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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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派，湖北的张之洞、谭继询也基本上支持变法，其他地方在观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时日，也并非不能跟上来；论人和，皇帝站在了变法的中心，有一部分大臣，许许多多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都站到了这一边。因此不能说变法就注定了失败。历史没有命定。现在有人提出，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谋不臧”，康有为他们急于求成，鲁莽急进而不是稳健渐进，导致慈禧太后老脸一怒，整个局面翻盘。这一说法未尝没有一点道理，但是把主要原因归到他们身上也不合乎历史事实。
发生在110年前的戊戌变法，我们以往了解的情形基本上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笔下来的，主要代表了他们这一派的说法。因为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殉难，康、梁亡命海外，继续举起维新、保皇的旗帜，赢得了海外华人和国际舆论一边倒的同情。一句话，他们赢得了书写、解释那段历史的主导权。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当事人陆续离世，拥有很强的宣传能力和天生懂权谋的康有为，加上“笔锋常带感情”的得意弟子梁启超，他们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放大。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中获知的戊戌变法几乎就是以他们为绝对主角的，连主动变法的光绪帝都成了陪衬。其实，历史从来是合力构成的。
近些年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作过许多努力，越来越多有关戊戌变法的历史细节被挖出来了。大量可靠的史料可以证实，康有为确是维新运动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者，但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么重要，比如密诏不是写给他的，而是他自己伪造的，比如所谓1300多举人联名“公车上书”并非事实，尽管他起草的那份文稿还是所有上书中最精彩、最有分量、最激动人心的。诸如此类的史实已变得清晰起来。
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一共103天，百日维新虽昙花一现，但光绪帝下达的新政诏令就有100多件，几乎每天一件，雪片一般飞到全国各地，涉及经济、教育、工业、商业、农业、行政等各个方面，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就是要认真执行也来不及，何况多数地方还在观望中。（到9月22日，北京政变已发生，开缺回原籍江苏常熟的翁同龢在日记中说：“自明发皆归电报后，络绎纷纭，新政焕然，目不暇接。”第二天，他读到21日的电传阁抄，才知慈禧太后已再次垂帘。）
当时全国18行省中，大概只有陈宝箴主持的湖南，变法沼令才真正得到了落实。其实，湖南新政的启动比百日维新还要早几年。这一变革求新的尝试局处一隅，意义却非同小可，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教育、舆论等方方面面，从矿业、工商业到金融业，都有新的创举。这样的大手笔，在晚清中国，没有一个时期，没有一处可以与湖南相比。近代史家张朋园的《湖南早期的现代化》对此评价极高。也许后世的人们知道陈三立其人大抵是因为他的旧诗，确实，他后半生以诗名世，而追溯往事，1898年被革职之前的陈三立却是一个新人物，一个文采风流、推动新政的翩翩佳公子，与成仁取义的谭嗣同齐名。正是他辅佐其父陈宝箴将湖南新政搞得生气勃勃，到戊戌年已有一定的基础。
第6章 “维新公子”陈三立 （1）（）
一
湖南新政是整个19世纪末维新运动的重头戏之一。从某些方面看，要比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更扎实、更有望推进文明转型。史家张朋园对湖南早期现代化的研究表明，当时所开辟的途径，毫无疑问就是通向现代化之路，而且达到了一定高度。可惜一切努力都在一夜之间生生被折断了。张元济1937年为陈三立写的挽诗中有两句：“湘中新政萌芽日，钩党累累出汉廷。”
一代史家陈寅恪感怀身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涌上心头，晚年留下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其中《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一篇，忆及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在湖南推动改革、功败垂成的一幕，心头禁不住有无限的感慨：
盖先祖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模楷，至若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当时中央政权实属于那拉后，如那拉后不欲变更旧制，光绪帝既无权力，更激起母子间之冲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
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文中，他说得更清楚，当时参与推动变法的人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源流，不可混为一谈。其中一源以康有为为代表，“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另一源就是从郭嵩焘到他祖父、父亲这些人，“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当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他祖父正好在京，在一个酒楼饮酒，目睹火光冲天，拍桌号啕，旁边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于是悲愤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以后，在湖南与比他年长十几岁的郭嵩焘相识、结交，极为倾服。郭出使西方，因为推崇西方文明，而被守旧的士大夫视为汉『奸』国贼，人人欲杀之而后快。陈三立在一篇文章中对郭有过极高的评价：“痛言古今之变，得失之宜，数为夷务策讽议之，时不能用。”见过大世面、有世界眼光的郭评价陈宝箴“倜傥多才略”，在日记中称许“此公见解高出时流万万”。陈氏父子在思想上更接近郭嵩焘、冯桂芬和张之洞，早在1884年，陈宝箴就为冯桂芬倡议变法的著作《校邠庐抗议》撰序（百日维新第三十七天，光绪帝下令将此书印发1000部）。甲午消息传来，陈宝箴痛哭“无以为国矣”，屡次上疏痛陈利害得失。
陈三立一度对康有为五体投地，说“中国有此人，即亡如不亡”。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让陈三立刮目相看，神往不已，陈宝箴也“以才辩器重启超”。随着变革的展开，陈三立与谭嗣同、张通典等人的分歧日益加深，谭嗣同写给唐才常的信中抱怨陈三立和当初在武昌时“议论明通相反”，“判若两人，尤不可解”。他们的分歧有些是具体事务上的不同看法所致，最根本的还是谭嗣同更接近康有为的急变主张，谭嗣同在《湘报》上赞美过康有为。很明显，陈氏父子不认同康有为的激进态度，希望稳健地渐变，主张起用有经验而稳健的重臣主持变法，陈宝箴向光绪帝推荐杨锐，就是为了下一步推张之洞。在他心目中无所谓新旧，没有新党、旧党之见，只知道要应时势而变。
陈宝箴欣赏康有为的才，不同意康有为的学，尤其不赞成借孔子托故改制，这一点康有为也深知。所以他的挽陈宝箴诗中就有“公笑吾经学，公羊同卖饼”二句。1898年5月27日，对康有为的争议闹得沸沸扬扬时，陈宝箴上《奏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臣闻工部主事康有为之为人，博学多材，盛名几遍天下，誉之者有人，毁之者尤有人。誉之者无不俯首服膺，毁之者甚至痛心切齿，诚有非可以常理论之者。……当此百度维新、力图自强之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他奏请给康有为降旨，自行销毁《孔子改制考》版本，“既因以正误息争，亦借可知非进德”，对康有为其实含有曲全之意。在附片中他表示自己与康有为素无一面之雅，只是读他的论说，认为是“通达时务，信为有用之才”。可见，陈虽对康的某些思想和冒进主张持不同看法，但在推动变法这一点上仍视为同道，他的奏折主要还是保全康。
1898年的百日维新转瞬即逝，“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梁流亡海外，陈氏父子被革职，永不叙用。湖南新政化为乌有，深受郭嵩焘影响的陈氏父子对康有为他们急躁冒进，最终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不无异议。陈氏父子也并不认同谭嗣同那种冲决网罗的思想，他们认为，不能以“宗教家心力的超度”来代替“政治家现实的变革”，在内心深处不赞同激进变革的思路。和康有为等人相比，他们的步子更务实、更稳健一些，然而覆巢之下无完卵。他们感叹的并不是一己的荣辱进退，耿耿于心的是渐进稳健的改革，终究因康有为代表的激进冒进路线而同时夭折，他们对康梁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
黄遵宪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说过：“几百年积下的『毛』病，尤其要慢慢来治。这次的失败就是新派人‘求快’两个字的失败。”“如有一般有学问、有办法、有经验、有涵养的老辈出来主持，一定可得相反效果的。”他的话只说对了一半，问题在于一般老辈是不肯出来主持的，陈宝箴只是个异数，可惜偏居湖南一隅，扭转不了大局。
1900年，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保皇会，试图发起勤王运动，电报密码“人名”类中有“333三立”的字样，这个“三立”不知是否就是陈三立。据说陈三立与组织自立会、计划在长江起事的唐才常也有联系。这一年正好是他父亲陈宝箴猝然去世的年头。物换星移，当1914年夏天，陈三立与康有为在上海重逢时，清王朝已崩溃，回首往事，当年所有的分歧都已不再重要，在阅尽沧桑之后，把酒换盏，他们毕竟同为戊戌维新党人，都是“先帝旧臣”，新生的民国对他们而言是那么陌生和格格不入。在以后的十多年中，上海辛园、杭州丁家山都留下了他们叙旧的声音，徜徉湖山园林之间的身影。陈三立有诗《过康更生辛园寓所庐》，“重逢历十九年余”、“为世杀身宁有补”是其中的句子。几年后（1917年）康有为60寿辰他送去贺联，康有为70岁时他又写下寿诗。
不过，从刘成禺笔记还是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袁世凯称帝时，日本企图拥宣统复辟，在青岛的皇室旧人（包括康有为在内）一致赞同，而上海以遗老自居的陈三立等人多不同意，他们认为这是“置宣统于积薪上也”。张勋复辟，陈三立等也认为“此事宜大大谨慎，否则皇室待遇，必出奇变。段祺瑞自命开国元勋，北洋兵权尚有把握，安保无事”，所以对整个复辟“未多参与机密”。
自戊戌政变之后，直到1922年冬天梁启超到东南大学讲学，陈三立才和他在南京重逢。陈在“散原精舍”设下酒宴，特别“开五十年陈酒”，盛情款待梁启超。梁启超大开酒戒，开怀“相与痛饮”，“大醉而归”，追怀当年往事，禁不住“欷殻Сぬ尽保诵牟灰选３ど呈蔽裱醚田傻脑缡乓鹆怂俏尴薜纳烁校峭鞠ⅰ敖癫豢筛吹靡印薄�
梁启超北还，他以“『性』情肝胆中人”作诗赠别，“旧游莫问长埋骨，大患依然有此身”，诗中有幸存者的苍凉意味。陈、梁晚年天各一方，互相思念对方，1926年梁启超给爱女的信中还提到“陈伯严老伯也患便血病，但他很痛苦，比我差多了，年纪太大（72了），怕不容易好。十年以来，亲友们死亡疾病的消息，常常络绎不绝，（伯严的病由酒得来，我病后把酒根本戒绝，总是最好的事。）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平溘然长逝，陈三立与张元济、陈叔通等在上海发起公祭。阅尽兴亡之后，陈三立超越了对康、梁的恩怨，他们毕竟都是维新梦中人。他们晚年的交往，凸显出内心深刻的无奈和时代的沧桑感。
陈三立最终是个诗人，是前清的守墓人，他曾致力于革新，而最后落花流水都成空，等来的是一个他不认识的新时代。在他送给梁启超的诗中，最有意思的是“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两句。戊戌政变击碎了他所有变革求新的梦想，他从此以“神州袖手人”自居，其中的痛苦难以言表，在漫长的后半生，他成了名副其实的“神州袖手人”。1904年是慈禧太后70大寿，为营造和谐气氛，清廷赦免了康、梁之外的戊戌党人，并多次有意起用陈三立，都被他一一拒绝。辛亥革命之后，面对改朝易代，陈三立一而再地哀叹“我辈今为亡国人”，“负手了今昔”、“负手视劫运”、“负手对残棋”，始终不认同新生的民国。
清朝垮台以后，在他生命的最后25年，陈三立是个旧诗人，虽然声誉很高，但终究有着浓厚的“遗老”气息，仿佛是个古董，已然是属于过去的人物。可是，在戊戌变法时代，他却是个新人物，浑身上下散发着新气息的新人，他与谭嗣同同为当时著名的“维新四公子”之一。“翩翩浊世佳公子，不学平原学太原”，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人对他的嘲讽，也从某个侧面见证了他当年的事业和梦想。
从陈宝箴、陈三立到陈衡恪、陈寅恪，陈家三代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义宁陈家”如今已是一个历史名词。中国近代以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