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第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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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来的，是学校培养不出来的。
其实我们可以找好多好多的例子，就拿美国人来说，爱迪生小时候只上过三年学，他的小学老师认为他是个弱智儿童，但是他临死的时候被证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
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福特，他是爱尔兰移民的后裔。要知道，在美国的白人社会里面，爱尔兰人的地位还不如黑人。
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爸爸大个子比尔——这是他的一个外号，这人是靠卖野药为生的。说白了，洛克菲勒出生于一个底层的骗子家庭。
再比如说那个著名的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他的父母是东欧犹太人，到美国的时候身无分文，是最底层的工人。而他们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出了像弗里德曼这样的世界级大学者。
再说一个大家更熟悉的例子——乔布斯。乔布斯其实是中东移民的后代，而且从小就被抛弃了。所以你看，低素质家庭、低素质的教育，未必出不了人杰。
反过来说，为什么那些高素质的人往往成不了创新的领头人呢？我们会认为，这些人因为衣食饱暖，所以没有勇气打破现状。我觉得这是错怪他们了。
因为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处境当中，当存量过大的时候，创新本身在逻辑上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当年，中国移动的董事长王建宙在美国曾跟谷歌的ceo施密特有过一次对谈。施密特给了他一个建议，让中国移动把电话费给大家免了，然后提供各种各样的增值服务，这是最符合互联网企业运营经验的一条道路。
王建宙说：“我知道这条路对，但是我不能干。每年中国移动有数以百亿计的话费收入，你说不要就不要，你对国家负责吗？你对股东负责吗？”
再比如说，很多人指责微软不创新，所以让谷歌这样的公司超过了。是，如果微软能像现在的互联网公司那样，把所有的软件免费，然后争取下一个发展台阶，这在道理上是成立的。但现实上呢？意味着微软每年要放弃数百亿美元的收入，它做得出来吗？任何职业经理人胆敢拿股东的钱、拿公司当年的营收额做这样的放手一搏，那这个人一定是个浑蛋，一定不可信任，股东一定会把他开除。
所以有存量的时候，那些高素质的人是不可能搞创新的。
第79章 个人崛起的力量（7）（）
创新：低素质者与高素质者的双人舞
我们再看一眼“创新”这个词，正本清源地讲，创新实际上是一个双层结构。第一，要靠那些没素质的野蛮人拼命去闯、去冲，因为他们的机会成本比较低。就像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没什么可失去的，要失去的只是锁链。所以，试一试有什么不好呢？虽然这样的创新大多数是不靠谱的，是不会有收获的。大量这样的人消失在历史深处，他们的创新没有成功，没有人知道。我们知道的都是我前面讲的爱迪生、洛克菲勒、弗里德曼等人。像弗里德曼这样的人只能是九牛一毛，而且这样的人是无法从芸芸众生当中预先被识别出来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不是说由没素质的人创新就一定会成功。今天非洲的索马里，到处都是没素质的人，甚至是海盗，也没搞出什么创新。每年海盗抢的那些钱，如果拿来正经做生意的话，没准儿一次贸易就能够挣回来，但是今天它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国家。
所以创新一定要有第二步，就像当年大航海时代，刚开始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在前面冲。后来，身为生意人的荷兰人素质就高得多了。再后来，真正把全球形成一个大的整体的是谁？是英国人，而英国人的整体素质相对来说要高得多。
其实创新有两种。第一种叫从0到1，真正的大创新往往就是从0到1的过程，就是说这类东西世界上原来就没有，所以这类创新就得靠我们刚才讲的野蛮人去冲、去试，用大量的失败来换取最后的硕果仅存，形成从0到1的创新。
紧接着，必须要接上一种叫从1到n的创新。给大家举个例子，哥伦布是一个素质很低的人，但是人家有勇气、有执着的精神，人家还有运气，所以他就完成了从0到1的过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可是光发现有什么用？要把这个地方建设成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就得等到华盛顿、富兰克林那一代人出现了，因为他们才可以在“1”的基础上，持续地添砖加瓦，可以调动人类所有的知识和经验的存量，扑上去搞建设。这个时候，什么周密计划、事先设计、持续改进、及时调整、顺畅沟通，都得有素质的人去干。
我并不是讲素质低的人和素质高的人谁更重要，只想说，这是一个创新进程中两个不可或缺的阶段。我们现在又面对着一次大航海时代的机会，就是所谓的it革命。这一次大航海和几百年前的那一次比，有区别吗？有。
首先，不需要靠死人来完成创新，死公司就可以了。那么多创业者，那么多创新公司，靠死公司自然就能够探寻到创新的方向。
再有，谁流血？不是人，而是那些资本。所以，人类在对抗风险上，又有了一个巨大的制度创新，就是众所周知的风险投资。
虽然有这两个重大的区别，但是有一个底层的东西从来也没有变过，那就是靠那些敢想敢干、机会成本特别低、表面看起来可能素质比较低的人，用自己的拼搏精神和机会成本去大量试错，然后找出一个可能的创新方向。此时，有素质的人再扑上去。人类搞创新，自古至今，这个过程从来没有变过。
我们在谈论“经济”“繁荣”这些词的时候，往往看到的是数字、是货物、是景观、是城市，但是这个世界真正的本源是什么？是人。从人的视角看经济，天大的难解之谜也就获得了答案。
就像开篇的引子，日本经济为什么会停滞？如果从人的角度看，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新的答案，不是什么日本央行的政策不对头，不是刺激政策不到位，而是日本人出了重大的问题。日本社会实在是太温情了，它的社会实在是太成熟了，成熟到了把有一点点不文明的东西、动物精神的东西都丧失掉了。
这个病可就太难治了，因为如果要破除邪恶、野蛮，靠时间、靠理性、靠教育就能做得到。可是如果一个社会的病是因为太理性、太文明，那这个病可怎么治？所以，很多人在问，日本经济怎么打破停滞？答案是不知道。如果你非要一个答案，那只能等待一些难得的历史契机。
比如，日本政府突然想明白了，开放国门，欢迎全世界的移民到日本来发展，这些人就会重新激活日本社会。可是这个好像太难了，因为日本本来就人多地少，已经很挤，而且它那个单一民族的排外传统又非常之发达。
还有一个机会，就是等待一场世界大战，把日本打得满目疮痍，所有人都没有了存量，家徒四壁，大家再回到野蛮人的路子上去，来重新建设这个国家。这样的历史契机会降临到日本人头上吗？那就真的是天知道了。
患上“日本病”的香港将何去何从
最后再说一件我们中国人比较关心的事，关于香港。香港这两年经济好像也陷入了停滞状态，日本的情况在香港身上重演了。很多香港人都说，内地有的政策不好，增加了竞争，等等，甚至在2014年又出现一波非常强烈的对内地人的反感心理。
这些话从情绪上不是不可以理解，但是香港人忘了去反思：过去，香港的繁荣是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由于鸦片战争，香港开埠。但在之后的100多年时间里，香港没有发展起来，仅仅是一个中等城市。在1949年前，香港的发展水平肯定不如广州，就更别提上海了。
香港经济真正发展起来，其实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首先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去了一批人，然后陆陆续续又去了一批私渡者。香港政府当时对这些偷渡者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脚踏上香港的土地，基本就当你是香港人了。
有一个阶段，香港富豪榜前100名当中，有40个人是私渡者。他们有什么特点？上岸的时候身无分文，只有一颗要发财、要立足的心，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一批野蛮人，或者说是低素质的人。正是他们造就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的繁荣。
要知道，那时候，香港的经济条件远远不如今天。首先，与北边的内地意识形态不同。然后，周边的亚洲各国到处都是战火，越南船民的问题到今天也没有彻底解决。很多人对香港那个时代的发展是没有信心的，稍有风吹草动就跑了。
今天呢？祖国给了各种支持，又有安定繁荣的周边环境，但是香港经济却陷入了停滞，这是为什么？是香港政府无能吗？他们也想了很多刺激经济的措施，比如搞什么数码港计划——这跟日本人搞搜索引擎是一回事，但是并不奏效，为什么？
回到人的角度，你会发现香港现在至少有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它变成了一个在人口上封闭的社会，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香港开始搞福利社会了，开始给老百姓派糖。这本来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派福利不能见人就发，香港现在的在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是差不多的，都是700多万，得把自己人和外地人给区分开来。
再看内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地方的常住人口往往是在籍人口的一两倍，对吧？这就是有活力。当然，它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说不公平等。
对于经济繁荣而言，如果一个社会缺了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又没有户口，除了靠自己的双手去拼搏一个前程之外，什么都指望不上的人，你觉得它还会有活力吗？
香港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它变成了一个文明雅致的社会。这与我们前面分析的那种“日本病”如出一辙，当一个社会足够老熟、文明之后，你就很难在雅致和粗俗之间去构建一个可以促进繁荣的精妙的平衡点了。香港正在失去这个平衡点。
所以我一直在讲，对中国的未来，我有坚定的信心。中国在未来的30年，经济一定会好到让人不相信的程度，因为在中国，有大量的、很多高素质的人看不起的人。他们破衣烂衫，他们露出那种渴望的眼神。但是，他们生活的每一点儿改进，都是这个国家经济的新边疆；他们眼神中的每一丝对财富的向往，都是这个国家活力的来源。
04市场的广度
灯塔应由谁来建造
灯塔是一种我们当代人已经不太熟悉的事物，今天大洋上航行的轮船已经完全用不着灯塔了，因为gps（全球定位系统）这样高、精、尖的设施已经取代了它的功能。
可是在人类早期的大航海时代，灯塔可是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如果你是那个时候的船长，你怎么来确保前面没有暗礁呢？你怎么能确保自己没有偏离航线呢？你只能根据岸上的一些标志物，比如教堂的尖顶等特征很鲜明的建筑，甚至是岸上的一片树丛去判断。一来二去，人们就想，能不能人为地创造一些标志物，让它挺立在岸边，甚至夜里也可以起到作用呢？于是就发明了灯塔。所以，灯塔是大航海时代极其重要的航海基础设施。
灯塔这个物件曾经引发过经济史上一次重要的争论。这个争论的始作俑者，是一个叫庇古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生在19世纪，主要学术成就建立在20世纪，是剑桥学派扛大鼎的人。
这个庇古开创了所谓的福利经济学，他论证的起点就是灯塔。他说人类的经济生活就是一买一卖，靠市场的自由交易不就可以解决了吗？可是有些东西是没法解决的，比如说灯塔。灯塔的使用并不需要双方有身体接触，你作为一个船长，在大海上远远地瞄上一眼，这就算用了。可是，你离我还有十几海里，我怎么追上去找你收费呢？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有的船长比较缺德，他明明看了灯塔，等你找他收费的时候，他却死不承认，就说没看，那你怎么办？根本没有充足的证据迫使他把银子掏出来。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市场经济就需要一次调整。那谁来调整呢？这时候，跳出来一个彪形大汉，名字叫政府。政府说：“你们没有办法收费，我有办法，我可以收税啊。先把税收上来，然后我出面来建灯塔，让大家免费使用，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从这个思路出发，庇古他老人家推出了一整套所谓的福利经济学的理论，甚至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词汇“庇古税”，就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经济学中的灯塔问题
什么叫庇古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