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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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10月18日，抗战胜利后，竺可桢由遵义重回阔别8年的杭州，第二天他来到西湖边，经白堤、断桥到了平湖秋月。他终日为浙大回迁事务而奔走，无心风景之胜。虽然湖山依旧，但浙大校舍已被日寇糟蹋得面目全非，华家池的浙大农学院4层洋楼本是30年代杭州最好的建筑之一，气派壮观，如今是一堆荒草石砾（被趁火打劫的本地不良百姓拆毁，拆下的玻璃钢条卖给了日本人）。校本部的图书馆也只剩下了一个空空的框架，宽敞整洁的办公厅成了一个摇摇欲坠的空架子，大礼堂仅存屋顶和柱栋。当时拍下的一组照片“浙大校舍劫后景况”就是真实的历史见证。11月11日，他返回贵州前一天，在昔日的校长办公室中徒步，8年了，当年他亲手种的一雌一雄两棵罗汉松竟都安然无恙，墙角的桃树，他以为必死，哪知也是硕果犹存，一枣一柿一梅也如故。“低廻往复，恋恋不舍”。

　　　　1946年6月，浙大终于迁回杭州，他才松了一口气。7月20日，他和同事、友人在“楼外楼”吃饭，在三楼上看苏堤、阮公墩，景致极佳，一年前在遵义时还没料到有今日，“谈笑甚欢”。8月15日，他路过苏堤，“六桥杨柳依然如故，但桃花尽去，而路面不修，故不及九年前之易走，惟风景仍佳丽耳”。是日，他在飞来峰下喝茶，再到孤山下的“楼外楼”吃饭，又在三楼看苏堤、阮公墩，日记中说“至足乐也”。

　　　　1948年1月2日是个晴天，他带着一家人到灵隐，经云林寺到韬光寺，上北高峰，45分钟到山顶。1949年1月28日是他在杭州的最后一个除夕，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指日可待，他在日记中写下：“今日年夜，杭城闹市锣鼓喧天，而『政府』则和战未决，兵临城下，读宋人‘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薰风吹得游人醉，莫把杭州作汴州’，不竟感慨系之。”此刻，他还没有想到，仅仅3个月后他就要在大雨中告别杭州。他在答应出任浙大校长之前，通过陈布雷等人向蒋介石提出的三个条件中有一条，他只愿意做半年（至多一年）。却因为抗战爆发，浙大处于危难之中，受责任心的驱使，加上他与浙大师生与日俱增、难以割舍的感情等因素，一拖就拖了13年。期间他多次求去而不得，到1948年1月31日，他已决心辞职，面对浙大教授会代表的挽留，他说自己在校12年，已是忧患余生，“抗战时期日在流离颠沛之中；抗战胜利以后物质条件更坏，同事所得不敷衣食住；再加学生政治兴趣浓厚，如此之环境，实非书傻子如余者所可胜任。”

　　　　1949年4月24日，时局风雨飘摇，竺可桢主持召开浙江大学校务会，为应付环境，亟须加强“安全委员会”的组织，讨论决定取名为“浙大应变执行会”。因为这一天“林社”要公祭晚清杭州太守林启，所以他先离席，匆匆赶去孤山，到了放鹤亭，祭典正好开始。1897年5月21日，兼讲“中西实学”的求是书院（即浙江大学前身）在杭州普慈寺开学，成为中国最早的四所新式高等学堂之一。蒋伯器、蒋百里、蒋梦麟、陈独秀、陈仪等都是求是书院的学生，邵飘萍、陈布雷、邵元冲等是浙江高等学堂的学生。热心办学的林启在杭州只有短短4年，却创办了3所新式学堂，其他两所为1898年办的蚕学馆，开了职业教育的先河；1899年办的养正书塾开中等教育的先河。有了这3所开风气的学校，林太守就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所以竺可桢在风雨仓皇之际仍不忘赶去“林社”祭奠。

　　　　此前，竺可桢在1945年11月9日的日记中说，当年毕业于求是书院、又做过浙江高等学堂校长的邵裴子告诉他，人们都说求是书院是林太守所办，其实是浙江巡抚廖寿丰创立的，林办的是养正书塾，不是求是书院，一个是省立，一个是县立。现存创办求是书院的奏折确是廖寿丰上的，上面有光绪帝的亲笔朱批，但毫无疑问林启是求是书院最重要的创办人，折子中写明“即委太守林启为总办”，从制定章程到聘请教师、招收学生等，林启无不躬亲其事，而且亲自兼任过国文教学。（当然“颇重储才崇实”的廖寿丰也功不可没。

　　　　）1947年10月7日的竺可桢日记认定“求是书院”为林启所创，校舍设在普慈寺，是因为杭籍大臣王文韶的媳『妇』“与寺僧通『奸』”，寺院被没收为官产。这是林启1896年上任伊始查办的，他提请巡抚廖寿丰以充公的寺屋办新学，因此有了“求是书院”。竺可桢还讲到求是的校风一开始就含有牺牲精神，“求是书院成立在戊戌变政以前，是时科举未废，入院者多为有志之士。辛亥革命，江北总督参谋长史寿白提兵攻取南京，与克服浙江之总司令周赤忱，皆求是学生，但功成后皆寂然无闻。即先后主持学校之人如陈仲恕（求是）、邵裴子（高等）、吴雷川（高等）、许潜夫皆彬彬君子，一介不苟，至垂老而两袖清风。此浙大之校风为可贵也。”

　　　　自1901到1903年，求是书院先后易名为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到1928年易名为国立浙江大学。竺可桢一生的事业，一是气象学、物候学等科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二就是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奇迹般地把浙大办成一流的综合『性』大学，被李约瑟誉为“东方之剑桥”。他接任浙大之初，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学系，在颠沛流离的抗战岁月中竟成长为拥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学系的大学，还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等5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由70名增至201名，学生由512名增至2171名，荟萃了陈建功、苏步青、王淦昌、束星北、胡刚复、何增禄、谈家桢、蔡邦华、卢守耕、赵九章、吴耕民、夏鼐、张荫麟、张其昀、谭其骧、费巩、梅光迪等在各学科享有声誉的教授。抗战胜利后，他还雄心勃勃，想把浙大办成有5000名学生的大学。

　　　　1936年2月25日，竺可桢在接受浙大校长的任命前夕，也曾有过犹豫与忧虑，日记中说，他个人的困难之一在于“不善侍侯部长、委员长等，且不屑为之”。然而经再三考虑，如果自己明哲保身，不去浙大，浙大必将陷入国民党党部之手，“而党之为人『操』纵已无疑义”。陈训慈在《竺可桢出长浙大由来及其他》文中回忆：“我则确记竺师母当日对我们几位同学说：‘你们的老师说是现在政治混『乱』，书生气的人，校长不易做得好。而我说正因为当今高等教育情况不好，好人更应出来，才有改进希望。’云云。”其时，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浙大学『潮』汹涌，前任校长郭任远不得人心被学生赶走，蒋介石急于找一个专业上有成就、社会上有声望的浙江籍学人接掌浙大，竺可桢被多人提名。他提出三个条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用人校长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蒋介石曾予以首肯。

　　　　他一向认为“对于教育与政治总以为不应过于接近”，在浙大的13年中，他无时不以保持与发扬求是学风、不分党派门户、维持学术标准的浙大传统为荣。在1938年西迁途中，他在广西宜山确立“求是”为校训，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向来学风笃实，另一方面他对“求是”的解释即“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赋予“求是”以牺牲精神。他在浙大13年，浙大整体学术水平大大提高，学风踏实，教师、学生在学术上有成就的很多，基本上都没有走当官这条路，其中与竺可桢的影响和“求是”学风的熏陶不无关系。叶笃正从西南联大毕业、考到浙大读研究生，就是认为联大校风比较“浮夸”，浙大“实实在在”，这是他个人当时的体会。

　　　　自称“书傻子”、不屑也不善搞中国式人际关系的竺可桢之所以办大学成功，归根结底无非这样几条：

第47章　“书傻子”校长竺可桢与浙江大学　（2）（）　
一是他始终相信“大学因为能包涵万流，所以成其为大”。他在浙大13年，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采英美之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里头，“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研究”，教师、学生有研究的自由、读书的自由，即探索真理的自由。同时，他主张通才教育和技术教育并重，尤其重视基础学科，“大学一二年级中，工院自宜打定数理良好基础，文法等院自宜重视文学、经济以及中外历史，以备专精。虽然彼此不可偏废，仍宜互相切磋，不限系院……”1936年，他甫一上任，第一次主持召开校务会议时，就提出大学各学院一年级不分系的建议，避免学生过早进入专业学习而忽视基础，最后决议成立一个公共科目课程分配委员会。

　　　　为加强数、理、化、国文、英文等基础课教育，他要求“第一等的教授”亲自到教学第一线。他经常鼓励学生跨院、跨系选修课程，选读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学科或爱好的学科。1945年9月23日，他在《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中说：“目今我国社会，仍然充满了这种功利主义。大学里边的课程，支离破碎，只求传教零星有用的知识，而不注重理知的培养。大学生认定院系，不问其『性』情之是否适合，而只问毕业后出路之好坏，待遇之厚薄。选择科目，不问其训练之价值如何，而专问其是否可应用到所选定之职业。在大学内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理应并重。”1946年7月25日，在南京教育部高等教育会议讨论《大学组织法》时，他主张加入通才教育，最终没有通过，他在日记中深感遗憾。

　　　　二是他一向认定“对学校应能自治，以维护大学之尊严”。也就是力主独立办学，超越党派纷争之外，他公开提出“大学是超政治的，三青团不应进入大学”，“大学中不应再有党部，即青年团亦只能作为一种服务团体，如青年会然。学生对于政党信仰完全自由，但不应作政治活动”。有一次他调阅三青团浙大区团部档案，亲眼看到他们给上司的报告中三次提及浙大的“环境不适于青年团”。1938年、1939年，他几次拒绝加入国民党，到1940年前后，他成了唯一不是国民党员的国立大学校长。1940年8月，他不顾压力，聘请不是国民党党员的费巩出任浙大训导长，教育部规定这一职务必须党员才能担任。

　　　　以后他虽被迫填写过加入国民党的志愿书，甚至被缺席选为中央委员，但他从未付过党费，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的会议。国民党强硬势力攻击浙大是“共匪之租界”，其实竺可桢一样不赞同学生“左”倾，他在日记中多次说，“学生对于政治可以有主见，不能有活动”，“学生信仰可以自由，但不能作政党之活动”，“学生应埋头求学问，否则从军可也。在学校闹党派，则不特于抗战无益，学校亦不成其学校，故本人主张政党须一律退出学校”。1947年6月17日，他出国半年一回来面对的又是汹涌的学『潮』，他批评学生自治会所出的《快报》《求是学报》“均相当左倾”。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杀害后，他在11月10日的校务会议上说得明白：“余同情于子三之惨死，但并不同情于其政治活动。学生在校，尽可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动。”

　　　　1948年2月14日，他当面批评学生自治会代表，“自治会对政治兴趣太浓、舆论太偏、手腕太玩弄”，“过去自治会所出之《浙大周刊》《求是周刊》以及学报，对于学术文字完全不载，满篇都是骂『政府』之文字，无怪乎外人以浙大为『共产』党之集中地也。”12月13日下午，他亲自去看浙江校园里学生自办的“费巩壁报”，其中有赞美张学良、杨虎城的文章，他感叹说：“大致说来，可谓一致反对『政府』之言论，无怪乎外间攻击浙大为共匪张目之中心矣。”

　　　　1949年5月，他离开浙大后，浙大校园的壁报上还在批评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岁月轮回，这对他是褒还是贬呢？

　　　　三是他自始认定“教授是大学的灵魂”。1948年6月12日，他对学生说：“大学应以教授为重。”早在1936年4月25日，他上任之初就在演讲中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浙大学生谢觉民追忆，竺可桢以人品、学识和诚恳的态度请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