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大司马-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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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属于“巧伪”，指责后者“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ps：记得大魏那本书作者也提过，儒家思想就是这样：我知道农事很重要，但我不会去做，因为我是君子，是“士”，是上等人，而农事是下等人做的事。

　　　　旋即，又抨击孔子假借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方略（即指周礼），控制天下的舆论，一心想用你的主张传教后世子孙，穿着宽衣博带的儒式服装，说话与行动矫揉造作，用以迷惑天下的诸侯，一心想用这样的办法追求高官厚禄，要说大盗再没有比你大的了——天下为什么不叫你作盗丘，反而竟称我是盗跖呢？

　　　　然后又讽刺孔子夸夸其谈却无任何功绩，非但自己不能安身立命，就连弟子也没有好的结局——当时孔子两次被逐出鲁国，在卫国被人铲削掉所有足迹，在齐国被逼得走投无路，在陈国蔡国之间遭受围困，不能容身于天下；而孔子的得意弟子子路想要杀掉篡逆的卫君却不能成功，而且自身还在卫国东门上被剁成了肉酱。ps：说实话，孔子时期的儒家思想的确很空洞，通篇就是标榜仁义、推崇圣人，因此始终不被诸国接纳，顶多当一块金字招牌，孟子也是。直到后来，儒家借鉴道家、法家的思想，在治国方面总算也开始有了些成绩。另外再提一句，作为儒家重要治国思想的内圣外王，它是庄子提出来的，载于庄子的天下篇，不过被儒家借鉴了，以至于后来儒家壮大后，有不少人以为这是儒家首创的思想。

　　　　盗跖这篇，是庄子借大盗展跖的口，骂孔子、骂儒家骂地最狠的一篇，几乎全盘否定了孔子提出的儒家思想。

　　　　ps：其实庄子杂篇中还有一篇渔父，借故事中一位渔夫——实际上是一位无名的隐士，或者是道家所推崇的那种圣人无名的道家圣人——的口，较为客观地批判了儒家。但作者仔细看了看，确实感觉不像是庄子所著，尤其是文中对孔子最后向那名渔父表示由衷尊敬的暗写，以庄子的高傲，根本不屑于占这个便宜，应该是道家后人伪托庄子写的，所以作者就没加进去。

　　　　这四篇论著，骈拇约一千两百字，分六册竹简；马蹄约七百字，分四册竹简；胠箧约一千五百字，分八册竹简；盗跖近四千字，分为二十二册竹简。

　　　　也就是说，庄子翻出来的逐渐，总共多达四十册竹简。

　　　　“夫子，您这是”

　　　　将这四十册竹简通通搬到正屋后，蒙仲在庄子的示意下随意拿起一册翻了翻，却正好翻到盗跖指责孔子的那一部分，不由地心中一愣。

　　　　旋即，他又翻了翻其他的竹简。

　　　　总而言之，在他读诵了全部的书简后，他发现这些竹简上的论著，都是用来攻击儒家思想的。

　　　　为何偏偏挑四部攻击儒家思想的论著呢？

　　　　他不解地看向庄子。

　　　　而此时，庄子则在一块竹牌上写下几个字：你如何看待？

　　　　如何看待？是指如何看待儒家思想么？

　　　　蒙仲想了想，这才回忆起方才他与诸子辩论时，可能言语有些不当，涉及到了一部分儒家思想，因而惹得这位对儒家极有成见的道家圣贤心中不渝。

　　　　“夫子。”

　　　　蒙仲拱了拱手，说道：“我知道夫子对儒家颇有成见，但我认为，儒家未必没有可取之处。”

　　　　“哼。”

　　　　庄子轻轻哼了一声，嘴角微扬流露露出几许蔑视，直到蒙仲睁大眼睛惊讶地瞅着他时，他这才立刻收起那几分蔑笑，一无既往的面无表情。

　　　　原来庄夫子也会露出那样的表情

　　　　蒙仲暗自惊讶之余，口中说道：“夫子指责儒家‘巧伪’，但我认为，‘巧伪’未必就不好。曾经薛地有一人，性格懦弱怕事。某日，薛人带着其子女外出，路遇有贼人抢掠一名商人，那名薛人便奋勇上前，帮助那名商人驱逐了贼人。

　　　　商人很感激，将薛人的事迹到处传扬，称其为勇士。待这件事传到薛人的乡邑后，或有知情人感到很是惊讶，私底下询问那名薛人道：你平日性情懦弱，何以这次如此勇敢？

　　　　薛人便回答道：当时我的子女皆在身旁，难道你要我承认他们的父亲是一个懦弱的人么？

　　　　事实上，这名薛人仍然懦弱，但因为子女在旁，他不得不假装勇敢，但他伪勇的行为，却帮助了那名商人，阻止了发生在天底下一桩恶事。”

　　　　“”

　　　　听闻此言，庄子捋着胡须若有所思。

第20章　“伪”之辩（二）（）　
关于儒家思想的“巧伪”，庄子向来是抵制的，因为那是“虚伪”的，不真实的。

　　　　但今日，他的弟子蒙仲却提出了一个伪勇的概念，借寓言生动形象地阐述了‘伪勇’在某些情况下与真正的勇敢并无太大差别的观点，这让庄子受到很大的冲击。

　　　　因为按照蒙仲在那则寓言中所说的，倘若那名薛人“顺从懦弱本性”，那名商人就会被贼子所害——引申下来即是“弱者因为懦弱而助涨世间之恶”，这并不会使世道变得更好。

　　　　但是

　　　　庄子皱着眉头，提笔在一块竹牌上写下几个字：儒家多妄言，惑人非道。

　　　　见此，蒙仲委婉地说道：“夫子，我以为世上万物都有‘阴阳’两面，凡事亦有正反利弊，儒家思想虽‘巧伪’，用仁义礼德迷惑世人，但未必没有可取之处。昔日郑国有一人偷盗宋人之羊，被宋人抓获，相邻皆呼郑人盗羊，难道郑人个个都是盗徒么？恐未必。郑国亦有郑庄公那般的雄主，亦有子产（公孙侨，法家先驱）那般的贤相，且郑国是首创将国法铭刻于铜鼎之上而使国法一目了然的国家。”

　　　　郑庄公

　　　　庄子皱着眉头思忖着。

　　　　就像蒙仲所说的，凡事皆有正反利弊两面，世人对郑庄公的评价，就很复杂。

　　　　首先，郑庄公是一名开明的雄主，善权术、轻礼义，而更关键的是，他作为周王室册封的卿士——诸侯都是周王室的卿士，却对周王室态度不恭，于是周桓王便伙同陈、蔡、虢、卫诸国联合讨伐郑国，没想到却被郑庄公带着大将祭仲——前文人尽可夫典故其中的人物之一——等人，将周王室的联军击败，使周王室颜面丧尽。

　　　　郑国因此成为当时中原最强大的诸侯国，而郑庄公本人，亦被后世称为春秋时代的小霸主。

　　　　正因为郑庄公对周王室不恭，因此儒家弟子很厌恶前者，称郑庄公时当世“礼乐崩坏”的主要祸根之一，而一向对周王室很是恭敬的宋国，也因此与郑国相互看不惯。

　　　　这也是郑国与宋国后来战争不断的主要原因之一。

　　　　ps：到战国时代仍对周王室表示恭顺，且仍维持着朝贺献贡习惯的国家，就只有宋国与鲁国。

　　　　然而，郑国又是首个将国法明确“告知”于民的国家。

　　　　在郑国之前，各国皆有各自的国法用来约束国民，但此时的国法，并不对外公开，倘若有人犯事，可能他到死未必明白自己究竟犯下了那条刑法。

　　　　更有甚者，此时的国法已成为权贵倾轧国民、平民的一种手段——反正国法不对外公开，我说你有罪那你即是有罪。

　　　　因此，当时各国的刑罚都很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郑国的国相子产决定改革，他在郑简公的支持下，铸造了一只大鼎，将郑国的刑书铸刻在这只青铜鼎上，然后将青铜鼎摆放在王宫门口，让全国的百姓都能看到这只刑鼎，看到他郑国的刑书。

　　　　此后，郑人都了解了本国的法律，趋利避害，而郑国的权贵也不敢再借刑法之便倾轧平民，于是郑国因此而变得强大。二十年后，晋国亦开始效仿，赵鞅与荀寅把范宣子制成的刑书也铸刻在刑鼎上，将本国的刑书公布于众。

　　　　对于这两件事，世人的看法评价亦大不相同，道家、法家都很支持，但儒家的圣贤孔子却竭力反对。

　　　　在当时亦是大国的晋国亦推出了刑鼎后，崇尚礼治、厌恶郑庄公的孔子很不高兴地对弟子说：晋国大概要因此灭亡了，国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脸色，这怎么能显出贵族的尊贵？

　　　　然而，晋国并没有因为这个刑鼎而灭亡，甚至于，后来各国陆续效仿，终于使原本秘而不宣的刑书，公布于众，很大程度上杜绝了一部分人借刑书而使自己获利。ps：所以说“子产”是法家先驱，他在当时仍然崇尚“礼治”的时代，冒着极大风险推出了这项改革。

　　　　“这位郑庄公，夫子如何评价呢？”蒙仲询问庄子道。

　　　　庄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必须承认，郑庄公是一位褒贬皆有的雄主，他耍手段杀死起初就关系不好的弟弟郑段（即叔段）。

　　　　郑庄公与郑段乃是亲兄弟，母亲皆是武姜，区别在于武姜生郑庄公时难产，经历万般痛苦才将其生下，而生郑段时则是顺产。

　　　　是故，武姜偏爱小儿子郑段，而讨厌郑庄公。

　　　　而郑段呢，仗着母亲的疼爱，在国内横行无忌，让郑庄公很是不喜，想杀掉弟弟甚至是母亲，却又唯恐遭到世俗的职责，于是想出一个计策，既放任弟弟郑段，让后者因此变得越来越狂妄、越来越跋扈，最终，郑段与母亲武姜联合，试图内应外合杀掉郑庄公，夺取郑国的君位。

　　　　就这样，郑庄公名正言顺地用讨逆的大义杀死了弟弟郑段，还驱逐了他的母亲武姜，立下不至黄泉、毋相见也的誓言。ps：然而过了几年后，郑庄公实在思念母亲，又碍于自己的誓言，于是就挖了一条地道，在地下（黄泉）与母亲相见，这即黄泉相见这个典故的由来。

　　　　耍手段杀弟逐母，此事尽显郑庄公的枭雄本色，但在治理国家方面，郑庄公却是一位明君，在他的治理下，郑国当时非常强大，不怵晋、楚。

　　　　这样一位雄主，若单纯用“善、恶”或者“好与不好”在评价，就未免会有失公正。

　　　　而儒家的思想，蒙仲认为亦不能单纯就定为“惑世妄言”。

　　　　不可否认，儒家思想认为“礼制至上”，甚至于孔子曾经还包庇了弟子曾参。

　　　　这件事的起因，是曾参的父亲曾点。

　　　　某日，据说有乡人的一只羊跑到曾点的家院前，被曾点捉起来宰杀吃了，而其子曾参没有举报。

　　　　后来叶公——叶公好龙的那位叶公，便就这件事对孔子说道：我们那地方有非常正直的人，父亲偷羊，儿子就出来检举揭发。

　　　　孔子就回答道：我们那里正直的人与这种正直有区别，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这里面。

　　　　儒家思想“崇尚礼制”，就到这种地步，也难怪道家会指责儒家“巧伪”，而法家亦看不上儒家。

　　　　后来孔子的弟子子夏说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很符合儒家的风格，儒家一向认为，作为有君子人格的人，应当顾全大局，而不必执着于细节。

　　　　但孔子时代的儒家，也有值得赞赏的地方，比如对学的态度，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但学的目的是什么？

　　　　对于孔子本人而言，他学习的初衷是为了当官，是为了得到他人的尊重。

　　　　再到孟子、荀子时期，荀子首次提出了学以致用的理念，使儒家的学，总算是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用！

　　　　用在哪里，即用在治国、用在治人。

　　　　说到治国、治人，应当首推道家的治国之道，在治国方面，从道家鼻祖老子起，道家就明确地指出了无为无不为的治国策略，以劝诫各国的君主。

　　　　无为，并不是指什么都不做，而是指顺应自然，不要做多余的事。

　　　　比如说，在四五月本应该做农事的时节，君主不要因为与他国开战而耽误了国民的农事。

　　　　关于这一点，孟子也说过类似的话：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其中的勿夺其时，就是告诫君主顺应自然——该让农民种地的时候就让农民种地，不要做多余的事。

　　　　除此之外，还可以延伸到对待国民的态度，总而言之就是，国民想要去做什么，就让他们去做，君主不要“额外”——即除了刑书以外——去约束他们。

　　　　而无不为，也不是指什么事都做，同样也是指去做顺应自然、顺应天道该做的事。

　　　　这方面体现在哪里呢？

　　　　打个比方，国内发生天灾，务农的国民因此颗粒无收，这个时候就应该顺应自然，开仓救济国民，而不是违背天意，继续向国民征收田税。

　　　　延伸下来，还有想办法提高国民的道德修养这类的。

　　　　君主无为（不做多余的事）、臣子无不为（多做些顺应天道、顺应自然的事），这即是道家的核心治国思想。

　　　　而相比较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