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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丛林战争-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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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把我介绍到62支队来!”
“据说是你要求的!”
“我是要求到高炮部队去,并没有要求到太原来,难道安沛、宣光的高炮部队还少吗?他没有跟你说吗?踢我一脚要我滚得远远的!……”
“你不觉得你们闹到这个份上,就是连中央也对你们感到头疼吗?……”
孙家杰竟然垂下头去,那种沮丧之情从他的躬下的身躯里充分地突现出来。然后喃喃地说:
“世界,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我这次虽然受到了表扬,将来还可能立个三等功什么的,其实,我在炮连里,也只不过是个普通一兵!”
(三)精神的转化
“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受犬欺,我懊恼得差点跳红河,”孙家杰情绪冲动地说,“我们62支队是1966年冬天入越的,对国内的红卫兵造反闹事知道得很多,那时的部队还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红卫兵造反很不理解,甚至与我们为敌,就像在海拉尔,那队开进火车站的解放军,就是背对国际列车面对红卫兵,用刺刀挡住我们不让登车,对我们的辩论质问一概不理,用沉默来表示最大的轻蔑。那些省委市委负责人在我们面前打躬作揖,这些比我们只大两三岁的大兵竟敢用枪口对准我们。……”
孙家杰说到这里,对我们淡淡一笑,声调有点苦涩,用左手端起茶缸呷了几口,好像在转换情绪,我和乔文亚都沉默等待,不发一语,对他的新感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继续说:
“我们被铐着手押往河内,红卫兵精神就被挫去一半,心中恨恨不已,可是又毫无办法,只觉得一下子失去了神力,一到连队,战士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好像审视着一个外星人。其实我非常狼狈,破衣、烂衫、头发蓬乱而且还长着黑黑的唇髭,手上脸上还留有荆刺的划痕。他妈的,自从离开国境之后,就没有一个人怜惜我们!
“只有指导员理解我的心情,他让我洗干涮净换上不带任何标志的军服之后,开了个小型的欢迎会,他说:‘孙家杰同志是反修反帝的小英雄,是咱们援越抗美部队C支队孙支队长的大公子,子承父志到越南来打美帝!’我听了这些强加在我身上的话,身上就起鸡皮疙瘩,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接着说,‘红卫兵的根本精神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他是五个伟大的代表了,是二炮班的新战士,他保证能勇敢战斗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把对美帝的千吨仇万吨恨推进炮膛,把敌机揍个空中爆炸落地开花!’……”
“这是很高明的紧箍咒!”乔文亚给孙家杰续水。
“可是,我们的班长却对我非常严厉,进班第一天,就叫我上阵地!‘红卫兵,心最红,见到困难打冲锋!’成了班里讽刺挖苦我的顺口溜。‘阵地上没有走资派,你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我觉得这是对红卫兵的亵渎,想发作,可又孤掌难鸣。接着又有人来‘维护’我,……‘喂喂,你们怎么这样对待小孙,人家是受过毛主席表扬的!’‘你怎么知道的?’你们听,‘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当心挨他的金箍棒!’
“从此,孙大圣就成了我的浑号,我一时成了全班调侃的对象,有人要我谈谈北上反修和北京红卫兵各派斗争,班长却坚决制止,他说,国外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国内文革情况不准乱说!
“他妈的,我真有点受不住了,气得想跳,恼得想哭,一出国门就带镣铐、挨脚踢、遭奚落、受挖苦。我孙大圣可从来不是软蛋子,可是,你发火找不到对象,你诉苦找不到朋友,你想争辩,找不到对手,我只有埋头苦干,不是苦干是死干。一个星期,我就成了炮班的全能!装填、瞄准、射击全都行。班长自然就表扬我,那时,美国佬为了争取他妈的什么资本,来了个暂停轰炸,我老孙就天天盯着天空盼望敌机来。……
“他妈的,全连都在讽刺我:‘咱连来了个孙大圣,吓得敌机都不敢来了,弄得咱们连杀敌立功的机会也没有了!’我曾起过一抬腿就走的念头,可是,我已经入了连队的花名册,不就成了临阵脱逃的怕死鬼了吗?一发现不是红卫兵了,我就蒙头大哭,好像脱胎换了骨,身份变了,灵魂也变了。我暗下决心:谁英雄谁好汉,高炮阵地上见。……
“可是,美国佬就是不来炸,又有人挖苦我:‘孙大圣,别说敌机不好打,就是你上天抓下三架来,也未必能上天安门。还是去干揪斗走资派的红卫兵好,抬腿就进中南海!’我对这一些善意的恶意的有意的无意的讽刺调侃一概不理会,精心钻研炮兵技术,锻炼作战本领,除了父母给我遗传的倔强之外,红卫兵精神都磨光了。我的心就像一颗被捆绑着的炸弹,单等到一个适当的机会投出去,来一声撼天动地的轰响!……”
“小孙,你这段话挺有水平,”乔文亚由衷地称赞说,“我不但理解你的现在,也理解你的过去了。”
“返璞归真,恢复常态,……”我笑笑说,“应该有一个痛苦的过程!”
“可是压力不断地增大,有一次出现了危机,有一天同班战士悄悄问我说,‘听说你们北上反修,是冲上国际列车,抱着俄罗斯小姐在车厢里打滚,那味道怎么样?’我怒不可遏,跳起来甩手给他一个耳光,回答他,‘就是这种味道!……你要不要再尝一尝?’可好,全连传遍,孙家杰打人!一直反映到支队部,看我老子的情面——没有开除,给了个可以不写进鉴定书的当面口头警告。……美国佬他妈的老是不来,可把我憋死了。
“我曾起过带支冲锋枪潜入南方打游击的念头,仔细一盘算,觉得不行,沿路布满了部队——有越南的、我们的、苏修的,碰上哪一种部队都会把我扣住:既可以说我持枪行凶,又可以说我拖枪逃跑。说不定来个无限上纲上线,说我拖枪投敌。……可是,那一耳光,我不后悔,谁敢那样糟踏我,我还是会那样干的,甚至不只是耳光,我会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然后再砸烂他的狗头!”我忍不住为他补充了一句。
孙家杰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我终于盼到了,1967年1月15日,美机恢复对太原的轰炸,来势凶猛,我们守卫的刘舍车站一片火海,我们高炮阵地就像发疟疾一样颤抖,我们的炮位像坐在颠簸得要命的吉普车上,不停地跳动,我们的连长、指导员都在阵地上指挥,战友们都个个同仇敌汽,咬牙切齿两眼血红,唯独我是含着微笑进行射击。那是一种迷人的音乐,我看到我发射的炮弹在敌机近旁炸开一朵朵灰白色的爆烟,我的心就被一种狂欢所陶醉,那滋味就像足球场上踢了一只擦边而进的球。
“飞机向我们阵地发射导弹,反复扫射,弹片扇起的热风扑到我的脸上,我丝毫也没有惊慌的感觉,排除高炮故障,显得特别沉稳,我们的班长腿部受伤,我立即代替他指挥,那时我非常自豪自信,记起爸爸老是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当兵就应该作一个真正的军人!’今天,我算懂得了‘真正的’是什么含意。
“我们班长进了医疗队,我就代理班长,从1月15日到2月4日,我们进行过四次战斗。我们班在2月3号打下了一架敌机。……那是一架F—105,据说飞机上的驾驶员是一名上尉。我就一直想见见这个飞贼,带瓶者烧给他,感谢他给我们炮连送来一个集体二等功!
“我心里还想来一次运气。越北将来击落敌机899架时,最后那一架应该是落在我们阵地上。你们可知道:1966年的11月27日,越南北方累计击落敌机800架,最后那一架是61支队打下来的,结果胡志明主席亲自发电祝贺,并且授予击落第800架飞机的大队一级国旗勋章。我想,也许我能当一个击落敌机第900架的幸运射手。……
“不是向你们夸口,我觉得我有军事天才,不光勇敢,还会动脑筋。高炮团研究对空射击战术,作训股长指名要我参加。我提了个‘以假掩真’的建议,立即被支队采纳。……”
“怎么以假掩真?”乔文亚问。
“因为我们的高炮阵地基本上是固定的,很容易遭受敌机攻击,敌机也容易避开我们的炮火,钻我们的空子。我们可以在阵地附近重设一个假阵地,让敌人真假难分。来个真假结合,动静结合,打打敌人的伏击和游击。……当然各高炮部队都有很多创造,我的想法也在这些创造之内。……
“这次受伤倒是没有什么好说,只能说轻伤不下火线,一直战斗底。……”
孙家杰又向我询问了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只能简单地告诉了他,当他听说红卫兵运动——四处大串联。在1967年初就基本结束,以各地造反派的兴起代表了他们,他们的使命完成了。他竟慨叹了几声,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感情。
晚饭前,指导员和宣教股长来看我们,说炮团的梁政委来陪我们吃顿便饭。因为我不会吃酒,最不善于席间应酬,一再婉谢。但盛情难却。席间他们开怀畅饮,我是多碰杯多吃菜,象征性的用酒杯沾沾唇。在席间团政委把孙家杰夸奖了几句,要我们告诉孙支队长放心。
饭后,指导员和孙家杰告辞,临走时,这位孙大圣竟然流露出某种留恋之情,我们互相约定回国后再见。我也答应路过上海时去看看他妈妈。这时候,宣教股长已经打开了招待所的一间‘贵宾室’,这是招待上面来视察的首长们临时休息的地方。然后便漫无边际地扯谈,说些关起门来才能说的话。显然,他们非常注意目前国内运动发展的状况。好像预测一下不久归国之后自己的命运。……因为这时候,部队“三支”、“两军”已经开始,深深地卷入了地方“文化大革命”,“砸烂总政阎王殿”。再加一句“水浅王八多”,由此辐射出去,狠揪军内一小撮。不知牵动了多少人,震骇了多少人。连累了多少人,在国外的人都想想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
后来又转向了美国战俘,梁政委发了许多感慨:
“我们高炮部队只能打下敌机,却很难抓到飞行员,因为飞机差不多都落进山林里,我们抽不出部队去捕俘,许多飞行员大都落在越南的群众手里,……在越南,是全民捉‘飞贼’,连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也敢抓!
“我们的施工部队也抓到不少,抓到后也得交给越方。美国人把战俘看得特重,为救一个飞行员,可以不惜血本。飞行员一落地,确定了被击落的方位,就用微型发报机通知基地,基地就派大量战斗机把这个地区包围起来,再用救护直升机把那飞行员叼出去。……”
“这种办法并不有效,往往是赔了妇人又折兵!”宣教股长补充说。
“但它可以说明美国对飞行员的重视,‘战俘’对越南来说也是‘宝贝蛋’,他是巴黎谈判桌上一个很重的砝码。……”
“听说飞行员身上都带一张‘投降书’。这在我们看来有点不可思议。那将被视为怕死鬼的行径!”我插进去说道。
“这是美国人特有的人生价值观,东方人很难接受,我们的口号是宁死不作俘虏!”梁政委不无感慨地说,“我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当时我当指导员,不怕负伤不怕死,就是怕被俘。因为一旦被俘就被视为耻辱、视为叛逆,和叛变只差一步,这是最可怕的境地!我的一个同乡当了战俘,从济州岛第八战俘营回来后,无人理他,半年后就死了,是郁闷绝望而死的。最使他不能忍受的是至爱亲朋都不原谅他,人家是挂着英雄奖章回来的,你是当了俘虏回来的,父母妻子怎么有脸见人?其实,他是受了重伤后被俘的,‘当时,我死了就好了!’这是他留下的一句憾恨终生的话。……”
“我们对部队的教育就是拚到最后一口气,誓死不投降!这是东方和西方的人生观念上的根本差别!”
“哪一种最合理呢?”乔文亚提出了疑问。
“在西方,认为在无法战胜又无法脱逃的情况下,是允许投降的,不投降而作无谓的牺牲是不合理的,”梁政委说,“在二战期间,驻新加坡的英军司令帕西瓦尔将军率八万多英军向日军投降;驻关岛的美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也是全部投降日军的,就近处说,奠边府之战,法军指挥官德·卡斯特利将军就是举手投降的,法军投降达一万多人,光校级军官就四十多!……这里面没有合理不合理的问题,是一种不同的观念,你认为合理的他认为最不合理;你认为不合理的他认为最合理。……”
“不过,那面‘救命旗’可是写得太没有骨气了!”宣教股长说,“我看就是怕死鬼也写不出来,就像跪地求饶一样,一副可怜相!”
“听说想得挺周到!”我笑笑说,“在朝鲜战场上就听说了,只是没见过!”
“我见过!”宣教股长说,“完全是活命哲学,他们有一个20多公斤的救生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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