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之新中华帝国-第1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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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明再一次从心头暗骂李善长，老东西，怪不得朱元璋到最后还不饶你，就凭他编的这个大明会典，梁明都想拔他的皮。跟个提线木偶似的，摆回来，弄过去，小两个时辰了，就没闲着过。“狗日的，不是个好玩意！”
因为几个子女都在中州，所以这分封就免了。登基大典告一段落，剩下的就是大宴群臣，梁明高坐在宝座上，看着下面其乐融融的场面心中好笑不已。如果在一个月前，曹文埴肯定想不到，有朝一日自己父子会在天字第一号逆贼坐下把酒言欢。但他现在是中华朝第一任北京府府尹，也是满清王朝第一号的从逆，听说他们父子已经被乾隆老儿记录进佞臣传了，还有就是贰臣传。
对此梁明是一笑了之，因为他相信这样的佞臣、贰臣会越来越多。因为自从京津易主之后，满清王朝的威信大丧，虽然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梁明却清清楚楚的感受到了这股力量。
20天前，也就是攻占北京的第五天，柴坤带着北洋舰队主力南下回到了他阔别十二年的故乡（运输舰队已经返回）。首先到了东流口，王石和王大娘墓上的花果已经枯成了一坨，大军沿海杀来的时候，梁明、柴坤等一些大秋岛的老人前来拜祭过。
在这停了半日，杀气满胸的柴坤将北洋舰队分成了三路，一路直捣胶州水师，一路去打登州水师，剩下的就随他到了文登。
靠着一千陆战队和强大的北洋舰队，柴坤三天内横扫了登州。一个个宣传队走遍了登州的城里乡间，对于他们口中所说的“打进了紫禁城”老百姓普遍抱着怀疑态度，登州、莱州的官员也死命的召集民壮扼守城池。但是过了七八天，当柴坤带人进攻日照时，他惊奇的看到日照知府葛斌竟然开城投降了。一问他才知道，北京失陷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山东官场。按照满清律法，失土者死。葛斌跑也是个死，拼命他也是个死，反倒不如降了。
柴坤察觉到这股慌乱，他知道这是满清官员心里依赖破灭后的表现，如果缓了段时间，当这些个官员接受了这个现实，他们依旧会惯性的选择满清。但这个时候，要是他们还要面临强大的武力威胁，那么动摇的心神很肯能选择屈服，选择活下去，而不是死去。所以，柴坤没有前来参加梁明的登基大典，在已经打下了半个山东了。用他的话说，那就是闻风而降。
梁明接到柴坤送上的折子后，心中是一阵窃喜，看来自己的“狠心”是很有效果的。
ps：注1——圜（yuá：n）丘位于天坛的最南端，外面有二层圆形围墙，中间是三层圆形石坛，上层台面四周环砌台面石，中心一块圆形石板称“天心石”。其外环砌石板九块，再外一圈为18块，依次往外每圈递增九块，直至“九九”八十一块，寓意“九重天”。人站在天心石上说话，声音特别浑厚、洪亮。，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第262章 驱满（一）（）
那件被梁明自己称之为“狠心”的事儿，说出来很简单，就俩字——驱满。
驱满，顾名思义，那就是驱逐满人。
虽然这是一件规划量堪称宏伟的工程，但是对于梁明，对于刚刚立足的中华政权来说，好处是大大的。
京津一带的满人太多了，已经多到了能威胁中华军的程度了，对于这一点梁明深感忧虑。于是乎，在入主紫禁城的第二天，北京城里就刮起了一阵“黑风。”——所有的满人（平民），十天之内必须离开京津。
这样做多巩固中华政权自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从大的方面来说有四个，另外还尾带了一个小尾巴。
第一，安全。
北京的旗人实在是太多了。京旗男丁（北京的八旗被称为京旗）从顺治年间的十万余（其中八万多是八旗精兵），滋生繁衍至今已经超过了三十万，其附带的家人之多几近百万之巨。
在中华政权的心脏部位，却生活着如此多的“死敌”，那岂止是不安全啊，而是很不安全。即使，津南之战，北京之战已经连削带打抹去了十三万旗兵，但京津一地还是有小二十万的丁壮。万一他们趁着清兵围攻之时乱了起来，那梁明就是摔头都找不到墙啊！
所以，趁着这一段空闲先把他们打发出去。
当然了，能被放出去的只是些普通的旗人，像一些爱新觉罗氏的后裔，奉恩将军（4品）以上的，只要还没跑，那就一网打尽，通通撂进大狱里待着去，家产自然也没没收了。至于异姓的功勋，四品骑都尉（和嫔狭粝碌木驼飧觯┮陨险叨家谎南鲁。迤返脑破镂尽⑵咂返亩髌镂灸蔷退懔恕�
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至少梁明的登基大典就没出现有人捣乱的事儿。
第二，得民心。
得民心当然是得汉人的民心。北京城如此多的满洲八旗贵胄，其置下的庄子、田地那是数都数不过来，给他们种地的佃户更是如天上繁星查无所查。这些个佃户，可都是实打实的汉人啊！（包括汉军旗，不否认有少数的满人，但绝对代表不了数不清的佃户）
满清定鼎北京，先后镇压各地农民起义，消灭南明三个小朝廷，用20余年的时间基本结束了大陆上的武装抗清斗争。满族成为全中国的统治民族，政治、经济地位均发生显著变化。满族统治者爱新觉罗氏统治全国，不能不联合汉族地主阶级代表和蒙古等少数民族贵族，但这种联合并不是一种平等关系。满族统治者旨在扩大和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确立起“首崇满洲”的原则、并作为有清一代恪守不变的国策。
无论是康熙还是乾隆，都曾标榜：“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实际上却以“首崇满洲”为圭臬，中枢机构均重用满族亲贵大臣。
爱新觉罗家族在维护自己的特权时，总是竭力把自己粉饰成代表整个满族的利益，制造满汉民族的畛域。八旗是清朝统治赖以维持的主要支柱，因此被视为“国家之根本”，享受种种特殊待遇。
在经济上，极其优养旗人。从入关时起，顺治宣布永远免征八旗人了的差徭、粮草、布匹，从此只承担兵役。为了解决旗人生计，保证置办军械马匹的开支，入关之初，圈占京畿方圆500里内18万余顷汉民土地分给入关旗人，并且禁止旗民交产。
对于满族统治者来说，圈占旗地不过是沿用关外时的旧制，但对当地汉民来说，却是赤裸裸地对他们的暴力掠夺。由于八旗兵丁经常出兵在外，又建立起俸饷制度。八旗兵丁俸饷远高于绿旗汉兵，康熙年间八旗马甲每月饷银3两，每年饷米46斛（23石），“计其所得，已多于七、八品官之俸禄”。更非一般汉民所能攀比。
但是就像他们的老祖宗一样，进了中原的花花世界谁还去舞刀弄枪？当年横扫九州的八旗精锐变成了糊不上墙的烂泥，而给他们衣食为靠的土地也多半在满汉地主的交相兼并下化为乌有。（注1）
可人家的家底厚实啊，京畿方圆500里内18万余顷土地啊！那是什么概念？想一想和ǔ煜露嗄辏膊还孟铝�1126顷田地，18万顷啊！
到了乾隆年间，旗人，特别是普通的旗人（没爵位），因为种种诸多原因生活贫困、潦倒者多不胜数，但是富的流油的也是数不胜数，家中良田多则数千上万亩，少则百余亩，这些都是靠下面的佃户支撑着。
把这些个人拿刀一削，留下的就是多的数不清的官田了（中华政权治下的官田）。特别是北京城周边的，那些良田几乎全都是满清八旗贵胄的私田。汉人，就算你再是有钱，这边的田地你又拿得到几分？
富商，有钱没权，白搭；官宦，有权没钱的除外，那些个有钱有势的主儿，谁的根又是扎在北京的？况且，你就是再有钱，天子脚下，御史言官满地走的地界，你有那个胆量放手置买田地吗？
所以，把无主之田（跑了的）和抄没来的农田放在一起，数量一加，梁明看了也是心跳加快。
古今以来，想要得到中国老百姓的拥护，有两条措施是绝对灵验的，一是减租，二是分田。两千年来那真是百试百灵！
不过梁明没那么大方，落进嘴里的肥肉他也不想平白的吐出来，那可是几百上千万亩的良田啊！
怎么办呢？一股脑的都化成官田。汉家百姓，无论男女，十六周岁以上，六十周岁以下，每人都可获得六亩官田；十六岁以下的，六十岁以上的减半。
每年缴纳一成的租税，按年产计量，实物租额或折租银额皆可。其中折租银额，则以当年粮价计算。
对京城周边的老百姓而言这可是天大的好处，比起地主家的那可是贱到了天上去了。
北京城边上的，几乎所有的村庄都可以凑出足够的官田，很多还绰绰有余，不得不再行分配。
惊喜之中带着一抹彷徨，这就是如今北京城周边百姓的心理。天上掉了个大馅饼自然是欢喜的很，但问题是这做馅饼的材料都是自己昔日主子的，万一他们回来了彷徨、惊喜，两种情绪主宰着他们。
梁明已经很满意了，从最近的反应来看，老百姓对于从天而降的中华政权还是抱有极大地善意的。可以说，只要中华政权能够继续的保持强势状态，等到夏粮收割那么，梁明就可以放心的说——民心尽入手中。（仅是这一片的）
不过梁明知道，离北京城越远，汉人地主的数量就越多，除了一批不长眼的，或是家族成分问题倒了霉的外，至少还有五六成的地主能在动荡中保存了下来。这些人多是乡里的头首人物，在地方拥有较高的威望，确实是每一个王朝统治的根基，根基浅薄的中华政权同样也需要他们的支持以维持地方。
是以，那些地方是绝对凑不出如此规模的官田的。而梁明又不能下令让他们降低地租，如此一来少量官田的存在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好在梁明手下还有一些个官员，对于这一类的问题由他们解决自然是轻而易举了。问题解决的很快，不能不说这些个降官之中还是有几个人才的。
“以其为诱饵，逐民上钩。”这句话说的很不好听，但却是不争的事实。
拿出一半来招募兵勇，分出三成料理后事，余下两成占为地方开支。
这句话的意思梁明很明白，用一半的官田来引诱民壮当兵。官田是好东西，想要是吧？那来当兵啊！只要你当了兵，这官田就分给你家，租税还减半；三成料理后事——你若是战死了，田地就是你家的了。
剩下的两成作为地方府县的开支——你租给老百姓也好，你租给地主也好，所产生的财物就留作地方开支。也相应的减轻了朝廷的负担。
ps：注1：清初旗人依恃粮饱和地亩为主要经济收入，当大部分下层旗人的土地在满汉地主的交相兼并下化为乌有时，仅有的粮饷收入便成为满汉高利贷者、奸商牟取暴利的渊薮。乾隆年间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土地集中的趋向日益高涨，满汉地主往往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勾结在一起，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经济力量。大地主和蝗司陀械逼�75座，对城市贫民进行苛剥婪索。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不仅猖撅于北京和内省，还伴随民人出关的热潮向边远地区扩张。据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的文献记载，奉天境内的当铺多达831家。各地旗人月饷年米，发放有期，临时急用，只能典当借贷，高利贷资本乘机网罗射利。乾隆年间，在北京的社会上留传着这样一段话：“捐二十余两可得一甲士（指马甲）之银米，坐食一载，谓之‘典甲’；捐十余两可得一甲士米之半，饱食经年以待其本谓之‘典米’；九钱作一两，八百当一千，谓之‘月支’；米未领下而先贱买，谓之‘短米’”。所云“典甲”、“典米”、“月支”、“短米”，都是当时高利贷者乘旗人窘困之机，牟取暴利的剥削形式。“典”，是一种实物形式的高利贷，即预先将对方的不动产（如地、房）或者动产（如牲畜、衣物以至旗人粮饷）低价典入，由于典押物作价远低于本身的实际价值，两者的差价就构成高利贷的利息。当时一马甲月饷3两（年36两），年米46斛（23石），高利贷者只需事先用20余两即可全部占有，其剥削率之高是显而易见的。
八旗贵族、官员运用各种手段攫取大量财富，开当铺、设钱店，明目张胆地对旗人进行高利贷剥削。有的佐领官在本佐领内借放印子银（一种货币形式的高利贷），有10个月扣完者，亦有12个月扣完者。每月关领钱粮时，勒令清偿，不许暂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