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抗战之超级军阀-第2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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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委员会接电大喜，陈一伤也快好了，便决定赴上海，到华北去。众人担心他安全，他大笑：蒋该死要保命、得好名声、不敢进我们这里抓人，他敢在南京、上海抓人？抓住了，我公开说我不造反了，我要见国母、拜中山陵、见刚峰先生，他能怎么样？借他一百个胆，他不敢杀我。我要逼他送我到议会去当官，他敢怎样？我现在是伤员，他敢抓伤兵？他不怕“人头宣言”？
众人一想也对，便依他，又派几个轻伤的人陪他一起去。陈一一走，项英可不客气，把苏俄回来的人全抓了，一个个问他们：脱不脱离王明那伙反革命？
他也苏俄回来的，但他是真正恨那些小王八蛋卖国者，他是真正爱国者。现在既然中央已经脱离了那边，他怕什么？他可不允许再有什么“假革命”“假马列主义”来捣乱。
结果绝大部分人坚决表示“脱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几个死硬分子不同意，项英可不是陈一，直接叫人“执行纪律”，全部消灭了这几个“反革命”。
老g公开电一发，国母大喜，便约上李烈均、程潜二位老革命，到南京找蒋老大，问他：什么时候彻底不打内战？人家已经公开承认要实现三民主义了，你还打什么？
蒋老大有理由：他们没说不造反。他们若发公开电再不造反、一致抗日、一致建国，我绝不打了。我也没抓他们那些留下来不造反的人和伤兵啊，他们留下来的人搞地下组织、搞农会，我也知道，我也不抓，让他搞。他只不造反、不打土豪分田地，我就不抓他、不打他。他进国府也行，他组议会也行，我都不管。
三人会气死，又没100％的理由压他个蒋该死，只好算了，最后说一句：你保证的，绝不抓伤兵和不造反的人？
蒋老大也光棍，公开保证：我绝不抓一人。谁抓了，我把他当反国父、反国母的反革命抓起来交给吴先生处理。
三人心中一叹：他还行，随他去。三人便回上海，不管了。
结果有人报告：发现老g大头头陈一在潮州到上海的船上，要不要抓来审问？他与我们打过很多仗的，不是学者，是造反的军人。
蒋该死一叹：他现在没造反，随他去，不准抓。抓了他，人家会砍你们脑袋的。
好么，陈一便顺利到上海，先去拜见国母，又说自己要北上山东组织北方委员会，进议会去帮助华北革命者保护工、农利益。国母写个信，我去拜见刚峰先生，我见过他，他不认识我。
国母大喜，忙忙写信，又对老张侍卫说：你去北方吧，我这里有王岳新他们几人就好。你再不出去，以后老了。
老张便滴泪向国母致谢，说：我去照顾公子。
国母大笑：叫你去华北负责，梦圆老先生六十几了，重孙都有了的人，操劳不了了，你去接手办教育、办议会。公子有他小夫人照顾，你操啥心？
老张侍卫便带陈一赴山东，直接从上海坐船到青岛见刚峰。
刚峰大喜，说：张前辈辛苦两年到北平去任军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陈一是大将啊，可我不能让你搞军队啊，我也怕你造反啊。陈庚来，我都怕他造反。你去华北议会当副议长，把你们那些同志组织起来，认真保护工人、农民利益，有万事，只可通过政府解决，万不可扇动什么罢工的。你不犯，陈一是好同志；你犯了，我不管，王耀武杀你个“破坏华北大革命”你们自己担。
陈一是个爽快人，便大笑：你叫工人罢工他都不会去，你给他们一月一百多大洋、天天吃肉、人人有新衣、孩子全上学，他发疯去罢工？我不怕他们工人、农民把我打死？
刚峰大笑：那陈一同志真是好同志了。你要当行政长官也可以，你留学法国、当年在上海军阀抓你，你也见过国父，你与邓斌是同学，又是周公的朋友，也有大才，你自己选么。
陈一便说：我还是先干议会，有一年了解了情况，我去当省长、当黄淮特区行政长官，你答应了的。
第298章 革命青年及其他（）
刚峰心内狂喜：老子可得到一个大人才了，陈一是谁？当年的大元帅、第一任上海市长；打仗老输，一身胆气无人能及。公开在井岗山赶走太祖，公开在文革中搞二月逆流；带头大闹怀仁堂，拍桌子骂太祖。他一贯是被太祖批“老右”“老机”，公开说“你陈一就做右派代表进中央么。”老子专门用这样的“大右派”。免得毛老大你将来胡搞，我为你好，为你们那么一大批人好。
刚峰安排张老侍卫在家住一周，陪几个小孩玩几天再北上，又叫自己警卫陪陈一去找他们省委。
人家公开挂牌租了一栋小楼公开办公呢：一大半人在政府、议会、学校任职，工资又高，便一人留三十大洋过日子，其他全作党费捐出来“革命”，几千人也一月捐几十万大洋，随便租个小楼足够了。
斜对面也有一栋更小的楼，是“刮民党”山东省党部、是汪兆铭拨的钱、派了七个人“装样子”，整天屁事不干，躲在楼内喝茶，一月三百大洋工资由南京发。他们能干啥？抓老g吧，李玉堂就公开杀他个“省党部”；宣传吧，人家骂他贪污集团来的人乱放屁；进议会吧，被革命青年骂“反动落后思想的代表”；写文章吧，报社当擦屁股纸扔掉，从不给他们登；发展党员吗，人家说：“你个反动组织、滚远点、别害我们”；当官去是可以，你一伸手，立马杀了；一办下坏事了，立马“坐牢去”，敢当官吗？只好每天拿着报纸坐着喝茶了。又没钱（一月三百大洋，在济南属工人收入），又没权，又没人缘，便成了全济南的风景、政治民主。
这一条街有二十几个挂牌子的小楼，全是全国各大政治党派、团体的“省委”“省党部”“山东省分部”等等，治安出奇好，人也少、车也少、小商贩也少；读书人多、斯文人多、企业家教授来的多；也经常有集会，也有组织游行，但从不反政府、从不搞罢工、从不搞学潮；只游行“庆祝农业法”、“庆祝空军大捷”、“庆祝xxx公司年产值10亿人民币”之类；或者是“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全国联合抗日”、“坚决收复东三省”之类的；也有少数是“勒令南京停止内战”之类。警察是不管的，只划定几条街，不影响工业生产，你们到大居民区、集贸市场那边游去，那边人多么。出了事，游行组织者“坐牢去”，你的省组织“滚蛋”。
这个游行便蛮好玩：秩序也好，人也精神、衣服也新，像节假日群体逛大街，只不过手中几百支小旗，几十人发宣传单。大多数都是学生和教师，工人、农民忙着生产、赚钱、革命建设呢，谁有闲心事搞游行？若刚峰先生说话么，保险一亿人大游行；若有人反刚峰先生么，保险一个城大游行坚决要求“杀反革命破坏份子。”
陈一在此呆一周，也碰到游行，也见那个“省党部”的人与自己这边省委的人一起到议会听报告，也见到十几个其他政治组织来自己这边谈事，也问自己人的生活。这一周，陈一便真觉得：坚决这么干，这么干中国才富强；王八蛋的“国际”只知骗人、杀人，真好妈该全杀了才好。他老兄也是妻子被那些人迫害死的，连他都关八天，他不恨？
陈一便问：他们那边的人怎么这么要死不活的？不如那些小党派和社会团体。
省委的人便大笑：他们敢出去么？一说是南京党部的人，人人骂他个“反动集团走狗”；不是开大会，他们连议会都不敢进，不然革命青年堵着问他们“又干了什么反动落后的事情了？快交代”。
陈一大笑：李玉堂不管他们么？李玉堂一批人也是他们挂名十多年的中央委员啊？
省委的人大笑：李将军和沈主席已公开讲了，他们是国母、刚峰先生的特别委员会，与南京党部不是一家人，还管他？不杀他们已经是看国父天大面子，是国父的党养下了这群不争气的反动儿子的。
陈一又问：你们现在工作重点和目标是什么呢？
省委的人便说：你是大领导，又是真革命的，我们也不瞒你。我们现在的革命目标就是在山东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让老百姓有幸福生活，让国家实现真正的强国富民；我们工作重点就是帮各阶层人民一起向愚昧落后开战，我们几千人全力组织农民学文化、全力帮工人学文化，全力组织工人、农民抓生产致富。我们没办法去斗地主、搞罢工。地主都革命了，把土地全交给农场经营了，又不欺负任何人，只做个小生意、帮农民服务一下生产，我们斗他们不发疯？罢工干什么？政府下令最低工资标准、严禁苛刻工人，加班给两、三倍工资，年底结算必须拿20％纯利奖励工人，罢工不是发疯？工人不打死我们？他们一罢工，企业家绝对上法院告状的，法院有规定可以判工人开除。工人一开除，谁敢再用他？你叫他一月领5元钱没肉吃、没新衣，他不打死你？至于武装暴动和斗争，你想都别想。你一聚积，士兵们和工人、农民一发现，马上会主动报告说你是“反革命破坏份子”，会大游行要法院坚决判你死刑。我们天津的两个糊涂虫当议员，公开在议会骂刚峰先生是大军阀、反革命；结果当场被一批革命青年扭送到了法院，又有十几万人大游行，老太太都哭着要法院杀他们。怎么办？法院只好判他们死刑。罪名是“反革命破坏份子、公开煽动反革命破坏活动，民愤极大，死刑”，一下子便杀了。十几万人才散，又有二、三万人围了天津市委，叫他们“滚蛋”。天津市委公开道歉一下午，又人人写一份保证书才过关。不然几十万天津人非打死他不可。
这下陈一震惊了，又问：李玉堂他们不办组织、不发什么奋斗目标和党的宗旨之类的东西吗？
省委便说：都没有，只组织生产、只办学校、只认真立法，所有党派的东西他们都不搞，连个党务部门都绝对没有。只在军队和我们一样设政委、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华北家家户户挂刚峰先生的像，别的什么也没有搞。我们也挂刚峰先生像，不挂不得了，被人一发现、一告状，你啥干不成了，人家把你当那个省党部的反动派走狗对待，没人与你说话的，你怎么工作？
陈一又大惊，问：刚峰先生不管吗？
省委便说：管，也不管，也管不住。他写了一封长信，说不准搞个人崇拜和迷信，谁再搞谁反革命；又说叫革命青年不准动不动批人家“反动落后思想”，要团结全体民众自觉革命。这封信公开印成文件发了，我们也有，我们也认为是对的。
陈一又惊，问：那些革命青年是怎么回事？没人组织他们吗？
这下几个省委领导便哭笑不得了，说：那些人全是一些知识青年，我们的几百学生也是，几年前我们送他们出国留学，刚峰先生便全让他们在美国上师范院校，回国后全当小学老师，也没有任何组织。但他们就是一回来拼命在农村教书，看到封建落后的东西就给小孩子讲危害，看到贪官污史便几十人自己组织起来去告状，一下子人家成革命青年了。我们的话再也不听了，反而骂我们“糊涂”“与外国人搞到一起是什么党？”又说“再不改，你们会与南京反动政府一样被人民打倒”。我们又说不过他们，也没办法。他们也不攻击我们。
陈一会惊死：这是真正的发动群众，从最底层彻底革命啊，我们必须学，不然会被历史淘汰。
陈一又问：革命青年既没有人组织，又没人管理，他们怎么有这么大能量呢？肯定有我们不知道的原因。
省委几个头头想了半天才说：听我们那一批学生说，他们到美国后一边在美国大学学习，一边有兴中会的骨干一人管他们几百人的生活，平时也讲一些中国革命的道理、学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大概半月集中学习、讨论一次吧，一搞就三年，也教的差不多了。但现在他们真的没有任何人去组织他们了。我们也有秘密党员与他们在一起当老师、当革命青年，可真没发现有人组织，全是自发又自觉地去教育孩子和农民工人改革社会不良习气。
陈一便长叹：人家比我们高明，人家不要组织，便有了无处不在的组织。人家只把人的思想端正了，便让他们去无处不在地进行全社会大改造。现在无所谓，下一代人一培养出来，全华北是一个崭新的文明、健康社会。只等这一批小学生二十几岁，十几年后吧，任何人来都拉不动华北的群众、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