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茶小说网 > 言情电子书 > 罗辑思维 >

第19章

罗辑思维-第19章

小说: 罗辑思维 字数: 每页35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是,他怎么成了大律师呢?一个律师在上学的时候,得阅读多少法律文献,办案子的时候,至少得看卷宗吧?这样的人居然当了大律师,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不会阅读。

    第一,不会阅读的人,注意力一定非常集中。博伊斯没法阅读,所以做任何事的时候,注意力都极其集中。

    第二,他特别善于倾听,对语言特别敏感。

    第三,他的记忆力特别好,跟他说什么他都记得住,只有看书记不住。

    第四,他在法庭上和在日常生活中,对别人细小动作的感受力非常强。

    第五,他能把任何复杂的事用非常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天生的能力。

    所以,我们不要看有那么多智商测试的体系,智商这种东西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神秘的事物:居然有人不会阅读,也能够成为大律师,拥有这么高的成就。

    给大家举了这么多例子,就是要说明人类各个层次的活动:底层的基因这个层次,比较表浅的智商这个层次,还有万人瞩目的创新、创造。这些其实都不是一个点状的现象,而是一个网状的现象。我们想判断任何点的价值,都要把它还原到它当时所处的网络中,才能判断得出来。

    当一个人拥有一个基因的时候,如果不还原到他的生活环境中,我们根本无法知道这个基因到底是好是坏。一个人的智力特征,如果不和他的工作、生活等整个社会网络连同起来看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是笨还是聪明。回到创新、创造这个层次也是一样,不存在什么单点的创造活动,只存在一个属于全人类的创新、创造之网。

    创造就是一连串的事件

    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名字就叫创造,它的作者叫阿什顿。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创新地提出来什么叫作创新、创造的机制,无非两点。

    第一点,每个人面对自己那个具体的问题,然后解决掉它。这个问题也许很不起眼,但是这不重要,关键是第二点,就是全人类形成一个全新创造的线,然后再把它连接成一个网,一个巨大的创造没准儿就出现了。

    中国有个经济学家叫周其仁。他写了一本书,叫收入是一连串事件,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借用周教授的书名,什么是创造?创造就是一连串的事件,它是一个网,绝不是一个点。

    如果你觉得前面讲的这套原理有说服力的话,再回到我们的日常认知,很多东西就要出问题了,也许就站不住脚了。

    比如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教室里挂满了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头像,从伽利略、牛顿到爱因斯坦;上中学的时候更多,甚至还有一些中国人,张衡、祖冲之等。

    为什么要挂这些呢?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告诉小孩好好学,将来成名、成家;第二层意思其实是暗示,这些人构建了我们这一代人关于创新、创造的认知框架。也就是说,每一个创新、创造都“冤有头,债有主”,可以归到一个一个具体的发明家和创造家的名下。

    可是,这张名单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变过。我们到中国任何一所小学,挂的还是这张名单上的人。此前的人和此后的人去哪儿了?弓箭是谁发明的?轮子是谁发明的?大量的农业技术到底是谁发明的?渔网是谁发明的?

    你可能会说,在漫长的历史烟尘中疏于记载,所以没有留下这些发明家的名字。文明是副产品这本书中,郑也夫先生讲得很明白,发明是一个偶然性的现象,是歪打正着的现象,很多我们知道发明者名字的发明未必是那么回事。

    比如,造纸是怎么发明的?众所周知,造纸术是中国的蔡伦发明的。你看完这本书之后就知道,在蔡伦造纸之前,中国早就有纸了。再比如,活字印刷术是毕昇发明的,你看完这本书就知道,也不是那么回事。

    此前的事我们就不说了,此后呢?20世纪后半叶,人类的科技繁荣昌盛,科学家一定是层出不穷,再加上我们的传播手段更加发达,为什么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挂到我们小学的墙上呢?科学不是更繁荣了吗?为什么反而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们可以扪心自问,自己知道当代哪个大物理学家?有人会回答,霍金。对,霍金是大物理学家,可是在整个物理学家族中,除了霍金所在的天体物理学,物理学还有很多大分支,经典力学、热力学、电磁学、相对论、量子物理等,这些门类里面的宗师级人物是谁?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而霍金之所以有名,跟他特定的经历和形象是分不开的,所以霍金出名其实是一个传播学现象,他那本时间简史有无数中国人买了,但是又有多少人能读懂呢?

    这就奇怪了,为什么20世纪后半叶居然没有大科学家出现?是不是我们可以获得另外一个解释:大科学家发明属于他的科学成果,是人类的一个阶段性现象。如果你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诺贝尔奖出问题了。

    诺贝尔奖就是这种认知的产物——所有的科学发明都可以归到具体的科学家的名下,所以接下来就讲点诺贝尔奖的故事。

    胰岛素:班廷和麦克劳德

    19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两个加拿大学者,一个叫班廷,一个叫麦克劳德。这两个人都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生理学系的教授。

    为什么要颁给他俩呢?因为他们发现了胰岛素。在没有胰岛素之前,糖尿病病人只能在饥饿中受尽煎熬而死,而有了胰岛素,算是有了一个可以暂时缓解病情的特效药。

    胰岛素是怎么被发现的呢?首先应该归功于班廷。班廷虽然是教授,但他只是个普通教授,他的系主任就是麦克劳德。

    班廷刚开始提出,看能不能从动物的胰脏中提取出治疗糖尿病的特效药的时候,麦克劳德觉得这个想法挺奇葩的,不是特别支持,但是大家同事一场,天天磕头碰脑地要见到,也不好意思不满足他的要求。

    而且,班廷提出来的条件非常简单,一共四条:给我买10条狗的经费,给我一间实验室,给我配一个助手,给我8个星期的时间。麦克劳德大笔一挥,就满足了他的条件。

    这10条狗是干吗用的呢?首先分成两组,一组五条,让其中一组的狗得上糖尿病,然后从另一组狗的胰脏里面提取出来一种东西(就是后来的胰岛素),然后给第一组的狗服下去,看其糖尿病的症状是不是得到了缓解。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实验,他带着一个21岁的助手,就开始干了。

    很快,8个星期过去了,实验好像没有什么进展。21岁的小助手就跟班廷说:“你也没法支付我的薪水了,因为系主任不会再给你批经费了。这么着吧,万一这个实验有成果呢,你就把薪水还给我。如果没有也就算了,我认倒霉。”俩人就接着干。

    没狗了怎么办?跑到屠宰场去找牛的胰腺,接着提取。一来二去,这个事居然靠谱了,发现有一条狗的糖尿病居然好了。那是不是对人也有用呢?于是,这俩人又开始拿自己做实验,然后又找一些得了糖尿病的同事做实验。

    在这个过程中,麦克劳德根本没拿这个实验当个事,甚至跑到欧洲去搞学术活动去了。等这边突然报来消息,说胰腺提取物可能有效,麦克劳德才精神起来,开始管这个事,然后掺和了一下。比如,更进一步提纯,把这种胰岛素的生产工业化等,然后把这个成果报到诺贝尔奖委员会,最后批下来了。

    于是,1923年诺贝尔奖的殊荣就落到了两个人的头上——班廷和他的系主任——什么活也没有干的麦克劳德。

    后来,这两个人都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于是,班廷把他的一半奖金分给了那个21岁的小助手。麦克劳德也觉得太轻松了,把自己的一半奖金也分给了自己的助手。这就是19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故事。

    宇称不守恒定律:杨振宁和李政道

    我们再举一个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例子,华人最早得到诺贝尔奖的是两个物理学精英,一个叫杨振宁,一个叫李政道,都是大科学家。这两个人现在都是90岁上下,一个住在清华大学,一个住在北京大学,算是邻居。

    这两个人,一个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出生在上海,远赴美国留学的时候,又在同一个系,毕业后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还是邻居,关系能不好吗?

第19章 创新,升级认知的工具(5)() 
当时,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是奥本海默。这个人在当时美国学术界的地位可不得了,他是主持“曼哈顿计划”的人,也是“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当时岁数也不小了,看着这两个小年轻打心底里高兴。他讲过一句话:“在普林斯顿大学,看见这两个中国年轻人坐在草地上探讨学术问题,简直就是学校的一道景观。”

    这两个人的学术水平确实非常高,年纪轻轻就开始合作,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可是发表论文的时候,问题就来了,谁的署名应该排在前面呢?按照英文世界的惯例,应该按照姓名首字母在字母表里面的排列,谁在前就在前。李政道是l,杨振宁是y,所以应该是李政道在前。

    但是,杨振宁觉得,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规矩,应该谁年纪大谁在前,杨振宁出生于1922年,而李政道出生于1926年,相差4岁。发表第一篇论文的时候,杨振宁就提出来这个观点,李政道忍了,就这么发表了。

    但是,排第一和排第二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别人祝贺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顺序来的。所以,发第二篇论文的时候,李政道就说:“要不咱们换过来吧,按照国际惯例,我应该排在前头。”这次,杨振宁忍了,所以又颠倒了一下。

    但是,这两个人从此就留下心结了,有好多年都不再合作,但是天天还能遇到,还要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渐渐地又开始合作了。时间一长,渐渐地就出现大成果了,就是他俩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成果——宇称不守恒定律。

    这个成果得了诺贝尔奖,两个人到底要怎么署名呢?还是那个老问题:按照英文世界的惯例,李政道应该在前;按照中国人的惯例,杨振宁应该在前。但是,到瑞典去领奖的时候,总得有一个先后次序。

    据说,杨振宁当时说:“我把我老婆带来了,我老婆应该走在第一个,因为是瑞典国王陪着进场;而我岁数比你大,我应该站第二个,是瑞典的皇后陪着进场;你就屈居第三吧。”李政道当时心里也不舒服,但在现场还是忍下来了。

    后来,诺贝尔奖颁完之后,美国杂志纽约客来采访他俩,要写一篇稿子。这个时候,杨振宁再一次提出来,所有的排名都应该在李政道之前。李政道可就没法忍了,两个人的矛盾开始大爆发,大吵了一架。后来,李政道彻底离开了普林斯顿大学。

    两个人的关系从此再也无法复合了。据说,那个非常珍惜这两个年轻人的奥本海默教授就对李政道说:“你要是这么处理问题,你这辈子就不应该再搞物理学。”然后,对杨振宁说:“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这话见于李政道传,作者是季羡林先生的公子,也是一个物理学家,所以我相信他不是胡扯。

    这一件旧事提出来,并不是想说杨振宁、李政道到底谁是谁非,他们俩闹掰了到底怪谁,只想说明一件事:即使我们穿越回20世纪50年代,站在普林斯顿大学,全程旁观这两个人讨论问题的现场,可能都没有办法判断,这两个人谁对宇称不守恒定律的贡献比较大。

    功劳到底应该属于谁?

    当代最著名的科学史研究者莫顿说:“诺贝尔奖把每一个科学成果归因到一个人,这是诺贝尔奖的一个结构性的缺陷。”

    我们貌似是把诺贝尔奖黑了一下,但是请注意,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可不是孤例,越往后,诺贝尔奖中这种争议就越多。比如,2015年,中国的屠呦呦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就有各种各样的争议。有人说她是贪功,将功劳占为己有,霸占了她的合作伙伴的功劳。

    这个现象说明,把一个人的功劳从整个协作网络中切割出来,几乎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难道诺贝尔奖设错了吗?没有错,它是人类创新、创造活动一个特定阶段的产物,就是要把功劳归于个别人。此前没有这个现象,此后也会越来越难。就像烧一锅开水,这锅水被放到火炉上之后,刚开始仅仅是平均升温,我们看不到什么气泡现象,但是在一个特定阶段,我们会看到一个一个灿若星辰的小气泡开始冒出来。随着温度进一步升高,气泡就连成了一片,再也分不清楚泡和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