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大全-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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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室，从巢居、穴居进化而来。＇礼记礼运曰：“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孟子言：“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龙蛇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滕文公上）淮南子言：“舜之时，江、淮流通，四海溟涬，民上丘陵，赴树木。”（本经训）即其事。穴居多在寒地，巢居则在温热而多毒蛇猛兽之区。御览皇王部引项峻始学篇曰：“上古皆穴处，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处，古之遗俗也。”可见其一起于南、一起于北也。＇（穴居有二种：一是真正的穴；一在地面上累土为之，形如后世的窑，是为囗，亦但作复。＇诗云：“古公亶父，陶复陶穴。”礼记月令疏曰：“古者窟居，随地而造，若平地则不凿，但累土为之，谓之复。若高地则凿为坎，谓之为穴。”其形皆如陶灶。故诗云陶复陶穴也（诗疏不甚清晰，故引礼记疏）。＇）以木为骨干，以土为肌肉，＇砖即熟土＇则成宫室矣。＇易系辞传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淮南子修务训曰：“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居，各有家室。”栋宇者，巢居之变，筑墙则穴居之变也。＇
＇郑玄云：天子、诸侯左右房，大夫士仅有东房。见诗斯干笺、礼公食大夫礼注。＇＇欲知古代宫室之详，可阅焦循群经宫室图。＇平民之居，汉晁错谓其有一堂二内。＇张晏曰：“二内，二房也。”＇（论移民塞下书。所述乃古说。）盖以室为堂，以堂为房。＇史记孔子世家：“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盖改一堂二内之居，为庙寝之制也。＇
古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后世则数世合居，厅即古之堂，其后多进房屋，即其房及室，盖多组房室共一堂也。＇古代造宫室，非专门之技术，人人能为之；命士以上等贵族，且有其所属之平民奴隶为之工作矣；其时所用土木等材料，皆可不费而得；地又多空旷，故得父子异宫也。后世此三点有异，势不能矣。＇
古代生业，初以农业为主。井田之制，昔人以为普遍施行于全国；近人＇胡适等＇又疑为孟子等理想之谈，古无其事；恐皆非。此制大约文明发达，水利关系重要之地则有之。最初一部族之地，均属公有；其后耕作方法渐精，家族渐次分割部族之土地，为田间之“阡陌”、“沟洫”，极为整齐，则成此制矣。人口渐繁，惜土地之荒废，沟洫、阡陌，渐被开垦成田，田之疆界，因之混淆。斯时地代＇耕种人之地，而纳田租，谓之地代。＇发生，遂有乘机兼并者，而地权不均矣。田以外之土地，古人总称为山泽，本属公有，依一定之规则，大家皆可使用；后来大约先由有政权者封禁，＇王制曰：“名山大泽不以封。”注云：“与民同财，不得障管，亦赋税之而已。”按王制又言：“泽梁无禁。”而荀子王制言“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则税之亦非今文家意也。左氏襄公十一年，同盟于亳，载书云：“毋壅利。”注云：“专山川之利。”昭公二十年，晏子言：“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此即所谓障管者。而三年又言陈氏厚施曰：“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则春秋时犹有行之者，然其后则渐少矣。月令：季冬，“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毋或敢侵削众庶兆民，以为天子敛怨于下。”周官：山师，“掌山材之名，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邦国，使致其珍异之物。”川师，“掌川泽之名，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邦国，使致其珍异之物。”皆税之之法也。曲礼曰：“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盖国君视山泽为私产久矣。＇＇然有政权者来必能利用山泽之利也。＇再以赏赐租借等形式，转入私人之手，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种树、畜牧、煮盐、开矿等人是也。
第81章 中国文化史（5）（）
工业。在公产之世，简易者人人能为之；较难者，则有专司其事之人，此为封建时代工官之前身。但其后私人工业渐兴。＇工官之制，亦有其阻遏工业，使停滞不进者在：人之才性，各有不同，子孙初不必尽肖其父祖，而古工官守之以世，必有束缚驰骤，非所乐而强为之者矣，一也。工官之长，时曰工师，所以督责其下者甚严。下者乃不得不苟求无过，凡事率由旧章，则无由改善矣，二也。封建之世，每尚保守，尤重等级，故月令再言“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荀子亦言：“雕琢文采，不敢造于家。”管子曰：“寂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镂相稚也，谓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无度，民必有冻寒之色，而女以美衣锦绣綦组相稚也，谓之逆。”（重令）此即汉景帝“雕文刻镂伤农事，锦绣纂组伤女红”诏语所本，原不失为正道，然新奇之品，究以利用厚生，抑或徒供淫乐，实视其时之社会组织而定，不能禁富贵者之淫侈，而徒欲禁止新器，势必淫侈仍不能绝，而利用厚生之事，反有为所遏绝者矣，三也。凡制度，皆一成而不易变者也。而社会日新无已。阅一时焉，社会遂与制度不相中。削足适履，势不可行，制度遂至名存实亡矣。工官之制，亦不能免于是。工官之设，初盖以供民用。然其后在上者威权日增，终必至专于奉君，而忽于利民。孟子之诘白圭也，曰：“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告子下）明古之工官，皆度民用而造器，然所造之数，果能周于民用乎？生齿日繁；又或生活程度日高，始自为而用之者，继亦将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则相需之数必骤增，然工官之所造，未必能与之俱增也，则民间百业，缘之而起矣。工官取应故事，民间所造之器，则自为牟私，相竞之余，优绌立见，则一日盛而一式微矣，况乎新创之器，又为工官所本者邪？此皆私人工业代工官而兴之故也。＇
商业。初止行于团体之间，＇老子曰：“郅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据史记货殖列传）管子曰：“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权修）盐铁论曰：“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术，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畎亩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陶冶，不耕而足乎粟米。”（水旱）盖古代部族，凡物皆自为而用之，故无待于外也。然智巧日开，交通稍便，分业即渐行于各部族之间。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货即化，谓变化此物为他物也。＇商人如伙友，团体方系老板。——损益皆由团体负之。——但团体间之交易行，则团体内部之组织，不复合理，遂至渐次破坏，斯时并无新组织起而代之，于是人之所需，渐不能仰给于团体，必须自行设法，与人交换，商业遂渐行于团体之内，人与人之间矣。商业能（1）打破部族间之界限。（2）使团体内部，人与人之利害对立。（3）贫富不均。（4）使下级者对于上级之命令，不肯真实服从（因商业专从利害打算，不轻信人）。改变社会之力最大。
古代之道路
最初庄子所谓“山无蹊隧，泽无舟梁”。＇马蹄篇＇其后，田间有阡陌，其较宽平者为驰道。国中之道路，大约宽广。
交通上利用牛马之力，但皆乘车，牛车曰大车，马车曰小车。＇论语为政：“子曰：大车无囗，小车无囗，其何以行之哉？”集解：“包曰：大车，牛车；小车，驷马车。”＇战车亦用马。以人推挽者曰辇，甚大，用人甚多。＇周官乡师云：“大军旅会同，正治其徒役，与其荩ч！弊⒃疲骸拜＇驾马，辇人挽行，所以载任器也。止以为藩营。司马法曰：夏后氏谓辇曰余车，殷曰胡奴车，周曰辎辇。辇，一斧、一斤、一凿、一梩、一锄，周辇加二版二筑。”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辇，殷十八人而辇，周十五人而辇。案春官巾车，“王后之五路”有辇车。注云：“为辁轮，人换之而行。”又服车五乘，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注但云：役车方箱，可载任器以共役，与栈车皆不言为人挽。而诗“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毛传云：“栈车，役车也。”笺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栈车、辇者。”一似栈车、役车，皆以人挽行者，盖役车既可驾马，又可人挽行；既可乘坐，亦可供役；而栈车、役车同为无饰，故二者又可通名也。说文：“辇，挽车也，从车伴，在车前，引之也。”伴训并行，盖二人挽之，抑或一推一挽。司马法所言，乃行军时制，寻常役车，固不必如是其大也。＇
有驿以传命。＇其初盖以便人行，后因其节级运送，人畜不劳，而其至可速，乃因之以传命。说文传、遽互训，而管子大匡言，三十里置遽委，有司职之，若宿者，令人养其马，食其委，是其征也。驿有车有骑。＇报信之方法更速者为烽火。（古烽火之制，见史记周本纪末，索隐但说烽火似互讹。＇周本纪：“幽王为熢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熢火。”＇）
开辟渐及山地，乃渐骑马。＇顾亭林日知录论骑射之始云：“春秋之世，戎、翟杂居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翟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而知伯欲伐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虽论军事，而交通从可见焉。＇
最古刳木为舟（独木舟），后能用箄、筏（桴），至能斫木成板，再加联合，则有今之舟。＇舟之兴，盖始于浮木，庄子逍遥游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释文引司马云：“樽如酒器，缚之于身，浮于江湖，可以自渡。”此盖最古之法。稍后，则知刳木。淮南子说山曰：“古人见窾木浮而知舟。”诗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疏云：“易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虚。注曰：舟谓木板，如今船，空大木为之，曰虚。即古又名曰虚，总名皆曰舟。”案诗所谓方，即淮南子所谓方版，乃后世之筏，不足以当舟。虚则其所谓窬木，而亦即易所谓刳木也。舟之始，盖仅如此，能方版而为筏，技已稍精，知造舟则更进矣。＇
桥，大约多木桥，水浅时为之。水阔者用船连接而渡，所谓“造舟为梁”，即后世之浮桥也。＇宋陆放翁有句曰：“九轨徐行怒涛上，千艘横系大江心。”＇＇既能浮木以渡水，则亦能架木以为桥。说文：“榷，水上横木，所以渡者”是也。其字亦作杠。孟子曰：“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梁与杠字并从木，盖亦架木为之。尔雅曰：“石杠谓之徛。”则后来更用石也。郭注云：“聚石水中，以为步渡。”盖未能为桥时，又有此法。＇
水路的交通，南方较北方为发达。试观左传，北方用船运漕，只“泛舟之役”一次。（秦输晋粟，在僖公时。＇十三年＇）南方吴、楚沿江屡有水战。末年，吴徐承又以舟师自海伐齐，（哀公时。＇十年，左氏＇）＇越王勾践亦命范蠡、后庸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国语吴语）＇则不徒内河，并及缘海矣。又吴“沟通江、淮”，即今淮南运河也。＇史记河渠书云：“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引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左氏昭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吴语：夫差“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盖自江至河，水道几于纵横交贯矣。果谁所为不可知，而其较大之工程，明见记载者，为徐偃王、吴夫差。＇故知水道之发达，必始于南，而南方古史传者甚少，故中国水道交通之发达史不详。
禹贡九州入贡，皆有水道，盖战国时情形。
行路歇宿之处，古皆官营，其制略见周礼。＇周礼野庐氏，“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遗人，“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君、大夫等至他国，或有他预备之馆舍，或即供宿其贵族之家，所谓馆于某氏也。觐礼：“天子有赐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