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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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注册这样的企业一天就够了，在秘鲁呢？按一天跟政府打六个小时的交道来算，大概要花283天，而且还要花费1100多美元。这笔钱对一个只能开得起裁缝铺的穷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那怎么办？只好非法。这就是这个国家的非法经济特别庞大的原因。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追问一个更有价值的问题了：秘鲁作为一个穷国，为什么要搞出这么复杂的法律系统呢？它会增加社会运行的总成本，要耗费很多资源，会让穷国变得更穷，难道它疯了吗？

　　　　有两个原因。

　　　　第一，政府不够现代化，管制能力和边界就有限。有的时候，它只能增加自己管制边界内的负担。此话怎讲？我们举一个中国的例子。中国政府开征个人所得税，按说初衷很好，是通过政府之手让那些收入很高的人拿出一部分钱来补贴穷人。但是因为政府的管制边界有限，说白了，它收税的能力是有限的，什么样的所得税最好收？当然是那些在企业里工作的人，通过企业的代缴、代扣，这部分钱很容易收上来。但是，那些个体户、大富豪非常容易掩藏自己的财产，政府的收税能力够不着这种钱。长年运行下来，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反而是由工薪阶级来承担的，没有起到“劫富济贫”的作用。我们且不说“劫富济贫”这事对不对，它的初衷就没有达到。这是政府的管制能力所限带来的一个结果。

　　　　这就很容易造成一种恶性循环：越是税收不够，就越要在自己能够控盘的范围内去收取。而越控盘，那些穷人就越要溢出。他们不愿意交税，不愿意做合法生意，越来越多的人就会加入地下的非法生意中，这就是当时秘鲁的困境。

　　　　第二，所有人都明白，无论什么政府，包括美国政府，有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想多干事的冲动，要显出自己的存在感。

　　　　我曾经去一个政府单位办事，我前面有一个孕妇，她与政府官员的对话特别有意思。那个政府官员就是一个普通的办事员，也没什么级别，却很明显地在刁难她：“你给我补一个xx材料。”就像李克强总理在大会上讲的那样，“你要证明你妈是你妈”的那种材料。结果，那个孕妇特别厉害，说：“我能跑那么长的路吗？我跑流产你负责吗？”那个办事员就说：“那算了，别补了。”然后把事办了。那个办事员就是刷存在感，他不见得是为了贪污受贿。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有很多电视台的朋友，他们如果想当主持人的话，就必须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谁都知道，一个好主持人跟一口好普通话之间没有一毛钱关系，为什么这个制度从一开始创立到现在，越搞越严格，越搞越大呢？就是因为政府要刷存在感。

　　　　政府本质上就是个生物，只要没有外在力量的扼制，它就会有冲动越长越大。这不是哪国政府的现象，古今中外，所有的政府都一样。所以，当年的秘鲁，在这两个原因中彼此激荡，最后搞出了一个这么可笑的结局，一年要颁发28000条法律来管制经济。这个国家当然是一塌糊涂的。

　　　　产权保护为什么这么重要？

　　　　当年，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德索托面对的就是这样严峻的情况，大量的地下黑色经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财富创造活动得不到产权保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产权保护对一个国家富强有着重要的作用。

　　　　产权保护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小时候学政治的时候，都说这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动不动就要坚定地保护私有财产。保护私有财产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一条，有这么几个后果。

　　　　第一，正经的、有价值的财富创造活动就不会发生。比如，我的房子是租的，我为什么要装修？如果我现在建一所房子，没准儿哪天就被政府拆迁了，因为它是非法的。它的产权没有得到保护，那我为什么要好好地盖它呢？我们到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旅游，比如埃及，首都开罗的郊区跟一大片烂尾楼似的，就是因为产权得不到非常好的保护，大家就不会认认真真干事了。

　　　　第二，定分止争的作用就没有了。产权保护就是让大家在市场交易中没有太多的废话，比如你这所房子得不到政府的保护，那么地主恶霸就有可能来霸占你的房子了。你向何处去投诉他，何处去告他呢？而定分止争之后，这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市场交易的成本就会大幅度下降，这个社会才有可能繁荣起来。

　　　　第三，只有坚定产权保护的作用，这个国家才能衍生出更为复杂的市场。举个例子，股票、期货这种金融市场，一定是在基础产权非常清晰的情况下，大家才能信任，我们才会变着花样做更为复杂的金融型交易。如果基础产权都不清楚，这个公司有几台机器我们不知道，厂房随时可能被拆迁，这个公司的股票有可能会值钱吗？所以，这种复杂的体系压根儿就演化不出来。

　　　　这就是经济学家德索托当年在秘鲁观察到的情况，现在症结找到了。可是，这不是秘鲁一个国家的症结，几乎全世界所有穷国的病根全在这儿。为什么德索托有本事把秘鲁拯救出来，而且要面对如此凶恶的敌人——“光辉道路”？他是怎么走出另外一条道路的呢？

　　　　德索托的另一条道路

　　　　20世纪80年代的秘鲁为什么又穷又乱，现在再简单梳理一下思路。任何古今中外的政府都有一个特性，它有一个本能的扩张冲动，更何况有一些层级的公务员还要贪污腐败，要权力寻租。

　　　　但是，这种前现代化的政府管制能力有限，怎么办呢？只好在自己能够管得住的地盘上大吃猛嚼，给它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繁文缛节，以及重床叠架的法律和法条规定。结果，那些合法商人觉得负担太重，只好跑到法律线之外去从事黑市交易，去搞地下经济。这就是秘鲁20世纪80年代的基本状况。

　　　　这就带来一个结果——恶性循环。里面的负担越重，外面的规模就越大，而黑市交易的规模越来越大，必然会带来三个结果：

　　　　第一，所有的生意朝不保夕，大家就不投资了，造好房子干什么？做正经生意干什么？

　　　　第二，市场交易费用奇高。

　　　　第三，任何高级一点的生意或者交易形式都无法发育出来。例如，一个农民拥有一块土地或者一所房子。如果政府给他合法的保护，他就可以把这块土地或者这所房子作为资产抵押出去，然后用拿到的钱到城里去做一桩正经的小买卖，整个国家的资本就被盘活了。

　　　　所以德索托曾说，秘鲁这个国家其实并不穷，大量的财富都堆积在那里，像一个高山湖泊。可是，这个湖泊现在是一潭死水，大家只能在里面打点鱼、划划船，搞一些初级的活动。如果用一根管子把它和山下连通，马上就可以造一座水电站。这个高山湖泊蓄积了大量的势能，一冲而下就能够带动其他的经济形式。他认为改革秘鲁的关键就在于把这个湖泊激活，而激活的关键就在于把那个法律之外的黑色经济、地下经济纳入法律的范围之内。

　　　　说白了，就落实到一个关键词上——产权保护。在1987年出版的另一条道路中，提出来一个完整的设想：我们能不能走自由市场经济，拯救秘鲁——我们的祖国？这本书就包含了前面讲的那套道理，以及德索托和他的学生在秘鲁做的很多调研报告。

第13章　从经济学开始升级认知（7）（）　
这本书出版之后，影响力立即跨越秘鲁国境，在整个南美洲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最重要的影响当然还是在国内，不仅是知识分子，甚至是贫民窟里的人都在谈论这本书。这本书写得有那么好看吗？像网络吗？不是，一本理论著作如果要想在底层民众中产生影响，一定是某一句话说对了，老百姓听进去了。

　　　　这个现象其实不难理解，古茨曼那些人讲的是，我们打翻眼前看到的一切——所有的都不好，然后我们给大家承诺一个美好的未来。而德索托讲的是一个朴实的道理：你们现在拥有的所有东西，甭管它是一片破地，还是一栋破房子，或者是一个破菜摊，国家都应该给予保护。

　　　　老百姓不笨，即使大字不识一个，这栋房子只要办下产权证，就可以得到国家的保护，就可以抵押出去或者卖掉，就可以获得一笔现金，去做其他小生意。而那个小生意获得了法律的保护，它就有可能长大。所以，老百姓要不要谈论它？

　　　　渐渐地，德索托这本高大上的理论著作，居然被街谈巷议开来。古茨曼作为一个哲学系教授，当然是有这个敏感度的。他拿起书一看，心说大事不好，我也要变招。所以，他一面在报纸上骂德索托把年轻人带坏了，一方面改变了他自己的政策。

　　　　原来在他控制的地盘内，是号召农民把地都交出来、把耕牛都交出来，搞集体主义。德索托这本书出版之后，他知道这一套玩不转了，所以也开始搞产权保护，这块地是你的，这块地是他的，我来保护你们。

　　　　他原来只是一个反对党、是一个恐怖分子，现在快变成黑社会了。黑社会的特征就是，政府管不到的地方，提供不了保护的地方。德索托逼着古茨曼对自己的政策进行了转型。

　　　　于是，德索托就跟秘鲁当时的中央政府讲：人民就这么多，你不要，恐怖分子可就要拿走了；你们要不要来加大力度，保护大家的私有产权？这是德索托在这个阶段起到的作用。

　　　　秘鲁的日裔总统藤森

　　　　另一条道路这本书发表于1987年，而“光辉道路”这个组织最神气的时候是在1990年。这中间的三年，是在等什么？等一个人，这个人也很重要，他就是秘鲁政坛上最重要的一个人——藤森。

　　　　藤森拥有秘鲁、日本双重国籍，他与家人在20世纪20年代原本打算从日本移民美国，因为当时日本富人一般都是移民美国的。结果，在夏威夷登陆后，美国人给他们检查身体，他父亲的体检结果不合格。没办法，他们只好沦落到了南美洲。

　　　　在秘鲁的银矿里面，中国的华工和日本的日工都是最卑贱、最苦的劳工阶层，藤森的父亲当年就是一名日工。后来挣了点钱，他就把儿子送去美国念书，念的是常春藤名校威斯康星大学。毕业回国后，藤森就开始当教授，后来又当了大学校长。

　　　　从藤森前半生的经历来看，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学者，跟德索托和古茨曼的背景差不多。但是到了1990年，藤森突然宣布：我要竞选这个国家的总统。当时，秘鲁已经是一个烂摊子了，“光辉道路”已经占领了全国一半的领土，眼看就要把这个国家拿下了，所以谁出来竞选这一届的总统，那还真得有点理想主义精神。

　　　　一共有三个竞选人，一个是前任总统，当然没什么竞争力了，都是他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的。剩下两个，一个是藤森，还有一个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是一个大作家。

　　　　一个大作家和一个大学校长竞争，谁的名气更大？当然是作家的名气大。但是，作家不容易下苦功夫，而藤森就愿意死磕。他不仅把自己的一部分家产变卖掉了，而且天天坐着拖拉机，在秘鲁的各个城市甚至是乡村演讲、拉票。功夫不负苦心人，1990年，藤森成功当选秘鲁——这个已经摇摇欲坠的政权的总统。

　　　　藤森为什么会当选？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一个说法是，因为他长得像中国人。秘鲁当时民生凋敝，但是有一样东西非常火，就是中国餐馆。中国餐馆因为价廉物美、遍地开花，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中国人很富裕。中国餐馆在秘鲁语中就叫“chifa”，就是中国人“吃饭”二字的发音。藤森长得像中国人，中国人能带来经济富裕的希望，所以大家就选他了。藤森能当选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断地承诺：一旦我当选，马上就会践行德索托主张的“另一条道路”。这当然就点燃了大家的希望。

　　　　1990年，藤森当选，而且马上着手改革。这个时候的藤森还不是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只是一个知识分子。

　　　　要搞改革，就得有一套班底。德索托和他领导的自由与民主学会恰恰是这个时候最适合的班底。原来，这个学会仅仅是一帮知识分子在一起搞理论研究、发文章的地方，现在全部挪过来，做了国家这场改革的总参谋部。说白了，就是秘鲁当年的发改委。可见，秘鲁这场改革实际上的领导人，恰恰是经济学家德索托。

　　　　他的改革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两条：第一条，保护老百姓的私有产权；第二条，简化政府的各种审批手续。就是把该给老百姓的赶紧给了，不该政府管的立刻丢手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