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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三国韬略-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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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董卓入京,关东联军起兵反对董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司马懿辅魏……都是出于某个集团的需要,实施真伪韬略的结果。

外交上,刘备对袁绍、曹操、刘表的加盟,吴蜀联盟的建立,东吴向曹魏的称臣,刘备与刘彰的友好,曹操对西部势力的宽容……都是采用真伪韬略,因时制宜的结果。

“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频繁的战争,使政治、外交乃至日常生活都带上了军事的烙印,充满着险恶。何进被宦官杀害,丁原被义子吕布杀死,黄巾军起义前夕唐周告密,刘虞被害,张温被杀,张邈谋叛曹操,祢衡被害,杨彪被诬下狱,杜畿稳定河东,吕蒙夺取荆州,费祎遇刺,钟会、邓艾之死……世人如在刀锋上行走,稍有不慎,便命归黄泉。真伪韬略经三国时代刺激,发育得更为成熟。兵诡必疑,虑疑必败。用兵打仗也好,政治、外交也好,日常活动也好,在充满欺诈的环境下,必有值得可疑之处。当然毫无根据的怀疑,一定会导致失败。

韬略家们必须炼就“火眼金睛”,明识真伪,才能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游刃有余,立于不败之地。正是客观现实的需要,三国韬略家们积极从事真伪韬略的探索,总结了一系列的实践,在理论上形成明确的认识。

首先,真伪韬略运用的成功,必须营造真正的真,因为只有真实,那怕是表面上的真实,才会给人以信心,力量和行动的决心,最后使对方在信以为真的基础上行动,谋方才会受益。曹操离间叔父与自己父亲的关系;董卓虚张声势,设法让他人感觉大批西凉军队进入洛阳城;赵云设空城之计;孙策诱刘勋进攻上缭;东吴数次诱曹军深入腹地,加以打击……都是以真动人,以真打人。

第二,真伪韬略适应于智囊对非智囊,高水平的智囊对较低水平的智囊,适应于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的决策者,适用于智囊不起重大作用的军事、政治集团。如果双方智力相当,则双方的争夺会演变为综合实力的竞争,真伪韬略就没有用武之地。诸葛亮的南征北伐,东吴的北攻西拒……均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真伪韬略不能创造永久性的价值,而只能带来暂时的利益。曹魏的建立,蜀汉的历程、东吴的盛衰,均清楚地表明,一个集团、国家的发展壮大,在于更深刻的原因,而不能靠真伪韬略。

第四,真伪韬略的使用会腐蚀韬略家本人,会腐蚀整个社会,曹操虽然霸业辉煌,但在三国时代,“奸雄”、“汉贼”之骂声不绝于书,他的文化形象因其惯于使用真伪韬略,因其“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极端私心而受到严重影响。三国社会,险象环生,真伪难分,流风所及,民无诚信,虚伪、阴险、狡诈,残忍的阴暗人格滋生,极大地腐蚀了民族肌体和社会组织。

由于真伪韬略在对敌斗争中发挥的有效性和普遍应用性,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扩大了应用面,导致社会环境的进一步复杂性,增加了社会的磨擦力,增强了各种力量之间斗争的尖锐化,客观上,也使得韬略家们身价百倍,因为他们的真知灼见,是真伪韧略的有力克星。

突破精神防线:心力论

击垮敌方有两大途径:一是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二是从精神上将其摧毁。前者为力取,后者为心攻。三国韬略中的心力韬略,有着崭新的时代内容,是中国韬略理论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

三国时期的心力韬略沿着《孙子兵法·军争篇》“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 的思想,继续向纵深发展,韬略家们提出: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三国志·蜀书·卷三十九·董刘马陈董吕传》注引《襄阳记》)

此论经诸葛亮征南中时对孟获的“七擒七纵”实践,而得到了高度评价,攻心思想也因此被吸收为心力韬略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受到后人的重视。

三国攻心原则是作为力取原则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而被运用的,据《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诸葛)亮在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并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通“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七擒孟获之事不见于陈寿所著《三国志》,司马光《资治通鉴》则予以采用。根据诸葛亮自《隆中对》以来一贯主张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政策,南征中采用马谡“攻心为上”的计策和孟获后任蜀汉御史中丞的事实,七擒七纵孟获,攻心服人之举不至于是捕风捉影之谈。诸葛亮对孟获展开的心理攻势,是以有利的政治、军事、外交环境作为后盾的。而强大的力攻已经给对方造成了心理压力,使之产生心理动摇,陷于心理崩溃状态。诸葛亮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使得南征顺利结束。诸葛亮以心力韬略,取各族强壮者为兵,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取各族贡赋,弥补蜀汉物资的不足。稳定南中,“夷汉初安”,为日后北伐奠定了较好的后方基础。

郑浑广开降路击破梁兴,钟会先声夺人、攻心为上等战例,均属心力韬略的巧妙运用。

三国心力韬略除了心攻力取双轨齐下,互补互用的原则之外,就是单独发挥攻心、心战的作用,去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伟大胜利。同是攻心韬略,形式则多种多样。

攻心韬略的第一种形式是发挥传统力量。传统之力,足以撼动人心,激发群情。董卓听说关东起兵,迁天子定都长安,自留洛阳,并烧毁宫室。对此行径,曹操一针见血地说:

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三国志·武帝纪》)

董卓原本可以利用汉代皇帝的巨大号召力,使关东联军之举在舆论上成为叛逆行为,从而赢得全国民心,至少是暂时地赢得,立住脚跟,以图进取。结果却坐失良机,反而使自己被推到舆论的对立面,极大地失去人心。相反,曹操有此认识,机会一旦出现,就及时抓住不放,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大批智囊人物远来相附,也使中原民心投向己方。

攻心韬略的第二种形式是深入敌人的内部,实施分化瓦解,破坏对立阵营的心理结构,使事态朝有利于我方的趋势发展。三国韬略家们大都能够设法了解对手的性格、气质、特点和弱点等心理因素,对症下药。刘备争取张松、法正、孟达等刘彰部属之心,吕蒙、陆逊计袭荆州,曹操间离韩遂、马超,王允分化董卓、吕布,曹操退兵激化公孙康、袁尚矛盾……无不深入敌人之心,不露破绽,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走向预先设计好的圈套,完成攻心大计。

此外,通过交往、语言、事理、外力、形势等各种形式,收取攻心奇效。

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三国政权,鼎立而存,实为天下人心归属分流所致。

三国心力蹈略的第三个原则就是充分发挥智与谋在其中的作用。“上兵伐谋” 之谋,包括谋取人心。王肃治民以信,贾逵得道多助,刘备得人死力,张鲁以教治国,田畴保民而王,曹操招降纳叛,孙权征少数民族为兵,都充分表现了智与谋在其中的特殊作用。兵强于心,不强于力。攻心之法,必以智为本,以谋为用,方能奏效。解剖每一个集团,其最初的凝聚,后来的发展,经历的衰盛,最后的成败,无不可以心的聚散为标志、以人心的归属为尺度加以衡量,作出结论。

冲突双方的最大也是最后的防线,是精神筑就的防线,无论武力也好,舆论也好,无不对准这一点而发。各个集团的任何韬略,也无不是为了加强或冲击这一防线。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三国心力韬略的价值、意义,以及变幻莫测的三国形势、人生百态,无疑会有横扫风云,廓清天宇,洞若观火,豁然开朗的畅透明快之感。

拨云见日:谋决论

三国时代,是斗智斗谋的时代;三国的历史,是韬略家左右命运的历史。

韬略家们服务于各大集团,他们与所在集团最高统帅者的关系,是谋与决的关系。三国时期各大集团的发展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关系。

谋决理论在三国时期发展的侧重点是实用性、创造性、灵活性、久远性和渗透性。

谋与决的价值,早被人们所认识,《尉缭子·兵教下》记载:“伤气败军,曲谋败国。”军队中士气低落、沮丧,必然失败;而谋略错误,就会危及国家。《左传》曾总结过决断的重要,“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在斗争激烈的战乱年代,谋与决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个人、集团、国家的生死存亡、成败祸福,因而人们对谋与决的重视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三国时代,谋决理论十分重视自身的实用价值,有着强烈的现实感、迫切感和使命感,而较少虚幻色彩。三国时代,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实践表明,成败的双方,实际上是重视谋决与忽视谋决,谋决水平的高与低,谋决结合的好与差等因素造成的。何进、董卓、吕布、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刘彰、刘禅、孙皓等,均为无谋而败,误决而亡。相反,曹操、刘备、孙权等则因有谋而胜,善决而存。谋决理论中的实用性原则促使运用者去建立庞大的智囊团,韬略家们正是在这个组织机构中发挥其才干。

实施谋决的最大难点即在于创造性,因此,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在这一问题上狠下功夫,并作出了突破。首先,注重设法网罗智囊。曹魏的智囊团人员多达八十余人,水平之高,人才之众,阵容之强,作用之大,在争霸的集团中首屈一指,成就也最大。第二,积极发挥智囊的作用。蜀汉诸葛亮采用集思广益之法,发展霸业,·其中诸如以攻为守,心攻为上等战略,均通过集思广益的途径创发。三国时期各大集团均注意到“智不备于人,谋必参诸群士”的戒律和“谋之欲众,断之欲独”,“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的古训,走上胜利与成功之途。第三,运用逆向思维。孙策、孙权和刘备等人跳出中原激战的旋涡,向西南、东南发展,以图成功。曹操在群雄割据,视朝廷、皇帝如弃履的情况下,尊王攘夷,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取得成功,并在军事上也进展顺利。刘备凡事与曹操对着干:曹以狭,刘以宽;曹以急,刘以缓;曹以残,刘以仁。由此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吸引更多的支持者。逆向思维的运用范围极广。成果也极为突出,对谋决理论效益的体现也很大。第四,谋决主体的紧密团结,使得谋决的创造性原则达到最佳状态。董卓与吕布谋丁原,王允与吕布谋董卓,曹操、荀彧、荀攸、郭嘉等谋袁绍,刘备与诸葛亮、庞统谋荆州、益州,孙权与吕蒙谋关羽,孙权与陆逊谋刘备 ……正是这种亲如鱼水的融洽性,使得谋决的创造性得以爆发出强大的能量,作出惊人的奇谋妙决。

谋与决能否保持灵活性,是三国韬略家积极思考并付诸实践的重要问题;客观情况瞬息万变,能否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保持正确的状态,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三国韬略家对谋决理论中的灵活性原则,予以高度的重视,他们探索的结论表明,灵活性实为谋决的生命线。曹操对袁谭的联合,孙权对曹魏的称臣,诸葛亮对东吴的立场等重大政治、外交、军事事件,充分表明了三国韬略家们对灵活性原则的认识高度。

“谋先事则昌”(《说苑·说丛》),事先谋划,就会成功,这表明谋划与决断相对于现实中的发生的事、计划要去实施的事存在着时间上的超前性。这种超前性若从谋决角度而言,则存在久远性。俗语说,深谋远虑,当机立断。一旦浅谋、则临时无策;人无远虑,则有近忧。谋与决的久远性,是任何一个韬略家所必须要面对的重要问题,这在实际上,是具体的谋与决的指导方针。曹操听取一批智囊之论,放眼社会历史发展大势,制定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策略,谋深虑远,坚定不移,从而击败强手,统一北方。刘备听从诸葛亮隆中对策,百折不挠,终于在西南部中国称霸,成为鼎立之足。诸葛亮南中政策的制定,孙权联刘计划的敲定,吕蒙袭夺关羽荆州的思想,曹魏统治集团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策略……无一不是谋决久远性原则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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