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其实不懂经济学-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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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齐建立了很复杂的函数模型来推导结果，这就是他最大的贡献，可以从微观上讨论宏观问题。拉姆齐模型从微观的角度出发去为宏观问题求解，通过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约束，在满足最优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最优消费和资本积累路径。所以这个模型体现了宏观和微观的紧密结合，从静态到动态的演变，较好地展现了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一国经济中的资本随时间积累的路径。

拉姆齐模型虽然讨论的是一个宏观经济的增长问题，但它把宏观分析紧密地建立在有效的微观基础之上，因而对后来重新发现它的经济学家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在拉姆齐模型出现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其研究方法与主流经济学的不一致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到20世纪70年代，当宏观经济分析出现“理性预期革命”之后，拉姆齐模型的重大意义才被发掘出来。

拉姆齐模型的微观、宏观动态结合分析的方法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被后来者广泛地运用于宏微观经济问题的分析之中，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希得劳斯基对货币的研究成果，新古典主义对实际经济生产率冲击的讨论等等。以至于在许多宏观经济学的高级教科书里，拉姆齐模型总是处于前两章就要介绍的重要内容。

拉姆齐模型最重要的意义当然是对现实经济实践的指导。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研究领域，当然是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同时我们也借鉴了西方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微观经济主体在利益和行为方式上都存在着差别，所以，研究宏观经济离不开一定的微观经济基础。而在这方面，拉姆齐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就拿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研究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宏观的经济问题，但券商、散户和机构投资者在行为方式和利益目标上的差别，使得微观市场的结构必然影响到整个宏观金融市场的运作，并可能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无论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西方的市场经济，经济学都是研究人的理性行为，研究范围包括消费者、厂商的均衡行为、储蓄投资、资本积累等。在宏观经济当中，人们必然要考虑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在时间上的运动，如随着时间的变化，产出、消费水平、工资水平、资本存量如何变化。如果采用微分方程、差分方程等数学工具，用变分法、最优控制法等数学方法，则更能说明一些复杂的非语言所能解释清楚的变化过程。而最早做这个工作的，就是拉姆齐，最早解决这些问题的公式就是拉姆齐模型。直到如今，它依然是一个很适用的公式。

当然，拉姆齐模型也有其局限性。拉姆齐模型的抽象简化条件既是其分析问题的优点所在，同时又构成了其局限性。如在该模型当中，分析政府发行债券或讨论征税时，他假设人都是长生不老的，但人并非长生不老，所以其分析就很成问题。所以，该模型的许多结论只适用于该模型所设定的经济环境。但除却其某些缺点外，拉姆齐模型在研究思路和数学分析上还是有许多值得经济研究者们借鉴的东西。

83。破窗理论：修窗户并不增加GDP

19世纪，有个叫黑兹利特的学者在其写的一本小册子中讲了一个故事：假如小孩打破了窗户，必将导致被打破窗户的那家人更换玻璃，这样就会使安装玻璃的人和生产玻璃的人开工，从而推动社会就业，并且拉动与此相关的其他产业，从而最终创造出新的GDP刺激经济。“破窗理论”是典型的“破坏创造财富”的观点，因其推导完整合理，且曾被一些案例证实，因此曾被很多人信奉。

例如，1998年我国发生洪灾时，就曾有学者撰文分析，按照破窗理论观点，我国的经济将会因为洪灾而加快增长。当时的经济背景是，整个亚洲被金融危机笼罩，我国因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而面临着巨大的金融压力，经济增长也因此而面临滑坡的危险。这时，影响全国的特大洪涝灾害的出现，使得灾后重建的任务大大增加，客观上的确为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提供了契机，从而使我国经济没有被经济危机压垮。可以说，在国际出口压力大增的情况下，这种特殊内需保证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破窗理论刚好适合当时的经济氛围，因此流行起来是很自然的事。

再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世界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在重建的过程中，很多国家都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这似乎更印证了破窗理论的正确性。

但是，通过更为细致的观察就可发现，破窗理论实际上是阐述了灾后重建对经济的影响，而忽略了灾害本身对经济的破坏。其实，打破窗户所创造的需求，带动的经济效应是以另外一部分负效应为代价的。灾后重建只是一种修复性行为，假如完全按原样修复的话，实际财富并不会增加。

就拿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二战前，美国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很快，但与老牌的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等比起来，还有不小的差距。但二战一结束，美国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英国、法国都成了其债务国，其经济总量占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50％以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当然是因为美国本土并未遭到破坏，而英法却遭受了致命性打击，经济存量几乎丧失殆尽，美国自然而然就超越了它们。即使如此，仍不足以反驳破窗理论。因为按照破窗理论，英法遭到的破坏要远远高于美国，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将大大快于美国，有机会扳回一城。但实际上，英法虽有一段时间，经济增长速度高于美国，但50多年下来，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依然牢固，英法等欧洲国家完全无法与之抗衡。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英法等欧洲国家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增长只是在修复自身的创伤，经过多年的努力才恢复到二战前的水平，此后的经济增长才是真正的增长。在他们修复创伤的时候，美国却在飞速发展，两相比较，就像卧床病人和健康人比赛跑步一样，欧洲还在治病，美国已经开跑，距离当然是越来越远，等欧洲治好病站起来的时候，追赶已几乎不可能了。这足以说明破窗理论的荒谬，因为信奉破窗理论就等于相信自己把自己打伤可以跑得更快一样。

俗话说，“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这句话告诉我们，理论有时候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如果你无法识破它，就等于不相信会游泳的人也能淹死。破窗理论就像通过各种推理证明出“会游泳的人永远不可能淹死”一样荒谬，它用理论逻辑蒙蔽人们的常识认知，其实常识比理论更实在，更容易让人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永远不要相信经济学家“砸你们家窗户对社会经济有好处”的说法。

84。外部性效应：补钙广告火了肉骨头

前些年风行“人体补钙”，各种各样的补钙营养品琳琅满目，报纸、杂志和电视、广播里也充斥着补钙的广告。当各保健品商家的“补钙大战”如火如荼、难分高下时，人们却吃惊地发现：农贸市场里的肉骨头开始畅销起来。原来，根据“吃什么补什么”的老话，人们相信吃肉骨头可以补钙。特别是猪的脚筒骨，骨髓多、味道好，在市场上大受欢迎。供求关系导致了肉骨头价格上涨，最后甚至逼平了肋条肉。与此同时，饭店里的骨头煲汤也备受欢迎。直到这时，那些在媒体上花大钱做广告的厂商才发现，自己为他人做了免费宣传。

保健品广告致使肉骨头畅销的现象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外部性效应”。外部性效应又叫溢出效应、外部影响或外差效应，其具体定义是：社会成员（包括组织和个人）从事经济活动时，其成本与后果不完全由该行为人承担，也即行为举动与行为后果的不一致性。通俗地讲，就是某人或某企业的经济活动给社会上其他成员带来好处，但该人或该企业却不能由此得到补偿；某人或某企业的经济活动给社会上其他成员带来损害，但该人或该企业却不必为这种损害进行补偿。给别人带来好处的外部性效应被称为“正外部性”或“外部经济”，给别人带来坏处的外部性效应则被称为“负外部性”或“外部不经济”。

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当生产或消费对其他人产生附带的成本或效益时，外部经济效果便产生了。”经济运行中的外部性是广泛存在的。比如，著名生物学家、我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开创人童第周在少年时，晚上宿舍熄灯后还在路灯的灯光下抓紧时间刻苦读书，终于取得了伟大成就。这时，国家修筑的路灯就对他产生了正外部性效应。再比如，某山区在架桥时对山体进行爆破作业，不料附近有一个养牛场，许多怀孕的母牛听到爆炸后受到惊吓，整夜整夜地不敢睡觉，结果纷纷流产，造成了场主的经济损失，这就是负外部性效应。

通常，个人都会倾向于负外部性的行为，因为负外部性带来的成本不需要个人承担（如污染），而正外部性行为的利益也无法自己享用。当今我国的严重污染和全国劳模牛玉琴的经历就是很典型的两个例子。

1949年出生的牛玉琴，与新中国一起长大，1982年开始植树治沙，后来因治沙有功而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治沙劳模。

然而，二十年治沙种树8万亩，牛玉琴自己却欠下了252万元贷款，一家人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晚饭常常就是一大盆酱油土豆烧白菜外加一锅米饭。

与牛玉琴相反，我国很多企业却因为污染环境而发家致富。例如，淮河被严重污染，国家投入巨资治理十年未见明显成效，却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法律追究。实际上，我国水域都因工业发展受到了严重污染，却几乎无人承担责任。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

外部性虽然是经济内部运行的意外收获，却对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外部性扭曲了市场主体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会导致市场无效率甚至失灵。若负外部性得不到遏制，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环境将持续恶化，最终也会导致经济失去发展的条件。而这恰恰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我们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钢铁，被污染的环境却持续多年难以得到根本的改善。长此以往，中国的持续发展将难以为继。

虽然经济的外部性问题与我们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与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但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由政府为主导。因为外部性的特点决定了个人通常会倾向负外部性行为，牛玉琴之所以能成为劳模，就是因为她这样的人太少了。政府不能指望每个人都能发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而必须关注经济的外部性效应，通过制定和实施各种政策、法规，维护市场的公平与效率。一句话，只有真真正正处理好经济的内、外部性关系，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得到最终落实。

85。分马的启示：一点投入的效应

有位地主家里有三个儿子和17匹马。地主临死时立下遗嘱，家里的17匹马当按如下原则分配：大儿子分得1/2，二儿子分得1/3，三儿子分得1/9。三个儿子都很孝顺，愿意按父亲的遗嘱分配家产，可在实际分家时却出了问题，17匹马的1/2是8匹半，难道要杀掉一匹马分马肉吗？三个儿子百思不得其解，于是请来村里的智伯帮助解决难题。

智伯想了又想，最后找出了答案：他从自己家里牵来了一匹马凑成18匹，大儿子得1/2是9匹，二儿子分1/3是6匹，三儿子分1/9是2匹。三个儿子一共得17匹，还剩下一匹，就是智伯从自家牵来的，自然又牵了回去。

这个故事流传开来后，很多人对智伯佩服无比，认为他是个懂得投入与收益关系的聪明人，并举很多例子来说明提前投入与事后获益的密切关系。但智伯牵来一匹马，牵走的仍是一匹马，他并没有因为投入而获得收益，当然和投资回报也就扯不上关系。所以那些引申出的案例与故事并不匹配。

如果从经济角度理解这个故事，首先应佩服的是死去的地主。对他的遗嘱稍加分析就可发现，地主给出的分配数相加并不等于一，1/2=9/18，1/3=6/18，1/9=2/18，三者相加等于17/18，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将十七匹马完全分出去。

地主为什么要这样做？地主已经死了，无法向他询问答案，我们只能试着猜想。首先，17匹马无论怎样分给三个儿子，都会产生杀马的结果。其次，或许地主在生前是想养到18匹马的，如果那样，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让三个孩子分到的全是活马。但是养到17匹马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