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城雨季-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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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确定地抬头看了常征一眼，对方点点头：“You can sign it。” （译：你可以签字。）
陶郁于是签了名，交还给警察，复印页被撕下来留做存根。
“他签证还有一礼拜到期，马上就得回国了，有没有这个限令其实没什么影响。” 待警察离开后，陶郁对常征说道。
“你把人想得太简单了。”常征拿起两人的外套，推着他往外走，“签证到期就回国？每年那么多非法移民是哪来的？万一他没走，继续纠缠你怎么办？我不想再有这种事，以后无论他以什么目的接近你，立刻打911。这个限令不是犯罪记录，但是一样留在他的背景信息里，他申请学校或者找工作会更困难。 即便他回中国，限令在这里仍然有效，他恐怕很难再申请到任何形式的赴美签证。”
陶郁心想常医生这招也挺狠的，这是把宋辛鸣的美国梦彻底断了。
从校警室出来，他看到宋还被关在警车里，一脸愤恨地看着自己。陶郁想不出这件事从头到尾自己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宋剽窃数据和论题，赖自己和老安德鲁不让他发文章；违法合同和保密协议被开除，赖学校毁了他前程；刚才在路上追骂，身上还有刀，被警察扣下又觉得是自己在害他。
“到底是我有病还是他有病？”进家门时陶郁忿忿道。
常征安慰地拍了拍他说：“有时候人的病不一定是心理或者身体问题，教养缺失，没有基本的是非观念，这种人医生救不了。”
陶郁暗想下次去见心理医生时，要问一问宋辛鸣这样的是不是也算被迫害妄想症。他扒着卧室门框做了几个引体向上，长呼了一口气，感觉心里不那么压抑了，转身去卫生间洗漱。
常征也随之松了口气，这几个月他的神经一直绷着，在陶郁面前做出放松的样子是怕给对方压力，事实上一点风吹草动都让他提心吊胆，同样对方的每一点进步也让他看到希望。这一个多月的治疗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今天出了这样的事，在没有药物辅助的情况下，陶郁最终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能够有条理地给警察讲述整个过程，这实在是意外的惊喜。
陶郁打开墙上的药箱拿出抗抑郁药，抬头发现常征站在洗手间门外，正从镜子里注视着他。他挑了挑眉问：“你看什么？”
“头还疼吗？”常征走进来拿走药瓶问道。
“还行……”
“那就等会儿再吃……”
陶郁对着镜子，看着对方从背后搂住自己，低头在耳后亲吻，触觉上带来的隐秘快感和浴室里明晃晃的亮光形成反差，在视觉上刺激着他，渐渐唤醒体内某种难以言喻的兴奋和悸动。
“明天给Adrian打个电话……”常征低声道。
“嗯？”
“你不用加入他的俱乐部了。”
陶郁：“……”
那天以后，陶郁再没见过宋辛鸣。有人曾在中国城的餐馆看到他打黑工，也有人说他去了加州，那边中国人多，打工的机会也多。陆陆续续听到这些消息，从时间上算，宋的签证早已过期，陶郁想这人大概是铁了心不打算回国，黑在这连身份都没有，不能用信用卡，随时要躲着警察。他想不明白这是图什么，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也不曾这么没尊严地活着，也许像对方说的，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申请出来，没脸就这样回去吧。
如果不是因为那篇论文，宋辛鸣踏踏实实念完硕士，即便没发表过文章也不影响他找个实习工作，像很多留学生一样，慢慢转工作签证，或是实习期满后回国发展。他本来可以有不一样的人生，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活得像角落里的老鼠。陶郁不知道宋辛鸣有没有后悔，或者依旧怨恨他人，那都不关自己的事了。
陶郁的生活在恢复正常，之前那种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对人群的疏离感逐渐消失。五月汶川地震发生后，他和学生会的朋友在学校活动中心门口组织募捐，募集的款项通过驻芝加哥的中国领事馆送回了国内。八月北京举办奥运会，陶郁邀请骆丰和几个中国同学来家里看开幕式，这是他第一次向要好的朋友公开自己和常征的关系——虽然有些人早就猜到了。同年秋天，陶郁通过了系里的博士资格考试，之后又做了开题……
感恩节前，他又去见了一次心理医生，距离上次来已经过了两个月，他已经不需要常征陪同，单独面对医生也能很自然地谈起心理和情绪上的变化。医生对他的状况很乐观，认为可以开始停药了，事实上他服药的频率和剂量已经减得很低，不需要依靠药物来辅助控制情绪。
用了一年时间，陶郁终于从伤后的阴影里彻底走出来。为了纪念这段痛苦经历的终结，他去见了一个朋友推荐的犹太纹身师，和对方谈了一个下午。两天后，他的背上多了一个展开双翼的守护天使，那道伤疤就在天使右翼之下。
常征在看到他的纹身后，心情有些复杂，手指描着淡淡的红色双翼说：“犹太教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守护天使，守护他的一生到死，引导他的灵魂进入来世。守护天使大多是白色的，它们所守护的人拥有无辜的灵魂，天使为他们带去快乐。而红色的天使代表有所保留，被守护者将……”
“Suffer much。”（译：遭受很多痛苦。）
陶郁关上灯，趴在床上说：“再无辜的灵魂也不能一生快乐，藏起来的痛苦仍然是痛苦，与其祈求快乐，我希望有面对痛苦的力量，还有痛过之后敢于纪念的勇气。”
常征听出他的话里有对过去经历的感悟，一时觉得欣慰，又有些其它难以言说的情绪。躺在黑暗中，听着对方的呼吸渐渐匀长，他忽然意识到那种说不清的情绪是失落，他希望陶郁恢复健康，但同时又怀念对方生病时对自己的那份依赖。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他这样提醒自己，微微叹了口气。像是心有感应，对方忽然动了动，翻个身面对自己。
“纹身师也问过我为什么选择红色。” 陶郁轻声说，“我告诉他，I already have my white guardian。”（译：因为我已经有了我的白色守护者。）
第三十九章
转过年一月，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宣誓就职。此时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仍在持续，美国陷入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率持续攀升。
陶郁的师兄在一家公司实习了半年，已经和雇主谈好了办工作签证，结果毕业前夕由于财政问题公司裁掉了三分之一的员工，师兄的工作也丢了，那个时候想办延期毕业或是另谋他就都来不及，留学生不必本地人，毕业后两个月找不到工作就得哪来回哪去，师兄原本定好庆祝毕业的宴席变成了送行饭。
饭局在惆怅的气氛中草草结束，陶郁把喝得半醉的师兄送回公寓，房间里的家具已经全卖了，只剩角落里孤零零的两个旅行箱。陶郁看了忍不住感慨，当初两个箱子来，现在两个箱子回去，中间这么多年的辛苦又该往哪放？师兄不肯让陶郁走，冰箱里还有几瓶啤酒，一定要拉着他喝光。
“七年啊！”师兄举着酒瓶激动道，“算上第一年上语言学校，我在这待了七年，努力了七年，以为能留下来了，结果还是差一点，就差一点！”
陶郁能理解那种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心情，看不到希望还好，眼看着希望被打破才更让人失望。
“师兄，看开点吧，不是实力不够，都是经济危机闹的……”
“美国梦说得好听，不看出身，只要努力，就能成就一切？！”师兄把酒瓶往地毯上重重一摔道，“公司那帮糊涂蛋似的美国人，物料平衡都整不明白照样能留下。留学生干得再好，最先被辞退的也是咱们！”
陶郁把酒瓶扶起来立到墙角，劝道：“这是人家国家，现在经济不好，为了提高本国就业率，雇外国人的公司拿不到政府补贴。”
“你不明白……”师兄摆摆手一脸颓然的模样，“留学生没根基啊，咱们这么高的学历，不比那些劳工市场的老黑老墨有价值？为什么对留学生的政策还不如对他们？因为他们是民主党的票仓，共和党的选民是大资本家，留学生哪边都不沾，连选举资格都没有，所以没人争取咱们，也没有好政策！”
陶郁从没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对方的话让他无从反驳也不知该怎样劝解，只能默默无语地陪着喝闷酒。
“我眼瞅三十了，连个女朋友都没有，空有个学位，现在国内也不是有个外国文凭就好念经了，回去全得重头来！”
“师兄，别太悲观，回去毕竟是自己国家，你有这边的工作经验，在国内更如鱼得水。”
“如鱼得水……”对方苦笑一下，看了看他问，“你毕业什么打算？留下还是回去？”
“我得留下。”陶郁喝了口酒说。
“你看，劝了我半天，你也是不潇洒。”
“我潇洒不起来。”陶郁无奈道，“我跟老帕一样，拖家带口。”
老帕乃是系里一位印度师兄，已经在这念了八年博士，孩子都上小学了，他还没毕业，大有把环境系牢底坐穿的架势。
“忘了你家还有一口人。”师兄理解地点点头，“你还是留在这好，回去世俗的事太麻烦。你那个项目做的怎么样了？
“两年了，这阶段主要做实验，分析污水处理过程中影响污染物排放的主要参数。”
师兄想了想说：“这应该能出几篇文章，抓紧时间多写多投，将来做博后去牛校的几率更大。”
“博后？！”陶郁一口酒差点喷出来，“就我还做博后？您别逗了！” 他始终不认为自己是块搞研究的料，一个本科勉强混毕业的主儿，跑美帝来念博士、发表文章、还在学术会议上做报告，别说以前的朋友不相信，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在他的想法里，能做到现在这步完全是因为跟对了导师，捡了个好项目，能把博士学位拿到手他都要烧高香了，还博士后？简直天方夜谭！
师兄奇怪地看了看他：“你怎么不能做博后？现在系里这些人，你是公认最适合搞研究的，我们都猜老安德鲁将来肯定得给你推荐个好地方，说不定连副教授都一条龙包了。”
陶郁目瞪口呆地看着对方，心想系里人的眼睛都是出气儿使的么，自己这么一混进革命队伍里滚屎球的，愣没被人发现！
“别假谦虚了，同学。”师兄拍拍他肩膀，“赶紧混个教授，将来让我儿子跟你念博士！”
从师兄家出来，陶郁感觉脚步有点发飘，不敢再开车，给常征打了电话让他来接，之后蹲在马路边，开始思考“别人眼中的我和实际的我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的问题，直到常医生在他面前下了出租车，也没想出个所以然。对方伸出一只手在他面前晃，他一把抓住了，借着对方的劲儿站起来。
“常医生？”
“嗯？”
“你看我像能当副教授的吗？” 陶郁扒着对方的胳膊认真地问。
“嗯。”
“别应付，你好好看看！”
常征看了他五秒钟说：“像。”
“哪像？” 陶郁不甘心地问。
“晕晕乎乎地跟你导师最像，能当正教授了，你喝了多少酒？”
陶郁：“……”
七月老安德鲁受上海几所高校联合邀请，准备去参加为期两周的学术交流活动，同时受邀的还有另外几所美国大学的教授。老头岁数大了，担心自己漂洋过海不习惯，要求对方再负担一个助手的旅费，这个助手自然是陶郁，还能兼职翻译。
临走前的晚上，陶郁在卧室收拾行李。
“你回北京的机票买好了吗？”常征在客厅里问。
“没有，从上海去北京的飞机多，先把老头安顿好，我现买票也来得及。” 他这次回国得重新签证，因为户籍在北京，所以得去北京的美国使馆。
“签完回家去看看你父母？”
陶郁没接话，他没告诉家里要回国，每次母子见面气氛都不太好，上次还因为受伤的事不欢而散。至于他爸，反正压根儿也不想见自己。
常征见他不回答，走到卧室门口劝道：“你难得回国，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也好。”
陶郁合上箱盖，把行李提到墙边，犹豫了一下说：“不了，他们也不一定在北京……”
上海方面负责接待的男老师三十多岁，叫陈立，八年前跟老头做过一段时间博士后，算起来是陶郁的师兄。那年发生911，全美恐慌，外国人比现在还难找工作。陈立当时接到国内几所大学的邀请，最后选择来上海。
晚餐时，陈立和老头聊起当年，双子楼倒塌后的第二天，老头带陈立和另外两个学生去了纽约，受邀研究楼塌和大火造成的污染对周围商户住户的影响。
“We went to an off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