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读资治通鉴-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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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死后，建康朝廷以为中原可图，桓温说：“慕容恪尚在，忧方大耳。”
公元367年，慕容恪卒，秦王苻坚闻之，“阴有图燕之计”。
慕容恪在，桓温、苻坚都不敢轻举妄动，大有惺惺相惜之意。
王夫之说，在“五胡旋起旋灭”的时代，好人没有好报，善人常遭屠戮，“其能有人之心而因以自全者，唯慕容恪乎”！
第50章 士族共同体（）
孝宗穆皇帝升平四年（公元360年）
谢安少有重名，前后征辟，皆不就，寓居会稽，以山水、文籍自娱。虽为布衣，时人皆以公辅期之，士大夫至相谓曰：“安石不出，当如苍生何！”
安每游东山，常以『妓』女自随。司徒昱闻之，曰：“安石既与人同乐，必不得不与人同忧，召之必至。”安妻，刘惔之妹也，见家门贵盛而安独静退，谓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弟万废黜，安始有仕进之志，时已年四十余。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为司马，安乃赴召，温大喜，深礼重之。
谢安华丽出场。
江左的王、谢两大家族，都和“八王之『乱』”中的东海王司马越有关系。谢安的伯父谢鲲是司马越的相府参军，也跟着王敦混过，王、谢两家也是关系万千重。“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
谢家旧籍陈郡（今河南太康），渡江后定居会稽（今浙江绍兴）。当时南迁的北方人有两个聚集处：一是往南到今天浙江，这是豪华团；一是在江淮间，这是经济团。王谢大族寓居浙江绍兴这一带，山清水秀，优哉游哉，时不时还有沙龙雅聚，传说中最牛散文暨书法作品《兰亭集序》就是在这样的优雅气氛中产生的。新亭对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老故事了，现在的景况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司马和王氏、谢氏，构成了最核心的圈子，庾氏、郗氏以及正在兴旺状态的桓氏，是紧贴核心的圈子。有时候觉得司马氏也有一个优点，就是愿意分享权势，不搞一家独大，一个圈子比一姓更具稳定『性』，这是不是司马氏处在飘摇中却一直不倒的原因？
整个公元4世纪60年代，东晋更换了两个皇帝：公元361年，穆帝司马聃死去，年仅十八岁；继任者是成帝司马衍的儿子司马丕，成帝去世时，本来轮到他做皇帝，被庾氏排挤出局，同是庾后生的成帝的弟弟司马岳继任，是为康帝，康帝传穆帝，穆帝无子，皇权拐一弯又回到成帝儿子的手里。
司马丕上台时二十岁，但是这位老兄做了皇帝想升仙，对本职工作不太上心，而是追求长生不死，在普遍吃『药』的时代，皇帝的『药』可能更给力，结果很快因为『药』力发作不能理事，没几年就一命呜呼了。司马丕死，弟弟司马奕于公元365年继位，这哥哥干了六年，被桓温废了。
自明帝去世（325年）以后，东晋的君权等于虚置。东晋和西晋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就是只有开国首任皇帝君权落实到位，稍有些作为，此后全部是青少年甚至儿童婴儿担任君主，在汉代也有这样的情况。
在汉朝代替儿童君主行使最高权力的是外戚，在晋则是大士族，其中虽然也有外戚，比如庾亮一家，但是权力的分配不是以外戚家族为核心展开，而是以数个大士族为核心展开，权力一直有分享的状况，这是一种习惯也等于是一种机制。这种机制的存在，给曹『操』、司马懿一类权臣篡党夺权造成了障碍。
王敦、苏峻以及桓温，到后来都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控制了皇帝不等于控制所谓天下，因为权力平常是分散的，要把若干大士族全部清洗掉是有相当难度的。同时北方的胡族存在，也等于给司马家的君权买了一种保险，这边『乱』得过头了，最大的赢家则是胡人。
桓温为了增强自己的权势，必须得让自己有正向的积累，比如北伐，比如恢复故土，甚至包括内部的善政。隆和二年（363年），朝廷颁布减收田租的法令；兴宁二年（364年），实行《庚戌制》，普查户口，废除侨置郡县，对寓居南方的北方侨民实行“土断”：现在在哪里住，就是哪里人；取消暂住证，发当地户口，同时就在哪里交税纳粮，承担义务。
“侨置”是政治正确，在形式上表明对北方坚持拥有主权，“土断”则恰好相反。实行“土断”是有一定政治风险的，但是桓温一直主张迁都洛阳，一直坚持北伐，则正好对冲了这个风险。唯主战者方可以主和，唯北伐者方可以推行“偏安”的经济政策。
这种大士族共和的局面很有意思，起码对维护内部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他们中间即使出现政治强人，但是因为存在掣肘的力量，也只好选择和平共处。桓温得势时，对王、谢家族保持尊重，谢安得势的时候，对桓家也留有余地。这说明共同利益够大，共和体制（严格地讲是士族共同体）就能维持。
士族共同体内部有自己的平衡机制，当有一方权势过强时，就在圈子里寻找能够平衡的人物。过去大家把希望寄托在殷浩殷深源身上，“深源不起，当如苍生何”，现在则寄托在谢安谢安石身上，“安石不出，当如苍生何”。“苍生”和“人民群众”一样，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广告牌。
君主虚位，士族共和，权力世袭，在小圈子里选拔优秀人才处置国家事务，同时相互之间公然防范和掣肘，扯皮是必需的，维稳更是必需的。
第51章 枋头大败（）
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
春，三月，大司马温请与徐、兖二州刺史郗愔（yin）、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
郗愔是郗鉴的儿子，郗鉴和王敦、苏峻、温峤、陶侃等是同时代人，与王导、卞壸同受明帝遗诏辅佐少主。郗鉴出身寒微，因平祖约、苏峻的军功晋升太尉，逐步跻身士族。郗鉴与琅邪王家联姻，将女儿嫁给王羲之。王羲之和他的小舅子郗愔都是很牛的书法家。
上回说到，南迁之北人，豪华团在建康及浙江，经济团“侨徐、兖、青三州”，也就是江淮之间，诸侨州治所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也称北府。自古守江必守淮，这一带是南北间的战略要冲，东晋时期，防御北方拱卫建康的军队都会将司令部设在这里，把北府理解为东晋的军事首都也未尝不可。另一个重镇就是中游之武昌。
当时，郗愔驻扎在北府，桓温常说“京口酒可饮，兵可用”。所以一直想把郗愔排挤开。
今天的镇江有什么好酒？这倒要请教帖中的朋友，不过镇江“醋可食”确是不假。天下好醋在山西，镇江醋名列三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京口“兵好用”，那是因这里聚居着南迁的“中产阶级”，北人南迁，除了不愿意走的和走不了的，高层次的选择环境好远离前线的浙江会稽，其余的只能侨居在江淮之间原住民比较少（战事频仍之故）的地方，一边保卫皇上和士族，一边做着回家的梦，在这里招募的军人有爱国热情，有牺牲精神，所以说“兵好用”。
桓温邀请郗愔、桓冲、袁真等北上伐燕，郗愔兴致很高，马上回笺说“共奖王室”。郗愔的儿子郗超在桓温这里做参军，先看到老爹的回笺，阅后撕了个粉碎，于是模仿老爹的笔迹又写了一笺说：“我老了，不中用了，徐、兖二州的刺史是不是辛苦温兄代理一下？拜托安排我到山明水秀的会稽干两年吧。”
看来郗超的书法也是很高明的，更高明的是他揣摩透了桓温的心思，桓温得笺大喜，哪找这么可心的同僚。
桓温帅五万大军开始他的第三次北伐。
自三国以来，不论北攻南或南攻北，最关键的一条是军需保障。北往南攻缺船，南往北攻没马，相较而言，南攻北更难一些。
桓温要解决军需，一是船运保障，二是因敌为资，前两次北伐都是因为这个问题半途而废。当然还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不能光靠后方船运补给，也不能指望抢夺北人的储备，这个太不靠谱了，而是要想法在洛阳一带坚持下来，就地取食。桓温意识到这一点，一直呼吁朝廷迁都回洛阳，经营河洛，再加上江东的力量，这样或许可以完成恢复大业。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孙绰干脆将了桓温一军：他上疏说：“臣之愚计，以为且宜遣将帅有威名、资实者（除了你桓温还能有谁？）先镇洛阳，扫平梁、许，清壹河南。运漕之路既通，开垦之积已丰，豺狼远窜，中夏小康，然后可徐议迁徙耳。”行！拜托你先把河南弄太平了，保证漕运畅通，各方面条件具备了，咱再研究迁都，要不的话，中央机关这么多人回去吃什么？还要承受北方不时的军事威胁，“奈何舍百胜之长理，举天下而一掷哉”？大伙儿守在长江南岸，多踏实啊！
桓温第三次和前两次一样，刚开始挺顺利，打着打着便成强弩之末之势。郗超建议说，咱们要么集中兵力，直扑敌巢邺城，进行战略决战，要么就“顿兵河济”，保护好漕运通道，巩固好前沿阵地，等到粮食大大的，来年再作进攻。
史书皆谓桓温打的是政治仗，并不想也不敢和燕人对决，而是心存侥幸，最好是胡人鬼子畏惧我桓温的威名，“望风逃溃，北归辽、碣”。所以既不想速战速决，也不想稳扎稳打，而是想用强大阵势把敌人吓跑。
桓温的情况和诸葛亮很相像，桓温和诸葛亮北伐，是出于政治理想还是为篡党夺权积累名望铺平道路，其实不取决他们当时是怎么想的，而是取决于他们后来是怎么做的。如果桓温后来不行废立，不管皇上是浑蛋还是英主，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桓温的三次北伐和诸葛亮六出祁山一样，都是“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壮举。我们的历史观就是这样，以动机来评价人，而一个人的动机又是以盖棺时的论定来推导的。如果一个人晚节不保，前面所有做过的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事情，都变成了“阴谋”、“矫伪”和“动机不纯”，倘若是晚节不亏死得正确，那么他以前做过的坏事要么是无心的，要么是被迫的，都可以得到宽宥原谅。
桓温是役果如郗超所料，不前不后，不急不缓，最后在枋头（今河南浚县西）遭到燕吴王慕容垂的强力阻击，统率的五万人折掉三万，惨败而归。
在这次战役中，秦王苻坚接受王猛的建议，同意燕皇帝慕容的要约，派两万人协助燕军。
桓温攻取关中时，燕不救秦，所以当燕人求救时，秦人皆曰：“昔桓温伐我，至灞上，燕不我救。今温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称藩于我，我何为救之！”王猛认为，在秦燕晋上演新《三国演义》的时候，规矩还是老规矩：三国如果必经淘汰赛留下两国，我们不仅不能做被淘汰的那一国，甚至不能等另外一国取胜得到积分，我们必须是三进二的胜者才有将来！
王猛是博弈高手，具有战略眼光，三国一统的路线图是魏（实际是晋）灭蜀，然后灭吴，先统一北方，再夺取南方。王猛给苻坚的战略路线图也是先平北方，再说其他。我们要在燕队上取三分，就不能让晋队得分。场上队长苻坚听明白了教练王猛的意思。
桓温北伐，在内部不获支持，大家期待的并不是他的胜利；另外桓温用兵“骄而恃众，怯于应变”，妄想“坐取全胜”，结果就是“战数不利，粮储复竭，又闻秦兵将至，焚舟，弃辎重、铠仗，自陆道奔还”。
春暖花开的时候，意气风发地出征；草木凋零的时候，灰头土脸地惨败。桓温深耻丧败，乃归罪于袁真，指责他没按要求把粮道疏通，袁真向朝廷写了一份检举信然后就投降了燕国。桓温虽称专擅，但是他多年来始终不到建康，不愿去也不敢去，一直在外埠养兵自重，和曹『操』、司马懿父子比，“专擅”的水平和程度都有限。
秘书监孙盛作《晋春秋》，把桓温北伐失败的事踏实记录下来，桓温看到很生气，把孙盛的儿子叫来：“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你要是不遵守宣传纪律，我就收拾你们全家！
孙盛的儿子们当然害怕，苦苦哀求老爷子修改。孙盛有史家风骨，坚决不改，儿子们没法，只好自己改个“洁本”交给桓温通过审查。而孙盛先写的称为“别本”，干脆拿到海外出版，后来到了孝武帝司马曜（372—396年在位）时期，才从辽东发现这个版本，皇上“与见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