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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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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邵飘萍应上海新闻界之邀回国,以“阿平”等笔名在三家重要报纸执笔,与西南的护国军遥相呼应,对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大张挞伐,对附逆者、观望彷徨者也绝不放过。对故乡浙江态度暧昧的当权者、议员一样如此。4月16日、17日、21日,他接连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敬告浙江倡议诸公》《休矣屈映光》《敢问浙江参议会诸公》等文。17日,受袁氏重用的朱瑞失踪,摧眉折腰事袁氏的政客屈映光掌权。他在文章中指出,国人既不能容袁,浙人又怎么可能容得下屈氏。5月6日、7日、8日,当浙江独立姗姗来迟,他在《时事新报》又发表《浙军之荣誉》《浙局与政客》等多篇文章。

    袁世凯倒台不久,7月31日,邵飘萍出任《申报》驻京特派员。离开上海前,他到近3年前被迫匆忙离开的杭州。此后6年他或在北京办报,或亡命日本,未到过杭州,但一直关心着故乡的一切。1920年12月27日,他在《京报》发表《浙人治浙乎?》,1921年6月24日,他在《京报》发表《浙江省宪之悲观》,热切关注家乡的地方自治。那一年,浙江督军卢永祥等各地军阀政客纷纷打出“以省宪定自治”、“废督裁军”等旗号,6月20、23日,他在《京报》发表一组漫谈:“卢永祥自言以两电促浙人自动之制宪。既曰自动,何以有待于促?此之谓‘督促自动’。”“卢永祥硬学得‘自治分权’四字,居然大演其说,又声明前电乃是‘建议’,绝对不是‘独立’,可见卢氏自命还是中央管辖的督军。”他指出,督军所辖的军队是国军还是省军,如果是国军,那么要以全省的财力来养国军吗?或者将卢和军队送还中央,浙江不给军饷?“自治分权之利害虚实全在此点,若此点不先解决,其余文章,且莫谈罢。”

    一年后(1922年6月20日),邵飘萍动身南下杭州,离京前夕,正值卢永祥高唱“废督”口号,他与浙江旅京的政客界名流孙宝琦、王正廷、汪大燮、王家襄、钱能训、屈映光、沈瑞麟等人聚会,大家一致赞成“废督”。

    6月23日,邵飘萍回到阔别6年的杭州,当天《申报》以《邵飘萍由京返浙》为题作了报道。此行他除了采访、了解浙江局势,还有在杭州设立《京报》分馆的计划。此时离他手创《京报》已有4年,正处于新闻事业的颠峰。当天上午,他与浙江省省长沈叔詹会谈,第二天与宪兵司令马懋勋、警务处长夏定候、稽查处处长吴玉璞以及省议会议长、副议长会谈,并与“废督”后就任“军事善后督办”的浙江头号人物卢永祥会谈。会谈之间,他耿耿于怀的是——“于保持安宁秩序方针之下,仍须渐进以应世界之『潮』流。”邵飘萍认为,国人对政治本来没有多大兴味,“惟社会经济亦在与政治有关,且如各派暗争以及调兵遣将预备私斗之消息,最足使国民寝食不安,故日内江浙人民奔走呼号,为弭兵之运动。”他们之所以关切时局,因为这与生活息息相关。6月29日,他在《浙事现状与东南局势之前途》文中报道:“愚以东南时局及浙省本乡治安前途之关系,应向各方面探询意见,报告读者,并以供『政府』与夫政局中号称实力派者之参考。”7月2日、5日,他又在《京报》发表《浙江善后期中之东南要讯》《浙军队工人化之可能与乐观》。

    此次回杭,邵飘萍对杭州的市政、交通等多有肯定,但对“土娼之多”“彩票之多”,他认为是“浙省文明中之罪恶”,彩票“更属可惊”,“其吸收劳动男女一角二角小洋之方法,可谓水银灌地无孔不入,恶毒甚于洪水猛兽。”邵飘萍当面向浙江省长“力陈其害,宜速禁止”,表示“此事从社会方面观察,其重要不亚于废督裁兵”。杭州之行,令他不无欣喜的是与老友杭辛斋有过一番小聚。尽管行『色』匆匆,他还是冒雨去了西湖,见岳王坟焕然一新,湖滨旅舍林立,他在文章中还提到西湖积泥多草,急须疏浚,当时湖中养了数万食草鱼。

    邵飘萍结束南行、返回北京后,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理颜惠庆即约请他畅谈南行观感,他将谈话内容刊登在《京报》上,说这次南归,“纯系个人私事,非如政客之有所活动”。1922年6月之后,邵飘萍再也没有到过杭州,但他的目光仍不时关注着故乡土地上的哀乐忧患,《京报》上也有他亲自执笔的文章,1924年12月16日有《浙江之事如何》,1925年2月4日、5日有《江浙人民与善后会议》《我以浙人评浙孙勘电》等文。无疑,他也有和常人一样的乡土情结。作为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报人之一,他的目光从来也没有为地域所限,即使在杭州办报时,他关注的仍是整个国家的命运,新生的共和制度是否能名副其实。到《京报》时代他的关怀重点不但是中国的内政,而且对外交、国际事务、各种世界思『潮』都有极大的兴趣。一代报人,视野之开阔,对新闻事业的诚挚,职业水准的精湛,完全可以与国际上同时的第一流报人相媲美。胡适在日记中如此赞许:“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现在北京日报界中没有他的敌手。”

    邵飘萍常说自己什么嗜好也没有,只对新闻有非常趣味,愿意终生从事这个事业。1926年4月26日凌晨,他以身殉报,在北京天桥,被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军阀下令杀害,罪名是“勾结赤俄,宣传赤化”。

第38章 登临吴山——邵飘萍的不归路 (3)() 
有人说他被害前是秘密『共产』党员,有罗章龙晚年的证明。但他本人在《京报三年之回顾》中说:“愚个人既素无党派关系,更不欲以特殊势力为报纸之后盾。根基薄弱,而言论尚较自由。盖《京报》创刊之志趣,非有政治之目的,惟以愚个人既乐从事于新闻之业,欲以《京报》供改良我国新闻之试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1924年11月12日,他在《京报》发表的《以修正宪法解决时局》也说:“此十三年中,无论何党何派之首领及其重要分子皆曾与为平等友谊之周旋。因在今日我国情形之下,新闻记者一旦加入党派之中,每足以致职务上行动之不活泼,故至今未与何党何派成立如何深切之关系。且自始立志欲以新闻记者终其身,故亦绝对未就『政府』机关之何种官吏。”(转引自散木《『乱』世飘萍》,448页)他最后公开发表的绝笔《飘萍启事》声明:“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将来不敢预定),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时至今日,凡有怨仇,动辄以赤化布党诬陷,认为报复之唯一时机。”

    从朋友、亲人的回忆来看,他并未参加过党派。老朋友包天笑说:“邵飘萍最初就是一个喜欢搞政治的人,但他从来不与我谈及政治。他有他的许多朋友,可是什么团体,都未见他加入。”“他虽然不是『共产』党而与『共产』党联络的,时人称之‘亲共’,这也难于否认。因为飘萍当时交游既广泛,思想又激进,不知不觉的他们就目为‘同路人’了。”新闻史家方汉奇在《邵飘萍是『共产』党员》文中说:“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也不认为他是『共产』党员”,“1982年4月我去访问她的时候,曾经郑重地和她探讨这个问题,她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不是!”老报人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认定:“邵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只因敢于揭『露』军阀的罪恶,便被套上一顶红帽子而死于非命。”

    邵飘萍对新闻的见解也可以从侧面印证。他在《新闻学总论》中提出新闻事业负有指导教育(包括『政府』)的责任,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具有特殊『性』质,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信仰上要独立,组织上、经济上都要独立,才能不受政治势力、经济势力的控制,如果说报馆有股东,“社会中人人皆属股东”,应以“社会中大多数人为后盾,不啻皆实际缴纳资本之股东也”。他认为记者是独立的“无冕之王”,应该“保有职务上、精神上之自由”,保持“第三者”的地位,客观的态度,“决不从事于实际的何种运动”。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独立创办《京报》,秉持的就是这些理念。

    1919年8月,离“五四”运动不久,《京报》因为屡屡发表新闻、评论,揭穿当权的安福系对日借款等“祸国阴谋”而遭查封。包天笑回忆,邵飘萍曾亲口对他说:“这些军阀,鬼鬼祟祟,捣『乱』世界,设计害民,我偏要撕破他们的秘密。”他办《京报》时也给上海《时报》《申报》发电讯,但上海的各大报那时“都是持保守主义的”,“狄楚青胆小,认他是一位冒险人物;史量才竟说他要垄断上海新闻”。邵飘萍遭到全国通缉,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1920年安福系垮台,他才返回北京,9月17日恢复《京报》。1923年11月24日,在80多家报纸、通讯社记者参加发起的“北京新闻记者公会”成立大会上,他被公推为大会『主席』。12月7日,他在《京报》发表《北京报界之宜自警惕》一文,慨然指出北京的报纸、通讯社虽多,“而有确实基础与言论之能勉成自由独立者,仍居少数。”

    自从1911年献身报业以来,邵飘萍饱经“穷饿、羁囚、逋逃、沦落、兄弟妻子离散”等人间苦痛,他当然不是白璧无瑕,没有任何可非议之处。比如他日常生活讲究排场,客厅陈设豪华,连香烟都是特制的(上有“振青”字样),出入乘小汽车,而且是赌场、青楼的常客(这其中有跑新闻的工作需要)。他出手豪阔,一掷千金,这样的开支单靠办报所得难以应付,所以接受军阀、权贵“馈赠”是不能避免的。有史料表明,1925年北京『政府』以“宣传费”名义给全国125家报馆、通讯社发津贴,分“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四等,邵飘萍的《京报》和林白水的《社会日报》都属于“超等者”的6家,每月可得津贴至少300元。(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06页)当过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李思浩回忆:“邵飘萍与段派没有什么关系,但因为他是当时的名记者,大家都怕他,也不能不应酬,经常的津贴是没有的,记得两次送给他成笔的钱,数目相当大,每次总达好几千吧,究竟多少,现在已记不清了。”(《李思浩生前谈从政始末》,《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二辑)不过他拿了钱照样不买账,这是军阀最不能容忍的。

    当时在北京办《世界晚报》《大同晚报》的龚德柏在回忆录中说:邵飘萍办《京报》,“段祺瑞当权时,因敲诈未遂,攻击『政府』,被段把京报封闭,并通缉邵飘萍……段派倒台,……恢复京报。平日无钱不要。冯玉祥、阎锡山,对于新闻记者,号称一『毛』不拔。但邵飘萍却有方法向他们要钱,公然如愿以偿。”

    1924年3月底,顾维钧任外交部长,王正廷以“中俄交涉督办”的名义与俄国加拉罕办理中俄复交问题,双方达成协议后,公布条约草案,顾不承认。

    “京报大骂顾维钧。顾维钧派人与邵飘萍交涉,一次给人五千元,并将邵每月所得外交部津贴六百元,增加至一千元。次日京报即一百八十度转变论调,由攻击顾维钧,改变攻击王正廷,使世人大为惊奇……

    在段祺瑞时代,与京报复刊之后短期间,邵对于报纸,尚属努力,故该报时有特别消息与社论,尚为世人所注意。其后堕落日甚一日,除抽鸦片烟外,嫖赌玩乐,无所不来,故用度日大,要钱更厉害……

    他曾屡次向奉天军阀张作霖要钱,均获如意。十四年冬郭松龄倒张作霖之戈,邵又受郭之金钱,大骂张作霖。张派人向他说,我们屡次帮你的忙,你为什么那样反对我们。他回答:你们是帮邵飘萍的,现在攻击你们的是京报,不是邵飘萍。张作霖听了此话,非常生气,遂决意必杀邵飘萍而后已。”(《龚德柏回忆录》上册,107—108页)

    张学良接见北京报界营救邵飘萍的13个代表时说:“余与飘萍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但此事难以挽回。张作霖宣布邵飘萍的罪状是“宣传赤化”,胡政之发表的悼文认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直呼“大冤”。龚德柏回忆自己在《大同晚报》上曾发表这样的社论:“奉方之愚不可及。你们以为宣传赤化是大罪,而不知反而成全邵飘萍,使他成了名人。邵飘萍这样的人,应该列举他敲诈不遂,挑拨政『潮』之种种事实,归结起来,判他一百个死刑,执行一个死刑,使他永世不能翻身才对。宣布他赤化,那才是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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