么，似乎没有听见。中国记者又问她，小姐，我在问你话呢？还是没有声音。那位服务员改好了机票后，双后将机票恭恭敬敬地递给那个西方人，用英文对他说，机票已改好，祝他旅途愉快，她的脸上堆着谦卑的笑容。这时中国记者忍无可忍，大声对她说：小姐，现在你是否可以回答我呢？没想到，她眼皮都不抬，转身走了。中国记者勃然大怒，找到了在场的值班经理，对这位服务员的行为进行了投诉。事后，一位常驻倭国的朋友告诉中国记者，这种事情在倭国常有。倭国人对中国人极不友好，听到你是中国来的，他们有时候就会装胡涂。
一个月后，这位中国记者又一次前往倭国。这次是去倭国大阪报道那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谈。
有一天，他想采访一些倭国老百姓，请他们谈谈对于本次会议的看法。于是，他和摄像记者来到大街头。他们走了几个街区，碰上的都是软钉子。给他们的感觉是，倭国人都不愿意接受采访，而且没有几个人会说英文。在一家饭店门口，他们叫了一辆出租车，上了车，中国记者让摄像记者把摄像机打开，然后他拿出话筒想对司机进行一番采访。那个司机穿著笔挺的西服，手上还戴一双雪白的手套，头发梳得光亮。然而，无论中国记者怎么问那位司机，他总是摇头，一句话不说。无奈，他们只好作罢。临下车的时候，那个司机接过中国记者付给他的车钱，脸上一副不满的样子，嘴里嘟嚷了两句日文。中国记者当时只是想：车钱一分不少呀，也许是嫌我们坐得太近了。当天晚上有一位在大的朋友来看中国记者。见到了这位懂日文的朋友，他突然想起了白天那个司机说的两句日文。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摄影记者的摄影机还没关，所以也录下来了。于是，他把摄影机抱过来，想让他的朋友听听那个司机到底因为什么不满意。他的朋友耳朵贴在机器小喇叭上听了半天，抬起头来，瞪着眼晴，破口大骂起来。朋友告诉他，司机在中国记者下车的时候说：“这两个中国来的讨厌记者，还想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