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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智慧人格-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斯多德-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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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总有极大的快乐。有许多事情要赶快去做,尽管不会带来快乐,如观察、记忆、认识、道德。确实,人们总在追求圆满,追求这个活动的最佳状态。这种最佳状态的心理感觉就是快乐。 赏心悦目的景色,优美动人的音乐,使得我们的生活色彩斑斓,成功的喜悦,沉思的快感,使得我们青春永驻。 但是,如果一味耽溺于兽性或病态,或者满足于浮浅的愉悦,停止理性的追求,停止改变现实的活动,那快乐也不会持久。赫尔米亚听完亚里士多德关于快乐的阐述,内心若有所动,然而,在邦内享受了太久的奢华和安逸,习惯了太多的阿谀奉承,那种开疆辟土之苦已成远梦,再也不愿亲历,那些肉麻的假话,再也激不起他的反感。 他非常苦恼地告诉亚里士多德,要回到那最艰苦,也最有意义的岁月,难!

    亚里士多德着手帮助赫尔米亚制订法律,改革社会,在他的城邦内,也树起了理性的旗帜,引导人们往幸福的路上走。赫尔米亚请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内室门上贴上亚里士多德说过的一句话:谁也不愿把理解力总保持在儿童的水平。然而,警世名言虽然贴进了内室,理性的力量却没有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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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住涌动在他内心的堕性。他追求快乐的欲望愈来愈强烈。为满足这日益膨胀的欲望,他在邦内推行更严酷的赋税办法,老百姓的不满情绪随之愈来愈高涨,他就采取高压政策防范人们的反抗。在亚里士多德到阿塔留斯的第二年,亚里士多德和赫尔米亚的侄女妣茜亚的关系愈来愈密切,妣苗亚虽身处内宫,却熟知邦内外风土人情,深深仰慕亚里士多德的才华。 赫尔米亚十分疼爱这位侄女,他有意识让侄女与亚里士多德接触,是希望侄女能从亚里士多德身上吸取一些对她有益的东西。相处时间不长,妣茜亚就向亚里士多德表达了她的爱慕之情。 亚里士多德喜不自禁,妣茜亚的活泼、聪慧和美丽曾经让他产生过无数次遐想。“我们一起把你叔父改造过来,好吗?”亚里士多德对深爱他的妣茜亚说。妣茜亚深深地点点头。 于是他们一起制订计划,一起向赫尔米亚施加影响。赫尔米亚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苦心和真诚,然而城邦的混乱一天天多起来,非理性的压迫也一天一天沉重起来,赫尔米亚常常沮丧,沮丧之后就是暴躁和不安。在阿塔留斯的第二年,亚里士多德和妣茜亚正式结婚,在他们两人的婚礼上,赫尔米亚一言不发,拍拍两人的肩膀,然后流下一串长泪。就在婚后不久,叛乱者伙同波斯人侵占了赫尔米亚的国家,俘虏了赫尔米亚,并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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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自在自为地实现自身

    赫尔米亚王国的倒台,使亚里士多德在阿塔留斯再也呆不下去了,他带着妻子和在海外收集的各种贝壳,几大箱书稿辗转到了马其顿。在赫尔米亚去世前,马其顿国王菲力浦让使者给赫尔米亚送来一封信,信中盛赞亚里士多德的学识和人格,并委婉地向赫尔米亚请求,把亚里士多德让给他,给他儿子亚历山大当私人老师。赫尔米亚有亚里士多德在身边帮助,许多事处理得得心应手,哪里肯放亚里士多德走。 亚里士多德本人也不愿弃赫尔米亚而去,因为他们毕竟是老朋友,不管赫尔米亚付出了努力没有,赫尔米亚还是向人们宣布,他要请亚里士多德帮他建立一个哲学之邦。赫尔米亚去世后,菲力浦又请人来邀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于是决定前往。回到自己父亲曾经当过御医的宫廷,亚里士多德感到十分亲切。 此刻的马其顿,是一个野心膨胀,野蛮粗俗、奢侈荒淫的地方。 与哲学思辨所需的环境大相径庭。 菲力浦是一个智力很高,但受教育很少的人。他说的话有许多语法错误:“我并非不是粗野之人,”

    他宣称,他的儿子不是粗野之人,而他希望亚历山大能成为一位优秀的哲学家。 事实上,这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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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艰难的工作,单是周围的环境就给这一意图判了死刑。 宫廷里争吵、决斗、淫乱、谋杀不断,菲力浦的妻子奥林匹亚斯的精神濒于错乱,老是纠缠菲力浦,要他付给她养育亚力山大的费用。 菲力浦和儿子亚历山大也离这种非理性的境地不远。 在一次宫廷宴会上,亚历山大公开侮辱他的父亲,惹得菲力浦气急败坏地要杀死他。 亚历山大并不示弱,杀气腾腾与父亲搏斗,侍者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俩拉开。菲力浦请来亚里士多德做儿子的老师,是希望他教给儿子治国之道,而亚里士多德想用“智慧的甘泉”去平息宫廷中膨胀的野心,培养一个堪称人间典范的人格,这是亚里士多德到马其顿宫廷中的主要动机。亚里士多德初为国师时,亚历山大刚好十三岁。 亚里士多德十分重视对幼君的教育,他改编荷马史诗,广泛搜集城邦政制的资料,讲述治国之道,希望能培育出一个正义之君。在亚里士多德的教育下,幼君果然有所长进,与父亲的冲突越来越少,暴躁的脾气也有所收敛,他十分尊敬亚里士多德,觉得他比自己父亲要仁慈得多。 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原则也慢慢为他所领悟。亚里士多德每次讲完一个治国方针之后,就开始理性的课程,他说“理性原则”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被动地服从理性指示;另一种指“主动地服从理性的指示。”

    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特别是君主就应该主动地服从理性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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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被动原则实现的理性生活,是指在强制管制或统治下的生活,如法律约束下的生活。这种生活虽然合乎法律,合乎理性,但是是在外力约束下而实现的。按照主动原则实现的理性生活,是在道德意识和意志支配下而实现的主动选择的生活。这是一种有思考的生活。 人有情感、有欲望,情感欲望指向何处,目标何以达到,都得经过人思想的加工。 善与恶、高尚与卑下、光荣与耻辱,是什么模样,都是思想的熔炉里锤炼出来的。这是主动选择的生活。 被外在力量强制或胁迫之下完成的行为,是非自愿的行为,无知状态下完成的行为,也是非自愿的行为。 任何自愿的行为,其始点都在人自身之内。 有所期望、有所欲求,并选择各种手段获致效果,生活的色彩也就在这种选择下展现出来,这种选择是自愿的,没有外界的强制,但是自愿进行的活动并不等于自愿选择状态下进行的活动,因为像其他动物或儿童也可以自愿生活,但不能选择。 还有一些突发行为,我们可以说是自愿的,但不是选择的结果。 这一类“自愿行为”之所以没有“选择性”

    ,是因为他没有主动性,没有主体的积极性。这是有为的现实生活。 一味空谈,胸中经纶万千,脚下寸步难行,是迂腐,空谈当不了饭吃,空谈成就不了事业。只有不图享乐,才能变得节制,只有坚定而藐视恐惧,才会变得勇敢。 浑浑噩噩,不思进取;疯疯癫癫,不谙事理;懵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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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懂,不明世态。 生如牛马,死如猪狗,其生活能说是理性吗?不能。理性的生活也是有激情的生活。理性是激情的支配者,激情是理性必不可少的条件,理性尤如灵魂,激情尤如骨肉,缺一不可。 人们常常是有了某种朝向美好的非理性的冲动,尔后才会有理性的表态和裁决。 正如人类的幼儿时代,对那些新鲜事物的狂热之情如泉喷涌,进入青壮年,理性逐渐植入人类的灵魂之中。 没有激情的生活,还有什么意思?

    亚历山大十分赞赏老师对“有为”的阐述,他有一天对老师说,这个“有为”应该用版图和权势来衡量。不一定,有人选择政治,有人却选择思辨,另外一部分也许会选择平凡,都应该称作“有为”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说。亚历山大身为王子,身上的骄纵、傲慢和对一切不屑一顾的态度,最令亚里士多德大伤脑筋,虽然亚历山大跟从亚里士多德学着在理性的大道上行走,可宫廷中的野蛮与粗鲁一次又一次把他往回拽。此时的菲力浦正做着征服世界的美梦,他正逐步实现自己的梦想。 他先是用甜言蜜语把希腊各城邦哄得团团转,然后一个一个将它们吃掉。 亚历山大看到父亲的成功,也跃跃欲试,想跨上骏马,踏上征程,以马其顿的野蛮来征服希腊的文明。亚里士多德决心继续以理性之水来浇灭亚历山大的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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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火,他告诉亚历山大要学会节制,只能追求适度的快乐,不要与理性相背驰,要求他以应该的方式,在应该的时间、去追求他应该追求的东西。亚历山大有一天笑着对老师说:你是想把我这个马其顿人改造成雅典人。

    三、人格的责任意识

    公元前340年,菲力浦南征希腊,亚历山大为父摄政。两年后,马其顿在卡罗尼亚战役中打败了希腊联军,接着又在科林斯召开希腊各城邦的代表大会,从而成为希腊的霸主。公元前366年,菲力浦遇刺,亚历山大继位。 第二年,亚历山大把希腊各城邦的首脑人物召集起来,宣布道:“在我伟大的父亲伟大的功业之下,希腊统一起来了,结束了分裂的局面,现在我要发扬菲力浦的精神,远征波斯,请诸位戮力同心,共图大业。”

    希腊各城邦纷纷表示赞同。这时亚历山大还只有二十一岁,长得威武雄壮,两眼露出桀骜不驯的光芒,他整天身着铠甲,手持长枪,巡视在各个军营,鼓舞习武的军士们,不要懈怠,苦练本领,为伟大而骄傲的马其顿争光。亚历山大问亚里士多德:你看我的远征会成功吗?

    亚里士多德反问:武力也许可以征服他人,但理性能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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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他人吗?

    我想我会的。 亚历山大回答道。从内心说,亚里士多德对自己的学生还很满意,虽然他有些骄横,但在理性的指示面前,他从不敷衍,总是尽自己的努力去悟解。 父亲给他建立的基业,已经十分坚固,但他不甘心躺在父辈的盛名下,他要开拓自己“有为的”

    事业,开辟新的疆土,获得更广阔的世界。从他的豪志和胆魄来论,是一个伟大的年轻人,像自己一样,反抗一切现成的东西,亲手创造世界上尚未存在的东西。 他觉得他和这位年轻人有一种天生的默契和缘分。然而,武力的征伐少不了杀戮和奴役,或毁或誉,是功是过,亚里士多德请亚历山大仔细权衡。亚历山大说,是非功过,任人评论去吧,我只管干我的事业。亚里士多德说:要发动战争,就得担负起战争的责任,对战争的后果有充分的认识,因为理性的人是看重责任的人。人既然有了选择的自由,行为的责任当然由选择者自己承担。我们任何行为都有一个目的,这就是愿望,要达到目的,得通过一个手段,这就必须经过慎重审视与选择。 选择什么样的手段,就与人的理性修养有关。 目的和手段的错综变化,就形成了一幅幅生动的道德画面。德性是凭选择所得的习性,恶性也是凭选择所得的习性。 对一个正常的人来说,目的的形成和手段的采取,都有自己的权力,也就是都有或为善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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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的自由。“德性是对我们而言的德性,邪恶是对我们而言的邪恶。 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可以做也可以不做。 在我们能够说不的地方,也能够说是,如若高尚的事情是由我们做成的,那么丑恶的事情就不由我们来做。 如若我们不去做高尚的事情,那么丑恶的事情就由我们来做。 如果我们有能力做高尚的事情和丑恶的事情,我们也有能力不去做。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那么,做一个善良的人,还是邪恶的人,也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电子书。)

    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无人自愿为恶,也无人不自愿享福。 亚历山大同意这种观点。 亚里士多德认为后半句是对的,前半句却是错的。 做恶并不是天生性格或无知的结果,而是出于人们自愿和自动的练习。 立法以惩罚那些作恶者,目的就是要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奖赏行善以激励来者,目的就是告诉人们,只要自愿,人人皆可为善。 以无知为借口,推卸行为责任,也是悖逆生活常情的。 一个人可以由于生活的淫乱和不听从医生的指导而生病,就是他自愿生病。他本来是有选择不生病的权力的,可是从失掉健康以后,就再也没有选择的权力了。 那些不公正或放荡的人,最初亦有选择的自由,可以不养成某种习性。他们的习惯既然养成之后,就像把一块石头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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