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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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节，着耆英等向该夷反复开导，不厌详细，应添往约内者，必须明白简当，力杜后患，万不可讲究目前，草率了事……将此由六百里加急谕令知之。
这份条约被送回南京之后，璞鼎查派秘书马尔科姆将它送到英国，待女王签字后再送回。
这份条约不仅被视为英国的胜利，还被视为西方世界的胜利。1842年10月，《中国丛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达了在广州的英国商人的激动心情：“得知英国与中国的全权大使在南京议定和平条约的这个让人高兴而意外的消息时，我们确信，英国、美国以及一直在关注战事进展的西方土地上的其他国家同样的兴奋。”
亲身经历了战事以及条约签署过程的英国军官邓肯·麦克弗森在他出版的一本著作中写道：
在这个古都的城门之前，陈列着无数英国战舰。我们在中国沿海的不断胜利，我们对大运河——这个帝国的主动脉——的占据，注入我们的“鬼船”（devilsships）或轮船的非凡的并且非人力可为的动力，最终让这个帝国的皇帝及其大臣们确信，继续抵抗完全是徒劳，他们担心会我们会进一步攻入北京，因而乐意“优雅地屈服”，并缔结附有条件的和平……我们的适度的条件将永远有助于大不列颠的荣誉。我们已经为彻底清除天朝迄今仍然坚持的排外与独尊思维铺平了道路。我们已经为世界打开了最有价值的商业市场。同时，在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的帮助下，我们可能在这些灵巧而聪明的人民中间播撒下基督教的种子。
但是，至少在鸦片问题上，“大不列颠的荣誉”被玷污。在与英国人的谈判的过程中，耆英等人十分渴望能在鸦片问题上与璞鼎查达成一致意见，以期永久杜绝鸦片贸易，但是，这项要求被英国人拒绝。
1842年12月3日，《泰晤士报》发表社论，就鸦片贸易引起的税收损失以及对中国发起的不公正的战争批评议会。针对英国『政府』和议会及其谈判代表在鸦片贸易问题上的立场，这篇文章评论道：
这件事应该立即得到大臣们的严重关注。我们与中国的新商业关系的大部分利益，无论是在持续时间还是广度方面，可能要视鸦片贸易的方针而定。我们认为，大不列颠『政府』此刻应该一劳永逸地断绝与这种贸易的关系，不仅在外交层面，还在道德与实践层面。我们不应再卷入这种交易，不应像约翰·霍布豪斯爵士与奥克兰勋爵时代一样，鼓励它或者使它成为印度收入的来源。我们不仅要否定，而且要断然阻止并且从正面反对在中国的所有港口从事这种交易，而不是像罗宾森爵士与义律时代一样，支持并保护这种交易。总之，这种交易应该被取缔，只要我们『政府』这一方能够取缔它，同时不违反我们不为其他国家的税收法律作保的原则……如果我们采取了这些措施，我们将得到清朝『政府』和人民的尊重和支持，否则，这种支持只能通过他们的恐惧来维持。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件事上，宗教、正义和人道都指引着同一个方向。
我们亏欠中国一些道德补偿，因为我们掠夺了她的城镇，屠杀了她的国民。如果我们没有犯下这种国家罪行（指鸦片贸易），这场争议根本不会发生。
对于《泰晤士报》的评论，英国政治家沙夫茨伯里勋爵深有同感，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对我们的成功高兴不起来。我们赢得了一场有史以来最非法、最不必要、最不公平的战争……基督徒在这两年之中给异教徒造成的伤害，比异教徒在两百年的时间里给基督徒造成的伤害还要多。”
西方正当商人的不满，清国秘密会社的『骚』动，以及一颗时效为十二年的定时炸弹，预示着更可怕的动『荡』的到来。获得咸丰帝的密谕之后，西方人已全然了解清国『政府』的盘算。
第22章 “正义”共识：鸦片贸易是把双刃剑（）
在鸦片战争之前，不少西方人已经在反思鸦片贸易。因为对西方国家来说，鸦片贸易就像是金庸笔下的“七伤拳”，在伤害敌人的同时，也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1840年11月9日，即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悉尼商报》刊登了一篇以《鸦片贸易》为题写的文章。作者是英国的茶商威廉·弗莱。这篇文章是他在议院中发言的节选。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将给出一些证据……如果文中观点被认为是正确的，我强烈呼吁立法机关干预。”他给出的证据如下：
其一，将鸦片卖到中国在过去和现在都直接违反了那个帝国的法律，并公开蔑视清朝『政府』；
其二，英属印度『政府』在我们的东印度属地垄断鸦片生产，为中国市场种植、预备并且销售鸦片，丝毫不尊重那里的法律；
其三，在日益邪恶和残忍的背景下，在不列颠印度『政府』的支持下，不列颠的国民坚持将鸦片运入中国出售；
其四，作为刺激物或奢侈品，鸦片会对身心造成最大程度的伤害；
其五，在我们的东印度领土属地上，鸦片的种植和垄断伴随有严重的罪恶和压迫；
其六，这种交易在过去和现在都在损害这个国家的合法商业，威胁到我们收入的最重要的一个分支。
最后，并且也是最重要的，它对基督教在东亚的发展造成了重大干扰。
简言之，弗莱从法律、道德、经济和宗教层面分析了鸦片贸易的不正当『性』，以及它对欧洲利益带来的损害。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对鸦片贸易利弊的讨论仍在继续。
1843年5月30日，《悉尼先驱晨报》转载了一篇原刊于伦敦《泰晤士报》上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基于前文提到的英国首相皮尔在1842年7月收到的那份调查报告而撰写的。确切地说，这份调查报告是一份联名文件，署名者是英国最主要的工商业城市比如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普雷斯顿、布拉德福等地的名门望族的家长们，包括利物浦的约翰·格拉德斯通（johngladston）、利兹的杰姆士·布朗（jamesbrown），以及曼彻斯特的威廉·格兰特（williamgrant）等。
无论是从报告本身的内容，还是从文章的内容来看，英国工商界已经达成了一项共识：鸦片贸易损害了正当贸易的利益。
根据这份报告，从1803年到1808年，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出口额，仅『毛』织品一项，每年平均达到1128557英镑。虽然在1808年至1839年间，大不列颠在工艺、财富、企业等诸方面取得重大进步，并且从1834年开始用自由贸易体制取代了垄断，然而，在1839年，英国各项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对中国的出口额只有851966英镑，回到了1800年的水平。在1834年至1839年期间，年均出口额不到100万英镑。而在同样的年度区间，鸦片贸易却在大幅增长，从1816年的3000箱左右增长到1839年的3万箱以上，增幅超过10倍。文章作者评论道：
的确，这就相当于瘦黄牛吞了肥黄牛，发了霉的玉米腐蚀掉了好玉米。它就像是贸易肌体上的脓包或者浮肿，而且它的胃口贪得无厌，吃得越来越多，但是，相对于通过系统循环摄取的有益养分的数量，它对肌体的损耗越来越大。
伦敦《泰晤士报》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中英南京条约》已经签署，中国在条约中承诺向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对英国工商界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商机，因此，文章作者呼吁英国『政府』：“我们现在正处于与中国进行更广泛交流的前夜，希望在印度的不列颠『政府』停止卷入鸦片贸易。”
但是，因为《南京条约》并未禁止鸦片贸易，因为有“领事裁判权”的庇护，在鸦片战争之后，这种不道德的交易比战前更为恐怖。
1853年1月出版的《美国『药』学杂志》写道：“鸦片战争的结果之一是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人。这个岛落入胜利者手中之后，岛上的鸦片贸易就合法化了，很快就有20家商店得到售卖鸦片的牌照。这些商店处于中华帝国的『射』程之内，在那里，这样的挑衅要被判处死刑。因此，这场战争并没有终止或约束鸦片贸易制度，相反，英国人的贪婪，导致为这种营生提供了比以往更大的便利。”
1857年2月出版的《北英评论》杂志引述在厦门居住多年的美国传教士伯尔曼（mr。pohlman）的话说：“仅在这个城市，就有1000家鸦片馆，那里除了提供鸦片，还提供烟具。”
这份杂志中的一篇文章写道，在开放通商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以及这些地区的所有城镇，都可能见到这样一幕：
吸毒的父亲和丈夫让家人陷入不幸的窘境，甚至以乞讨为生。很多人失去房子和家庭，在大街上、田野中、河岸边奄奄一息，垂死挣扎，没有一个陌生人会去照顾他们。他们死去之后，曝尸荒野之中。
从事正当贸易的商人受到的影响越来越大。
鸦片战争结束4年之后，即1846年，《广州通闻》（thecantoncircular）发表评论说：“考虑到孟加拉鸦片的原始成本每箱为250卢比左右，现在的售价是1200或1600卢比，我们无需再问谁是这场鸦片战争的最大受益者。鸦片贸易确定无疑是一个大魔鬼，现在，它对其他商品的销售造成了间接伤害。”
1847年4月20日，英国议员诺顿（w。norton）在下议院作证时说，在1846年，英国（包括英属印度）对中国出口额为232万英镑，进口额为449万英镑，中国实现的贸易顺差为217万英镑，“如果这个数据属实，我很自然就会想到，英国工业品贸易将有很大增长空间。但是，因为购买鸦片的支出达到540万英镑，中国最终出现了232万英镑的赤字……将中国『逼』迫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最终使他们放弃对工业品的购买”。
两年之后，已卸任的香港第一任财政司长、英国商人蒙哥马利·马汀发出感叹：“自北部开港之后，鸦片贸易对合法贸易的妨害发展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
马汀举了一个生丝的例子。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前，上海运往大不列颠的生丝，每年是3000～5000包，到了1848年，增长到了17000包，“生丝出口量的大量增加，本来应该有利于对英国制成品的进口。但是，不幸的是，鸦片交易使进口减少了……没有克服这个困难的办法，鸦片贸易稳步增加。大不列颠对茶叶和生丝消费的增加，只能导致鸦片贸易的增加。大不列颠制造业在中国毫无希望”。
马汀曾询问在上海的道台，怎样才能让中国多进口外国的工业产品，“他给我的答案是，‘别再卖给我们这么多的鸦片，我们就有钱买你们的产品了’。我们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英国领事巴尔弗（captainbalfour）也在场”。
马汀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和商人。1845年12月出版的《中国丛报》报道说，马汀在香港财政司长任上时，曾建议英国『政府』放弃香港岛，与清『政府』交换浙江舟山，因为“现在发现舟山比香港更适合于贸易的目的，它比香港更富裕，无疑也更具生产力。香港只是一个贫瘠的船坞。舟山则相反，它出产的大米足以支撑大量人口”。
1850年1月，美国外交家、收藏家、在东印度与中国做贸易生意的美国商人基甸·奈伊（gideonnye）在纽约《商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茶叶与茶叶贸易》的文章引述另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西方商人的话说：“中国不能同时接受商品和毒品，因此，就英国而言，哪个工业应该受到鼓励？”
到了1856年，这场论争甚至吸引了英国军界高层的注意。在这年出版的一本论述鸦片走私弊端的著作中，陆军少将亚历山大（r。alexander）引述了一组广州商会（thecantonchamberofmerce）披『露』的数据：
1837年，中国对英国的贸易顺差是320万英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86万英镑，二者——全都是合法贸易——合起来是406万英镑。同等水平的贸易顺差一直维持到1852年。但是，这些贸易顺差都被鸦片贸易给吞噬了。鸦片贸易每年从中国人那里提走了400万英镑……据估计，中国用于支付鸦片的资金在本世纪已经达到9000万英镑左右。
亚历山大写道，这种状况导致的结果是，鸦片价格维持或者上涨的同时，西方工业品的价格却逐渐下降，降幅达到13甚至是12，在很多情况下，价格甚至低于制造成本，不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