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第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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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许下了这个诺言，但是此后尽管发生了几起天花，并且有两人因此死亡，他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履行自己的诺言。9月9日凯尔桑医生向我报告说，在这些小棚里又发生了几起天花，他把那里的情况描绘得非常可怕。我还应当向阁下〈大臣〉补充报告一点。我们教区已有了一座隔离所，也就是所说的传染病房，用来收容本教区传染病患者。几个月来，这个病房的病人总是挤得满满的。有一家5个孩子死于天花和热病。今年4月1日至9月1日，死于天花的已不下10人，其中有4个人就是死在成为传染病发源地的上述小棚中。由于遭难的家属竭力保守秘密，患者的数目无法确定”。

煤矿以及其他矿山的工人是属于不列颠无产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一类工人。他们花了怎样的代价才挣得自己的工资，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在这里我再略微谈谈他们的居住情况。矿山开采者，不管他是矿山的所有主还是承租人，通常要为自己的工人建造一定数量的小屋。工人“无代价地”得到小屋和燃料用煤，也就是说，这些小屋和煤构成工资中用实物支付的部分。靠这种办法安置不了的人，每年可以领到4镑作为补偿。矿区很快就吸引来大批的居民，其中有矿业人口本身以及聚集在他们周围的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等。这里也象其他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一样，地租很高。因此，采矿业主力图在井口附近的尽量狭小的建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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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上，盖起正好能塞下他的工人和工人家属的必要数量的小屋。一旦附近又开凿新矿井或者重新开采旧矿井，拥挤的程度就要增加。在建造小屋方面，唯一起作用的着眼点就是：凡是绝非必需的现金开支，资本家一概实行“禁欲”。朱利安·汉特医生说：

“除了蒙默思郡的一些类似的地区外，诺森伯兰和德勒穆矿山的矿工以及其他工人的住宅，平均说来，大概是英国能够大量见到的最坏的和最贵的住宅了。最糟糕的是：许多人拥挤在一间房里；建筑地段很狭小，却胡乱盖了许多房子；缺乏水并且没有厕所；经常采取屋上架屋或者把屋子分成几层的办法〈以致各种小屋都层层相叠〉……　企业主把整个移民团看成似乎只是露营，而不是驻扎。”

斯蒂文斯医生说：

“我奉命视察了德勒穆联合教区大部分的大矿山村落……　除了极少数例外，可以说，所有的村落都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来保障居民的健康……所有矿工都被束缚〈《bound》这个词和bondage＇依附＇一样，都来源于农奴制时代〉在与矿山承租人或矿山所有主签订的12个月的契约上。只要工人流露出不满，或者在哪一方面得罪了监工，监工就在监督簿上他们的姓名下面作个记号或加个注，等到签订新的一年的契约时就把他们解雇……　在我看来，再没有别的实物工资制比这个人口稠密地区所流行的实物工资制更坏了。工人不得不接受处于传染病影响下的住房，作为他的工资的一部分。他自己一点也无能为力。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农奴。除了他的所有主以外，恐怕很难有别的什么人能帮助他。但是所有主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收支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工人还从所有主那里得到水的供应。不管供应好坏，不管有无，工人都要付水费，或者不如说，都要从工资中扣除。”

在同“社会舆论”或甚至同卫生警察发生冲突时，资本总是恬不知耻地对工人不得不在其中劳动和居住的、既危险又使人堕落的条件进行“辩护”，说这是为了更有利地剥削工人所必需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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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拒绝在工厂的危险机器上安装防护设备，拒绝在矿山中安装通风设备和采取安全措施，对此一概实行禁欲时，就是这样说的。现在，在矿工的住宅方面，它也是这样说的。枢密院的医官西蒙医生在他的正式报告中说：

“人们替恶劣的房屋设备辩解，说矿山通常是以租赁方式开采的；租赁合同期限太短（煤矿大多是21年），所以矿山承租人认为不值得为企业所招来的工人、手工业者等等提供良好的房屋设备；即使承租人自己想在这方面慷慨一点，地主也会打消他的这种念头。地主有一种倾向，就是当地面上一旦造起象样而舒适的村庄供给那些开采地下财产的矿工们居住时，地主就会马上利用这种特权来索取异常高的追加地租。这种禁令似的价格，即使不是一道直接的禁令，也会把另一些本想把房屋建造得好一些的人吓回去……　我不想进一步研究这种辩解的价值，也不想研究用来建造象样的住宅的追加费用归根到底应当由谁负担，由地主、矿山承租人、工人还是由公众负担……但是，面对后面所附报告〈汉特、斯蒂文斯等医生的报告〉中揭露出来的可耻事实，必须采取一个补救的办法……　土地所有权竟被利用来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公平。地主以矿山所有主的身分把一个工业移民团召到自己的领地上来从事劳动，然后又以地面所有主的身分使他所招来的工人无法找到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合适住宅。矿山承租人〈资本主义的矿山开采者〉没有任何金钱上的利益要来反对交易上的这种划分，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即使地主的条件很苛刻，后果也不由他承担，而承担这种后果的工人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连自己的卫生权利也不认识，不论极端恶劣的住宅，还是污浊不堪的饮水，从来都没有引起过罢工。”

（d）危机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的影响

在谈到真正的农业工人之前，我还要举一个例子，说明危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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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即工人阶级的贵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记得，1857年发生了一次大危机——工业周期每一次都是以这种危机而告终。下一个周期是在1866年到期的。由于棉荒把许多资本从通常的投资领域赶到了货币市场的大中心，这次危机在真正的工厂区域已经打了折扣，因而主要带有金融的性质。这次危机在1866年5月爆发，这是以伦敦一家大银行的破产为信号的，继这家银行之后，无数在金融上进行欺诈的公司也接着倒闭了。遭殃的伦敦大生产部门之一是铁船制造业。这一行业的巨头们在繁荣时期不仅无限度地使生产过剩了，而且由于他们误认为信用来源会照样源源不绝，所以还接受了大宗的供货合同。今天，一种可怕的反作用发生了，而且直到现在，1867年3月底，这种反作用还在伦敦其他工业部门继续发生。为了说明工人的状况，现在从1867年初采访过主要受难地区的《晨星报》记者的详细报道中摘引一段如下。

“在伦敦东头，在波普拉尔、米尔瓦尔、格林威治、德普弗德、莱姆豪斯、坎宁镇等区，至少有15000名工人及其家属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其中有3000多人是熟练的机械工人。他们已经一连失业6个月至8个月了，积蓄已全部用光……　我费了好大劲才挤到贫民习艺所（在波普拉尔）的大门口，因为它已被饿坏了的人群团团围住。他们在等着发面包票，但是发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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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到。院子很大，是方形的，沿着院墙盖有一圈棚子。几大堆雪覆盖着堆在院子当中的铺路石块。院子里有一些用柳条篱笆隔成的小块地方，活象羊栏一样；天气好的时候男人们就在里面干活。我去采访那天，栏子里面全是雪，没法坐人。男人们就在棚子底下砸铺路的石块。每个人都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挥动着大锤砸碎结着冰的花岗石，直到砸满5蒲式耳为止。这样他们一天的活才算干完，每人获得3便士和一张面包票。院子的一边有一座歪歪斜斜的小木房。我们把门推开，看见里面塞满了人，肩并肩地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他们一边撕麻絮一边争论，看谁能吃得最少而干的时间最长，因为有耐力已经成了受称赞的事情。单是这个贫民习艺所就收容着7000个接受救济的人，其中有好几百人在6个月或8个月以前还拿着我国熟练劳动的最高工资。许多人即使积蓄已经用光，但只要还有一点东西可以典当，也绝不乞求教区救济；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接受救济的人数还要增加一倍。在一篇现代西方研究失业救济的文献（Brehm；　C。　T。　and　T。　R。　Saving；　1964。　The　Demand　for　General　Assistance　Payme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LIX；　pp。　1002…1018。）中，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而且这篇文献明明表明低工资是引起申请救济的原因，但却不敢明确表达这一结论。……离开贫民习艺所，我又到街上走了走，街道两旁大多是两层楼的房子，这种房子在波普拉尔比比皆是。我的向导是失业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访问的第一家是一个已经失业27周的铁匠。我看见他和他的全家坐在一间后屋里。屋子里还剩下一点家具，而且生着火。为了使小孩子们光着的脚不致冻坏，不生火是不行的，因为那天非常冷。在火对面的盆子里放着一堆粗麻，妻子和孩子们正在撕麻絮，这是从贫民习艺所领取面包的代价。丈夫在某个上面谈到过的那种院子里干活，每天得一张面包票和3便士。这时他正好回家吃午饭。他苦笑着对我们说，他饿极了；他的午饭只有几片薄薄的涂着油的面包和一杯没有牛奶的清茶……　我们又敲第二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我们领进一间狭小的后屋，一家大小都在那里一声不响地坐着，呆望着快要熄灭的火。他们脸上和他们的小屋里笼罩着的那种凄凉绝望的情景，使我再也不愿看到类似的景象。妇人指着她的孩子们说：‘先生，他们已经26个星期没有活干了。我们所有的钱都花光了，那是我和孩子们的父亲在光景好时积蓄下来准备困难时用的。请你们看吧！’她几乎是发狂似地喊着，一边拿出一本存取款项写得清清楚楚的银行存折；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出，这笔小小的财产最初怎样从5先令开始存起，怎样一点一点地增加到20镑，然后又怎样逐渐消失，从若干镑减到若干先令，直到最后一次提款使存折变得象一张白纸一样一文不值。这家人每天从贫民习艺所领到一顿救济饭……　接着我们访问了一个曾在造船厂工作的爱尔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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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妻子。我们发现她已经饿病了，穿着衣服躺在一张垫子上，勉强算盖着一条毯子，因为所有的被褥都已进了当铺。两个可怜的孩子照料着她，但是看来孩子们自己正需要母亲的照顾。已经19周被迫无事可干，致使她陷入这样的境地。她在讲述她的痛苦经历的时候唉声叹气，仿佛失去了对美好未来的一切希望……　我们走出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要我们到他家去，看看是不是能帮他一点忙。一个年轻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小孩，一卷当票，一间空房——这就是他指给我们看的一切。”

下面我们再从托利党的报纸上摘引一段描述1866年危机的余痛的报道。不要忘记，这里谈到的伦敦东头，不仅是本章所谈到的铁船制造业工人的中心，而且还是工资一向低于最低额的所谓“家庭劳动”的中心。

“昨天在这个大都会的一角出现了一幅可怕的情景。东头的好几千失业工人虽然没有打着黑色丧旗成群结队地游行，但是这股人潮已经够吓人的了。让我们想想这些人受着怎样的苦难吧。他们快要饿死了。这是一个简单而可怕的事实。他们共有4万人……　在我们面前，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大都会的一个区，一边是旷古未有的最大量财富的积累，而紧挨着它的旁边的是4万个走投无路的行将饿死的人！现在这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侵入其他市区；这些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向我们大声诉苦，向天哀号，向我们诉说他们的破烂不堪的住所，他们无法找到工作，求乞也没有用。而地方上交纳济贫税的人，由于教区的勒索，也濒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边缘了。”看来济贫税的主要承担者，也不是收入高的富人。（1867年4月5日《旗帜报》）

英国的资本家中间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比利时是工人的乐园，因为据说“劳动的自由”，其实也就是“资本的自由”，在那里既不受工联专制的侵犯，也不受工厂法的侵犯。因此，我在这里应谈一谈比利时工人的“幸福”。关于这种幸福的秘密，肯定再也没有人比已故的杜克佩西奥先生更为熟悉的了。杜克佩西奥先生是比利时监狱和慈善机关的总监，也是比利时中央统计委员会的委员。现在让我们来翻看一下他的《比利时劳动阶级的经济预算》（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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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布鲁塞尔版）。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利时的标准工人家庭，该书根据非常精确的材料算出了这个家庭每年的收支，然后又把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