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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重生手记-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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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到北京,推开家门,却见我和儿子正坐在餐桌前聊天,笑声不断。柔和的灯光包围着我们,充满温馨。她后来告诉我,就是在这一刻,她做了个决定:不把我送到上海去!即便只有“三个月”,也要让丈夫和家人在一起,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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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医生之对比

轻率、傲慢和自以为是,是导致一个成功者犯错误最重要的原因。越是绝顶聪明、功成名就之人,就越是不能避免。把自己的性命交到这样的医生手里,我不觉得是个明智的选择。

我和晓东多年前就有个约定:我们中间无论是谁,也不管得了什么病,彼此应当如实相告,不必隐瞒。她是性情中人,易喜易怒,容易在事实中间加进强烈的个人情感和倾向,却是个最好的信息收集者,也是个最好的叙述者。她有本事在最短的时间里见到我希望寻找的医生,还能在我做出每一个选择时给予莫大的帮助和鼓励。她从不吝惜自己的建议,但是,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她就会说:“不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你。”

现在,她没有保留地对我叙述了她的上海之行,告诉我专家的诊断,也说了她的想法。我仔细倾听她说的每个细节,搜索其中哪怕最细微的对我有利的证据,就像一个行将淹死的溺水者,拼命想要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

结果我们还真的找到一点希望。那是周良辅教授的一个建议,他要我们对脑部重新做一次核磁共振扫描,但是必须加上“波谱”。他解释说,这是国外的一项新技术,有助于确认颅内肿物的性质,甚至还能更准确判断它与肺部病灶是否有关。周良辅教授是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也是国内这个领域里最权威的专家之一,所以在我们看来,他的建议实在比泰山还重。

我毫不犹豫地去了医院,再次接受脑部扫描,期待着周良辅教授所推崇的新技术带来佳音。明知希望渺茫,还是望眼欲穿。

“波谱扫描”的检查报告至少还要等上三天,我们意外地收到来自欧洲的消息。妹妹告诉我,对于我的病,国外专家的看法和国内专家并不完全相同,至少没有那么悲观。对我们来说,这是几天来唯一的好消息了。妹妹本来就是医学领域里的一个专家,她的专业是糖尿病的研究和治疗。她在比利时供职的研究室,是全世界这个领域最好的研究机构之一。尽管如此,她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来评判神经科和胸科的疾病。所以在接到我们寄去的胶片后,她立即请相关领域的医学专家会诊,包括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主席Jacques Brotchi先生、比利时荷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l,VUB)医院的Johan de Mey先生、法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ULB)医院的Danielle Balériaux女士。

她后来对我详细叙述了会诊的经过。

在一间拥有一个硕大读片器的房间里,这些医生把我的全部脑部胶片——总计九张——依次排开,整整齐齐悬挂了半面墙壁。他们拿着放大镜,仔细查阅每一张,又认真倾听妹妹转述我的发病经过,对他们认为很重要的细节不厌其详地反复询问,然后回到那些胶片旁,重新依次查阅。

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60分钟,然而还没有完,他们又把胶片的数码文本拷贝到电脑上,经过放大处理后再来比照,这才形成自己的意见。

这样的会诊先后有过两次,结论大致相同:

1。单从胶片所显示出的病灶来看,良性的可能性只有2%;

2。但是从病人脑部症状是“突发”而不是“渐进”这一点来看,这一病灶不像肿瘤,更像一种罕见的炎症;

3。所以,脑部病灶有50%的可能性不是肿瘤,或者只是良性肿瘤;

4。脑部病变和肺部病变没有关系的可能性更大。

这四条中,第一条,他们和中国医生的意见基本一样;第二条,所有中国医生都忽视了,外国医生却将其作为诊断的重要依据;第三条和第四条,中外医生的意见有很大不同。

鉴于此,国外的专家们认为,仍有进一步确诊的必要。当然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一定正确。由于没有见到病人,他们甚至不认为这是一个正式诊断。他们极力建议我们在中国重新来一次会诊,要请最好的医生。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主席Jacques Brotchi先生还当场向我们推荐了一位,说他是中国这个领域里很有名的医生。一问,原来正是我们试图寻找却未能如愿的北京的那位神经外科专家。

妹妹当即决定从布鲁塞尔赶回北京。她把自己对Jacques Brotchi先生的信任毫无保留地转移到这位从未谋面的中国专家身上。

妹妹乘坐的航班凌晨5点到达北京。在连续10个小时的空中劳顿之后,她坐上一辆出租汽车,从机场直奔那家大医院。我本想让她先回家休息一下,可是她不同意。她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位中国专家。

晓东在同一时间去医院与她会合。两人花了300元钱匆匆挂号,然后和一大群病人一起坐在走廊里排队等候。虽然还要好几个小时才能见到那个期待已久的人,可是她们已经激动起来。作为一个医学专家,妹妹的脑子里面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她只不过是期待这位中国专家做出一个认真严谨的诊断,就像几位国外医生一天前做过的一样。

不过,她马上就要失望了。

“很有名的中国专家”在他应当出现的时间真的出现了。她们开始叙述我的病情,尽量使自己的语言简短和精确,可是对方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当她们说话时,他根本就不正眼看她们,也很少发问。他甚至在这次会诊刚刚开始时,便已经急于结束。

仅仅在一天前,妹妹亲眼看着几位外国专家把这九张胶片反反复复地看了一个小时。现在她却惊讶地看到,这位中国专家只不过在九张胶片之中挑出三张匆匆看了几眼,就开始下结论了。

他接连说了好几次“转移瘤”,还说了一些“必须立即手术”之类的话。

“如果不马上手术会怎么样?”晓东问。

“不手术?那就等着呗!”专家说,第一次正眼看了一下她们。

两人都听明白了:“等着”的意思就是“等死”。

妹妹心里有很多问题想要提出,还想把国外专家的看法说给他听,可是还没开口就被他打断了。转瞬之间,她们听到他在招呼下一个病人了。

她们就这样匆匆赶来,又匆匆离去。

看看表,这次“特需专家门诊”总计不过三分钟!

医生对病人的影响是迅速和压倒性的,特别是那些拥有专家头衔、每次收取高额门诊挂号费的医生。病人本能地想从他们那里得到希望或者至少是安慰,可他们的话总是让病人感到绝望,好像经历了一次粗鲁的精神鞭挞。更值得回味的是,在遭受了这一切之后,病人和他们的家人依然把

自己的信任、希望和金钱倾注在这些专家身上。

妹妹是医生,对肿瘤这种疾病有足够的理解和心理准备。但也正因为她是医生,才会对一个医生如此潦草、轻率和自以为是的诊断过程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

“中国医生怎么会这样啊?中国医生怎么会这样啊?”她一见到我就不住地感叹。

我听着她们的叙述,很快明白了问题的焦点。原来国外的专家很认真地对待胶片影像,同时更认真地对待病人的症状;中国的这位专家很草率地对待胶片,同时更草率地对待病人。他只相信自己。我对中国医生的职业德行多少有些了解,早已见怪不怪。可是妹妹久居国外,多年耳濡目染,脑子里全是西方医疗机构的形象和那些外国医生的行医风范。她在国内做医生还是20多年前的事,脑子里面也只有那个时代的记忆。“我记得,那时候国内的医生不是这样啊。”她满脸迷惑不解地说。她的确不知道如今中国医生的职业精神已是另一番景象,更无从设想普通中国人的求医会是怎样一番艰难历程。不久前我的那一番遭遇——也是这家医院,也是神经外科,也是一位挂着“主任”头衔的专家,也是几百元挂号费的“特需门诊”——实在是异曲同工。

从理智上说,我知道只凭一两个医生,就来抱怨“中国医生”,是有以偏概全之嫌的。但是从我求医问诊的经历来看,一个没有任何权力、金钱或者特殊因缘的病人,在大多数情形下都会有类似遭遇。如果真像医生们说的,乐观积极的精神是战胜癌症的重要力量,那么我可以肯定,很多医生的表现甚至比疾病本身更加让病人绝望。

当我写下这段文字时,晓东特别紧张。有好几天,她不断地表现出任何一个妻子都会有的忧虑。她提醒我:

“你不打算再去这家医院看病啦?”

“有朝一日真要做开颅手术,你不打算请这位大专家操刀啦?”

“是的!”我每一次都回答,“是的!”

我声若游丝,气力不足,但态度坚决。自从我知道此人是如此轻率和如此自以为是地面对病人的那一刻,我就不再信任他。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接触过不少成功者和失败者,也和相当多由成功走向失败的人打过交道。在我的经验中,轻率、傲慢和自以为是,是导致一个成功者犯错误最重要的原因。越是绝顶聪明、功成名就之人,就越是不能避免。把自己的性命交到这样的医生手里,我不觉得是个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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