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之雪耻-第39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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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电报中所说的那些事情其实和罗荣桓通过八路军总部转交上来的电报中说的相差不多，但是分析的角度不同，罗荣桓市场内蒙古军区的角度分析的，而这封电报则是从中共自身发展以及对于整个国家的大局出发的，甚至于还牵扯到抗战胜利后的事情，所以说的更深刻。
看完电报之后主席叹了口气说道：“云华同志确实不简单，也怪不得他能在塞北大草原上站稳脚跟，而且在短短四年内建立了如此大的一支武装力量，他的战略战术眼光独具匠心，比我们这些人看得都要远，看来我们必须要去一趟塞北了。”
“这次去塞北必须要解决好这件事情，主要是安抚好韩云华同志以及蒙古族同志们，他们在这次干部审核中受了委屈，党中央必须要为他们平反。”周副主席道。
主席想了想说道：“我看这次干部审核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确实找到了一些不安定因素，但是也爆发出了很多缺点，所以我认为我们有必要进行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恩来，这次视察塞北你就不用去了，我和老总去就可以来，延安这边你的抓一抓，尤其是保卫局那边，该抓的抓，该处理的处理。连发往中央的重要电报都敢扣押，这些人胆子也太大了些。不过要注意正确地解决党内矛盾，我们要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方针对部分犯了错的同志进行抢救。”
周副主席道：“好的，我会注意的。”
第487章：韩云华的想法
主席二次视察内蒙古军区的消息很快就以秘密渠道发到了内蒙古军区，不过这个消息除了韩云华之外也只有罗政委一个人知道，除此之外连负责传送接受电报的报务员都被下达了封口令。
主席北上塞北对于韩云华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这说明党中央还是信任内蒙古军区的，否则主席不会冒险在这个时候视察塞北。要知道就算是在过去的几年中主席也只出过一次延安，那还是在韩云华的大力邀请下才成行的。
但是韩云华依然不敢有丝毫放松，因为历史上中共连续出现过好多次政治运动，每一次都要杀个血流成河，最严重的两次就是王明在中央苏区搞得那次大肃反以及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进行的肃反运动，这两次肃反严重动摇党的基础。
说起这两次肃反韩云华就心凉不已，虽然和斯大林在苏联进行的大清洗不能相比，但是要是将当时苏联和红军的实力进行一次对比就可以发现中央肃反并不比苏联的那次大清洗小多少。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共中央军委经过两次审议，确认了36位无产阶级国民党军事家的名单。这36人，应该说其中许多名字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他们是共和国的领袖和元帅、大将等。其中8位是在战争期间牺牲或殉职的烈士，叶挺、左权、彭雪枫、罗炳辉，人们比较熟悉；至于曾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或许就有人感到陌生了。这是由于他们牺牲较早，而且是“被错杀”的。而之所以被错杀，就是因为那几次规模巨大的肃反运动。
说起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无不谈虎色变。中央苏区时期的肃反扩大化错误，直到现在仍让人们讳莫如深。但历史发展到今天，真实全面的反映中央苏区时期的肃反，反更能让人们清醒的认识那段历史。尽管韩云华并不是这个时代的原住民，但是对于连续两次大肃反韩云华还是知道一点的。
中央苏区之前的肃反到底是肃反什么，韩云华其实知道的并不多。他只知道是肃AB团，肃社会民主党。一说起思凡就不得不说一说这个AB团了，什么是AB团？说清这事还得从大革命时期开始讲起。要是展开了说那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简要地说这个AB团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产物。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期，国共两党通过合作实现了双赢。共产党员不仅直线上升，而且在国民党内部发展了相当党员，这种良好的国共合作局面却让国民党右派感到非常不安。到第一次北伐胜利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更是恐慌。在这种情况下，1926年11月到12月，为篡夺由国民党左派及中共所撑握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蒋介石专门策划成立了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组织，取名为AB团。即取英文单词Anti…blusevsik的头两个字母组成，意为反布尔什维克。AB团成立后，在蒋介石的领导纵容之下，制造了一连串的镇压工农、屠杀工农领袖的血案。著名的杀害赣州工会委员长陈赞贤的“三六”惨案就是由AB团一伙干的，在AB团的破坏下，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很快被AB团所篡取。
AB团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江西中国军人与国民党左派的愤慨。为保卫国民党的胜利果实，1927年4月2日，江西国民党军人在朱德等的领导下，发起了对AB团的猛烈进功，彻底打悼了由蒋介石一手策划的AB团，AB团解体不复存在。
原本AB团的历史应该到这里要结束了，但在你死我活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也没有办法知道AB团到底还有没有残余。加上国民党各派为了争权夺利，也一度借AB团对大革命的破坏，攻击蒋介石，这更让中共感觉AB团仍然存在。
至于中央苏区大肃反的功过是非韩云华并不想评价，但是那次大肃反杀的人确实不少，据韩云华所知，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成立后，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整个红一方面军4万余人，抓了AB团约4400人，杀了2000多人，占总数的十分之一还多，之后又杀了几十个AB团团长。永新县接连把6届县委都打成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苏区大肃反造成了党在建国前最多最惨的冤案，多少忠魂变成冤魂。最后还是周恩来下决心必须纠正肃反扩大化，才使得这场浩劫来了个紧急刹车。周在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形成决议案，决议案指出：“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以当A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A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于是觉得AB团是肃清不了的。有了这认识上的错误，便产生极严重的AB团斗争的方法上的错误，把反AB团的斗争简单化，缩小到“打AB团。”的捕获、审问、处置的范围内，而忽视积极地去巩固中共势力。尤其缺乏的，是反AB团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决议案规定，苏区各级党组织必须在接到后立即讨论及执行。”
在周的直接领导下，中央红军建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派李克农率工作组到石城、广昌、雩都、兴国等地，细致审查在这些地方关押的大批反革命嫌疑犯，把AB团、社民党、改组派错案全部平反，让蒙受冤屈的革命者重见天日。后又任命李克农为红军保卫局局长，平反了红军中的一些冤假错案，将政治保卫工作纳入了共产党委领导下的轨道。
其实这次中央苏区的肃反并不是后果最严重的错误，最严重的要数红四方面军的那次大肃反。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全国有六大苏区，其中最大的两块就是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来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全权领导鄂豫皖苏区。
张国焘此人想必大家都清楚，此人参加过中共建党的一大，当过政治局委员，资格很老。陈昌浩时年25岁，血气方刚，曾留学苏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沈泽民是文学家矛盾的弟弟，也曾留学苏联。这几个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鄂豫皖苏区的命运。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实际上，是为了排斥苏区原领导人，从而实现自己的一元化绝对领导。他先是改组了红4军，将不听话的军长旷继勋拿下，换上资历较浅的徐向前。然后他又找借口撤掉了曾中生，由陈昌浩任红4军政委。接着，张国焘举起了肃反的屠刀，向所有阻碍他夺取最高权力的红军官兵挥了下去。
首先遭殃的就是红12师师长许继慎，1931年8月，有人给红12师师长许继慎送来一封信，内容是国民党大特务曾扩情写的劝降书。许继慎当即连人带信交给了徐向前和曾中生，二人认为这是国民党的反间阴谋，将信上报给了中央分局。张国焘见后如获至宝，立即对许继慎展开调查。不久，保卫局“破获”了一个兵变阴谋，在严刑拷打下，当事人供认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人都牵涉其中。张国焘立即命令逮捕一切与“此案”有关的人员。很快，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28团团长潘皈佛、28团副团长丁超、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等人相继被捕。
保卫局继续严刑逼供，拷打、跪板凳、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很多人受刑不过，只好胡乱认供，于是牵连的人越来越多，抓的人也越来越多。不久，屠杀开始了。就在河南光山白雀园，红4军著名将领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营、连级干部惨遭杀害。其中许继慎是被公开审判，他据理力争，结果被绑在马上拖得皮开肉绽。最后，保卫局将他和周维炯秘密勒死在牢房内。时年许继慎30岁，周维炯26岁。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张国焘看一下挖出了这么多暗藏的“反革命”，杀心更重。他命令进行全苏区的审查整肃，凡是白军过来的，不论是起义还是投诚的，一律抓起来；凡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抓起来；凡是知识分子出身，甚至是读过几年书的，一律抓起来审查。肃反的范围越来越大，从军队扩大到地方。鄂豫皖特区军委副主席郑行瑞、红10师政委陈奇、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六霍起义的领导人和皖西苏区的创建者舒传贤、中央独立1师师长徐百川、中央独立2师师长王效亭、皖西道委书记方英、原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红28团政委罗炳刚、红29团团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红32团政委江子英、红33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38团团长任难等人都被捕杀。红4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幸存的只有2人，有的团、营、连级干部，被杀了三、四茬。鄂豫皖红军中，总共被肃掉军级干部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营连排级干部被肃掉的更多，红军战士被肃掉的数量则无法再查清。在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4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当时那是杀红了眼，进行到后来，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只要某人“可能。”是“改组派”、“AB团。”或是“第三党”，就要被抓起来杀掉。谁要问一句“有没有证据”，就是“改组派”、“特务”，就应被杀掉。有几个青年人在一起，就成了“恋爱委员会。”杀掉；说几句牢骚话，杀掉；战士的枪口沾点土，杀掉；米袋子破了，杀掉。为了节省子弹，经常是将成排的人用大刀砍死，用长矛戳死，还有的就几百人一起活埋掉。杀了抓，抓了杀，一茬又一茬。
无数红军官兵和革命群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的刀下。白雀园内外尸骨如山，血流成河。大屠杀足足进行了三个多月，除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等少数人外，创建鄂豫皖苏区的元勋几乎被杀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及红军内部的过火整肃是个普遍现象。像被错误杀害的周维炯，当初就曾因偏听偏信而杀害了商南起义的元勋徐其虚和徐子清。张国焘如此大屠杀，除了确有清除内部敌人的考虑外，更多的则是为了实现独揽领导权的野心而排除异己。
1932年7月，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进行了第四次“围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