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读资治通鉴-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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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叫侯屈的说：“草民动『乱』，不把问题的『性』质搞清楚，一律大赦不好，不如首恶必办，胁从不问。”这个政策好啊！一个政策好不好，关键看它能不能流传到永远，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个政策流传至今，证明它是钻石级的。
又有个叫崔宏的说：“『政府』不能总是和老百姓较劲，不要单纯为了面子而采取强硬政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既达不到戒恶的效果，也达不到宽恕的效果，反而会培训国人投机的心理。我的建议是一律宽恕，如果大赦以后还有不从，咱们再严惩。”
其实崔宏的办法现在也常用，『政府』经常三令五申，但是信奉机会主义的中国老百姓经常没反应，忽然来真的了，出头的椽子必须要烂，总有一部分人先倒霉起来。
政策很模糊，对策要小心，任『性』的权力培育了投机的国民『性』。
第86章 杀戮的快感（）
安皇帝义熙六年（公元410年）
丁亥，刘裕悉众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师。”裕曰：“我往彼亡，何为不利！”四面急攻之。悦寿开门纳晋师，超与左右数十骑逾城突围出走，追获之。裕数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无所言，惟以母托刘敬宣而已。裕忿广固久不下，欲尽坑之，以妻女赏将士。韩范谏曰：“晋室南迁，中原鼎沸，士民无援，强则附之，既为君臣，必需为之尽力。彼皆衣冠旧族，先帝遗民；今王师吊伐而尽坑之，使安所归乎！窃恐西北之人无复来苏之望矣。”裕改容谢之，然犹斩王公以下三千人，没入家口万余，夷其城隍，送超诣建康，斩之。
南燕皇帝慕容超身世坎坷，按说应该是个有为的君主。但是，权力场上的人物，家庭出身不能决定其人品『性』格，个人的身世经历也不能决定其『性』格人品，因为权力有极强的重塑能力，居移体，养移气。做官久了，人『性』要变；做皇帝久了，人『性』也要变。
慕容超做了皇帝，宠信一个叫公孙五楼的人，对“太乐诸伎”兴趣日浓。这应该是一个宫廷歌舞团，规模庞大，有上千人。慕容超从后秦跑出来，老娘和老婆还在秦王姚兴手中，慕容超派人交涉，希望秦王放回他的家眷。姚兴可能早就知道慕容超歌舞团的盛名，于是把它当成了交换条件。慕容超还不错，用一千两百人换回了老娘和老婆。
但是，此君一日不可无乐以及伎，所以他决定派兵南侵，打算抢掠一批晋人补充自己的歌舞团，这是一个很有创新意味的战争理由，他的行为触恼了找不着北伐理由的刘裕。
刘裕知道，自己的前途系于军队，军队的前途系于北伐，军队的胜利是政治的资本，这在当时已经是人尽皆知的明规则。
刘裕在慕容超配合下名正言顺地出征了。从基层一天一天打出来的刘裕，比桓温更有战术修养，他一边前进，一边筑城，确保军需供应以及完全控制回撤的路线。从京口到广固（南燕的京都，现在山东青州），有一个叫大岘的关隘，南军过则过矣，慕容超的宠臣公孙五楼也不是饭桶，他提醒慕容超扼守此隘。慕容超估计正在忙于培训歌舞团的新人，对宠臣的话也不听，遇到不负责任的皇帝，不论负责任的诤臣还是宠臣，都拿他没法。
刘裕过大岘，燕兵不出。裕举手指天，喜形于『色』。即使如此，战争还是持续了数月，刘裕最后攻下广固，俘虏了热爱音乐热爱歌舞（尤其可能是大型团体『操』，否则怎么需要上千人）的慕容超。
文艺青年慕容超被俘以后神『色』自若，遥想萨达姆，近思卡扎菲，咱就知道落到敌人手里能做到神『色』自若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慕容超把母亲托付于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小刘在桓玄主政时投奔慕容德，和慕容超应该熟识。及到刘裕主政，刘敬宣又回来了，对刘裕来说，刘敬宣是老首长的儿子，香火情是有的。
广固久攻难下，刘裕破城之后有屠灭鲜卑人的打算，被部将韩范劝下。但是他仍然大开杀戒，杀了南燕慕容家族王公以下三千人，并将其『妇』孺万余口没入奴籍，赏予自己的手下。
司马光由此批评刘裕，“迹其施设，曾苻、姚之不如”，说他连胡人都不如，所以司马光更由此判定“宜其不能『荡』壹四海，成美大之业”。
刘裕不能统一中国，恐怕不光是这个原因，这个恐怕也不能成为重要的原因。民族战争中，仇恨相互激发，快意杀戮是一种集体意识，刘裕不能跳出这个历史局限。另外，刘裕不论留在北方还是守不住返回南方，大量在汉人中心区的鲜卑人存在，都不能让他放心，施予仁义怀柔同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非短促可以成就。苻坚倒是怀柔异族，但他施仁义却并未受其益，大局没有控制之前，一片混『乱』之中想和谐敌我，恐怕很难成为刘裕的选项。假使刘裕是个有历史感的人物，有远大志向，他也知道逆取顺守的道理，当其时也，屠杀是逆取，取到再仁义。形禁势格，保证自己安全是第一位的，司马光这么泛泛批评刘裕不讲文明，也就是泛泛而已。
人类的文明是一个过程，最近我们看到卡扎菲同志不幸罹难，这也罢了，罹难还遭受了n多的凌辱。说来也是一国之君，战争之中沦入『乱』卒伧夫之手，只能说老卡一来命不好，如像老萨那样沦入美国大兵手里还能稍有体面，二来他确确实实没想好死法。墨索里尼暴尸街头，希特勒看到了电影纪录片，前车可鉴，于是把自己的死安排得很妥帖。老卡以为最坏不过像萨达姆，搞不好还能到海牙混几天牢饭，但是没想到最后暴死于读过绿皮书的利比亚年轻人手里。
有媒体评论说，卡扎菲的死法是北约的耻辱，其实北约有的是托词，西方诸强对逆取顺守更有心得，何况后殖民时代，已经不流行守了，既然不守，还管他顺耶逆耶。
卡扎菲谁也不能怨，要怨只能怨自己在位时没有抓好精神文明建设。
第87章 抢钱的妙招（）
安皇帝义熙六年（公元410年）
初，道覆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至始兴，贱卖之，居人争市之，船材大积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装舰，旬日而办。循自始兴寇长沙，道覆寇南康、庐陵、豫章，诸守相皆委任奔走。道覆顺流而下，舟械甚盛。
人是容易堕入安逸的，卢循割据广州，有老火汤享用，遂无北进之心。有位叫徐道覆的，是孙恩、卢循的姐夫，这关系要想想才能明白，反正是互为姻亲。徐道覆听说刘裕北伐，就劝卢循借机也北伐。卢循革命意志衰退，不想动，徐道覆严肃地指出：你还想住在广州混长期户口传给子孙啊？
卢循没有反驳的理由，于是和徐道覆兵分两路，向北侵进。卢循率领一路人马越五岭、长沙、巴陵（今湖南岳阳），直指江陵，击败荆州刺史刘道规；徐道覆率另一路直下庐陵、豫章（今江西南昌），杀了江州刺史何无忌。然后卢、徐两军合兵东下，大败大将刘毅。朝廷震动。
东晋朝廷内外交困，南北受敌，日子相当不好过。刘裕作为东晋最后一支可以依赖的武装力量，身价暴涨。
刘裕怎么应付两面的敌人且按下不说，且说说徐道覆在岭南的“经济新政”。
卢循、徐道覆在广州时期，徐道覆派人到大庾岭南康山采伐木材，这个地方现在也是木材产区。
徐道覆采伐木材的目的是修造战船用于北伐，从珠江流域向长江流域进犯怎么能用到战船？这个问题有时间再细考，老徐要弄木材，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和今天的『政府』要盖保障房一样，反正是一项急切的政治任务。大量采伐并存储木材，是要积压大量资金的，广州这样的临时政权根本承受不起，于是徐道覆把采来的木材统统低价卖给老百姓，回笼了资金然后继续采伐，然后继续低价倾销……
等到要兴兵北上，徐道覆就下令征集木材，木材不比银钱容易隐藏，也不比粮食容易消耗，木材商手中囤积的木材成了战略物资。『政府』要征调，理由很充分，中国向来不缺政治大帽子，扣谁谁死，于是徐道覆先利用民间资金尽可能多地储备了物资，然后再运用公权力把民间的财富洗白，这一招好有经济头脑。
对于『政府』来说，抢钱要钱不如骗钱，收税收费不如卖东西——这个东西最好是本来很便宜，但是『政府』有本事让它变得不便宜，比如古代的盐和现代的……太多了，最典型的就是住宅用地，凡是战略物资或战略产业（比如电信之类），国家专卖，本质上就是另一种税赋。『政府』没有强迫你缴税，也没有霸在路边桥边收费，但是你一买房，呵呵，就上缴一笔不菲的个人所得税，再加上银行多印钞票，一来二去，就把先小富起来的白领中产阶层洗白了，这就叫“民不加赋而官用足”。
第88章 刘裕揽权（）
恭皇帝元熙元年（公元419年）
九月，宋王裕自解扬州牧。
……
宋王裕以河南萧条，乙酉，徙司州刺史义真为扬州刺史，镇石头，萧太妃谓裕曰：“道怜汝布衣兄弟，宜用为扬州。”裕曰：“寄奴于道怜，岂有所惜！扬州根本所寄，事务至多，非道怜所了。”太妃曰：“道怜年出五十，岂不如汝十岁儿邪？”裕曰：“义真虽为刺史，事无大小，悉由寄奴。道怜年长，不亲其事，于听望不足。”太妃乃无言。道怜『性』愚鄙而贪纵，故裕不肯用。
宋王刘裕在筹备做皇帝，一直担任的扬州牧不能再兼了。扬州、江州（今九江）、荆州是长江上的三个重镇，其中，扬州、荆州与北方胡族交界，所以尤其重要。东晋时期，皇族与士族分权，上游与下游分权，已经是行之百年的潜规则。扬州既是京师藩屏，亦是控制建康的要地，刘裕所倚之北府兵本来就是发迹于此，所以根据地不能丢，老本不能丢，军权更不能丢，这对刘裕来说是基本原则。
刘裕御任，把“五道杠”刘义真派去任扬州刺史，这种安排连他老娘也看不惯了。萧太妃萧女士是刘裕父亲的继室，老太太说话了：“刘道怜是你贫寒时的兄弟，他任扬州多合适啊！”补充一下，刘道怜正是这位萧太妃所生，为自己亲生儿子求官，这玩意儿还不是天经地义。
刘裕事母甚孝，当然不会简单地驳老太太的面子，他用自己的小名自称：“寄奴和道怜我们哥儿俩那还有什么说的。我会吝啬这个位子？不过扬州确实为根本所系，责任太大了，道怜他玩不转。”
老太太忍不住心中的不解，还是反问了一下：“既然这么重要，那你那小儿子义真才十二三，难道比五十岁的兄弟更靠谱？”
刘裕在继母挤对下终于说出了真心话：“刘义真只是挂个名，扬州大小事务，其实还得由我亲自来打理。”
这番对话对当时的政治体制和刘裕的行政风格都有生动解读。
如果我们放开视野，从秦始皇到刘裕，大概六百四十年，中国实行帝制，但真正在位称职的皇帝没几个，大多数情况下实行的是皇帝专制制度下的“集体领导”，后宫、外戚、宗室、权臣、宦官、士族……围绕在皇帝身边的各种力量或角『色』，不停地排列组合，在实质上行使着皇帝的权力。两晋特别是东晋，在中国帝制历史上是一独特的风景，君权不张，但君权没有旁落到个别权臣手里，而是由一个上层的泛权力集团共同把持，具体表现为几大家族轮流坐庄，王、庾、桓、谢……大家通过姻亲相互勾连，关系错综复杂，所以东晋的权力斗争表现出了很有意思的状况。
从积极的层面看，那就是皇帝“不够专制蛮横”，不像历史上那几位有作为的皇帝，搞起政治清洗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杀起功臣来株连九族连瓜带蔓，统治上层整体上比较和谐，迫害、杀戮都相对有节制，更有上古“封建”的本意。但是反过来，这样“共和”或“共治”的局面，导致纲纪松弛，不仅肇『乱』，更不能弥『乱』，不管是内『乱』还是外『乱』，朝廷都没有强大的动员、组织能力去消弭，也就是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家都处在一种蝇营狗苟的状态，进而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涣散状态。
财富也好，权力也好，本身有一种趋向垄断的内在力量，没有强有力的分权机制，权力垄断比财富垄断更易形成。东晋时期南北对峙，不停的战争还是为寒族下层子弟提供了机会，现代的所谓“拉美病”也是这样，当政治权力垄断，经济资本垄断到达一定程度，平民子弟只有通过当兵、政变来改善自身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