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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2章

奉天往事-第1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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谝黄稹
  “你——”
  “把诗改一改就好了,”他说着,将混合的发丝平分,重又包好,交给我其中一个,“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你发中有我,我发中有你。”
  “……刘国卿,”我捏紧了小小的布包,“……刘国卿……”
  “十二年了,依舸,我们相识十二年了。你一定得记着,我爱你,不止这一个轮回。”
  我笑了起来,露出两颗虎牙:“好,以后生生世世,你都得来找我……可不能像今世这样晚啊,”
  1949年5月,我军兵败如山倒,队伍一路向南撤。我和刘光亮胆战心惊地守着两车黄金,终于赶到了南京。
  黄金的面子大过天,我不仅没有被处分,还官复原职,升了军衔;手里一有兵,就被派去了福建。从此我与刘国卿一南一北,再没打过一场缠绵的仗。
  刘光亮一直跟着我,又有大功劳,我就提拔他坐了小周的位置。
  一天凌晨,战事还没打响,我和他猫在战壕里吃灰,忽然想起个事儿,便问他:“我让你带的话,你带到了没有?”
  刘光亮一缩脖子,迷茫道:“什么话?”
  “。。。。。。我心安乐——”
  “那个呀,”他恍然大悟道,“我们都没见着什么人,顺利得很,一到底下,就全是黄金呀!哪有您说得那么吓人?”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飘出去,随风沉浮,最终堕入尘埃。
  7月,我党开始大规模撤往台湾;早有风声说蒋总裁在今年年初将中央银行的现金转至台湾,如今看来,名副其实,我贡献的黄金也漂洋过海,物尽其用去了。
  兵将再无心应战。8月,福州兵败,我受重伤,被送往厦门疗养,与此同时,一份特殊的体检报告摆在了我面前。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月18日,厦门城破,因为行动不便,我暂时没有被转移,反而见到了一位故人。
  老何已经从刘国卿的副官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将领,厦门易主的当夜,他悄悄来看我,说道:“依师长,刘师长听说您受了重伤,着急上火,工作上犯了错,还吃了个处分。”
  大半年没听到刘国卿的消息,乍一听闻,耳朵都兔子似的立起来了:“他怎么了?”
  “没啥大事儿,”老何轻轻松松地一笑,削了个苹果给我,“我是偷溜出来的,奉刘师长之名看一看您,这就该走了……您今后什么打算?”
  我说道:“败军之将,哪有什么打算,无非是听命令。”
  老何叹道:“那可不是一道海峡的事儿啊……”
  我暗自摸摸贴身的布包,接着手掌向下移至小腹,思索片刻,仍是说道:“你跟刘国卿说,不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是中国人,没道理老死不相往来,我等着两岸解除封锁的那天……我等着他,我们都等着他。”
  老何一震,郑重地点了点头。
  1949年11月,最后一批国民党军队完成转移。两岸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的封锁期。                        
作者有话要说:  想看开放结局的,到此可以止步啦~
至于HEBE两版结局,会以番外的形式呈现^^
啊。。。。。。一转眼,这文历时三年,终于迎来了完结的一天哈哈哈哈!
潜水的小天使们是时候露头喘口气儿了吧~^^

☆、依宁番外·一如过客

  我是依宁。依依不舍的依,本固邦宁的宁。
  1987年4月,文革结束后的第十一个年头,大陆民间组织了一场“大陆─台湾寻亲活动”。我们一行已从台湾归来,每个人都带着各家各户的欢喜或哀愁。
  但欢喜或哀愁的程度都是淡淡的,如同冬季清晨稀薄缭绕的雾气,深陷其中,片刻却又无踪。
  时光是所有事物的坟墓,曾经激烈的情感,即使深植于血脉骨髓,也会在生命的传承中逐渐淡去,就像雾气。
  儿时的记忆鲜明而模糊,似乎每日都漫长得如蜿蜒而去的铁路看不到尽头,可仔细回想时,只有某时某刻的一点,会掸去尘土般莫名清晰。
  我带回了一张父亲的照片。照片年代久远,已然泛黄,父亲眉眼模糊,却依旧能感受到他微蹙的眉心传来的亲切。他坐在曾经只有我能够随意进出的书房的椅子上,从照片中看着我。而拿着相机拍下这一幕的人是谁,我也心知肚明。
  原来我的记忆还未消歇。
  从台湾回来后,我去给刘叔叔扫了墓,带着刘恒曦给的照片。这墓是空的,里面只放了几件他穿过的衣服;那墓也很简朴,说白了就是个土包。
  解放后的中国疯了,连带着他也疯了,因为上头说他是特务,说他叛党,因为他曾经和我爸这个跑去台湾的国民党有密切关系,所以他叛党了,应给他严厉的处分。
  可是在某一天的清晨,他消失了。有人说听到了半夜在东陵,他投湖自杀的声音。尸体捞了几天没捞上来,估计是被水里的鱼给吃没了。
  东陵只有一处湖,叫东湖。后来又改名叫龙潭,还立了一块大石头,上面用鲜红的行书写着更改后的名字。
  这湖挺好看的,没事儿我就来湖边转转,享受生活。
  终于等到中国的疯病好了,拨乱反正,给好些人平反。挨到平反的人很少,大都死了,刘叔叔这种不知生死的,也给算死了。
  但墓还是个土包,没啥变化。
  我躲着守陵人,在土包旁边挖了个小坑。我不年轻了,却做着偷偷摸摸的事儿,真不嫌臊得慌。
  于是快手快脚地把照片浅浅地埋了,扑落掉满身土,转身还是受人敬仰的依大夫。
  我是独自来的,骑个自行车晃晃悠悠,一天便过去了。晚上回家吃过晚饭,女儿大了,有自己的心事,我也不说,只因着我也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入了夜,也睡不大着。外面的月光很亮,便推门出去,颇有些“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的意思。不过我很可怜,念无与为乐者,也寻不到张怀民。
  幼时这般时候,也是有月亮,也是这般亮。这话说得奇怪,好似从前没有过月亮似的。是因为从前要看的、想看的太多了,只顾着低头,就忽视了天上的月亮吧。
  北市场不知何时开始萧条,到如今早不见曾经的盛况,大观茶园也没了,只留下了光秃秃一片空地。这一回,没了戏台,又或者,戏台变得像空地一样大了。
  穿过北市场,是大北关。
  我沿着街道一路往里走。方向是熟悉的,街道却不熟悉。但是这一代都是平房,那一栋黄色的三层小楼十分乍眼。
  来到院墙外,墙上爬满了爬山虎,零星有几朵小红花,呜呜糟糟一团。院门落了锁,似乎有麻雀在房顶做了窝,有人接近,便伶伶利利地飞出老远,不知落在了哪里。
  四下寂寥无人,唯有月色寥落。
  手脚比之麻雀还要伶俐,爬上墙头纵身一跳,先入眼的是一只树桩。树桩上爬满了绿色的苔藓,盖住了年轮。
  天上落了雨,雨霏霏而濛濛,苔藓湿滑。我顶着雨,头侧耳听了会儿,这树桩曾是一株芭蕉。东北的天气不适合种芭蕉,可她就是活了,一到下雨天,雨打芭蕉,叮叮咚咚的,像迎风的风铃。
  听了有一会儿,我去了小楼门前。门堂延伸出的盖顶为我挡了雨。这么多年了,我来,他还是会为我挡雨。
  门没有锁,咯吱一声便开了。想来是偷懒,当初查封的时候,觉着封了院子便好。时间久了,鬼屋、鬼宅的传言甚嚣尘上,更加没有人敢来了。除了我。
  屋子里黑洞洞的,弥漫着灰尘的味道。
  我像一只来自过去的、又在现下回归的幽灵,游荡在房子里。我的记忆还在五十年前,能够清晰地还原出当时的景象。你看,小姑坐在侧首的沙发里头,和妈说话,姑父握着小姑的手,含情脉脉地听她说——大抵是听个半懂的,这个洋鬼子,但他就是爱听。翠珠拿着根绳子逗弄多多,小平蹲着,时不时去抓多多的尾巴。大哥在看书,他总是看书。柳叔在一旁抽着烟,那滋味儿可呛鼻哩!
  还有。
  木质的楼梯似乎被虫蛀了,颤颤巍巍如行将就木的老人,踩在上面须得小心翼翼。他似乎还认得我,这里的每一样东西似乎都还认得我。踩在二楼结实的地面上,我向左看了看,又向右看了看,再回头向楼下看了看。
  楼上更黑了。我打开了手电筒,却只能照得一方明亮。要是屋里头也有一轮明月就好了。
  每一间屋子我都去瞧了瞧,大同小异的布局,除了尘土,干干净净,什么都没剩下。
  不过还是找到些好东西的。有妈心心念念说丢了的全家福,它躲在爸妈卧室衣柜靠墙的缝隙里,只露出一点尖尖角。那时兵荒马乱,人仰马翻,谁会注意一个缝隙?
  还有多多喜欢的毛线球,已辨不出本来颜色;还有空的可口可乐瓶,巧克力和八珍梅的包装纸,半截口红,和一页写满了日本假名的作业纸。
  还有爸书房的橱窗里,满柜子的酒。
  蓦然间周遭的颜色渐渐褪去,只留下了酒的味道。那味道混合着这栋屋子里曾经鲜活的每一分每一秒,却像过了期的粘耗子,皮甜馅苦。
  我没有进书房,转身把找到的东西各归各位。
  我在屋里待到雨停,然后离开。就像一名普通的过客,只在这处荒凉的驿站歇歇脚,雨停了,便走了,不咎既往。
  我就真的再也没回过。
  这栋小楼挨过了疯狂的十年,在九十年代作为古建筑文物保护了起来,徒有其表地屹立在车水马龙日新月异的繁华街道中,如同在另一个年代沉睡至今,并再也无法醒来。
  与它相伴沉睡的,还有许许多多的,我的亲人。
  ……………………………………
  1950年,我十八岁,在呼兰读高中。考大学之前,老师找到我,说因为我会讲较流利的俄语,所以学校会保送我到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就读,来询问我的意见。
  我是很有几分傲气的,又有与生俱来的大胆,因此不假思索地拒绝了。我没有忘记的我对未来职业的愿景,拒绝的话到现在我还记得:“我要做一名人民的医生!”
  而想做医生的起因,是柳叔说过,我爸身体不好。
  只恨我生得晚。我治不到他了,那我就去治其他人吧。
  邹大爷最支持我,柳爷爷却举棋不定,可他的身体已不大好,我又是家里的第一个女状元,他无法管束我。
  终于,我考中了哈尔滨医科大学。
  五年后,我的弟弟依礼回到了沈阳,他考中了沈阳农学院。
  而这五年里,柳爷爷去世,至死无法落叶归根;邹大爷在五反期间,刑讯致死,我却连尸首都没带回来。
  听说邹大爷最后精神状态极差,审问不出任何东西,只会疯癫大笑,嘴里唱着诗:“。。。。。。你看我接的好不好?少年事,少年狂,半生赴疆;骤雨浊身又何妨,酒过剑锋芒。平生事,何犹记,登高歌一曲;歌我山河今无恙,国泰民安康。。。。。。”
  我和依礼给两位长辈戴了三年孝,这似乎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日子更苦了,但勉强过得去,我唯一依仗的只有傲人的成绩,我用这成绩减免了学费和生活费,用这成绩换来了奖学金,确保了我和依礼没有在放假时饿肚子。
  饿肚子呀,日本人在的时候没饿过,国民政府的时候没饿过,现在新社会了,却饿了肚子,什么世道呀!
  要说我们也起过投奔的念头,小叔就混得很好,人在北京,听说做了大官,我一直以为他只会找我爸哭呢。
  但最终没去成,因为我和依礼还在东北上学,倒是大姑来看过我们,她留下一点钱,然后举家去了北京。
  我想小叔接济了大姑家,我们再去,未免自讨没趣。我知道大姑和我家关系不大好,跟小叔好;我们又没了爸,关系终究没有他们两家近。
  我对依礼说:“咱再挺两年,等我分配工作就好了。”
  两年转眼即逝,凭我的成绩,我以为会被分到省医院,没想到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只被分到了区卫生所。
  落差之大让我有些萎靡不振,我又怨恨起了爸爸,我止不住地想他。
  我想念他宽厚的臂膀,想念他对我的纵容和宠溺,在失去了全部庇护之后,我才懂得我有多爱他。
  我想起我们最后一次友好的交谈,然后他就走了。月亮在他的身上镀了层凉而软的水光,将他的背影神奇地雕塑。就好像走的是他的影子,留下的是他的身体。而事实是,他的身体也走了,留下的,是我印刻在脑海里的幻景。
  他最爱我了,他把他一生的爱,压缩成了十年,一股脑儿给了我,往后就没了。真可惜,我咋就没省着点儿用呢?
  他送我的东西,我都没有留下,唯独一封信,因为做了书签才得以保存。
  那封信寥寥数言,笔迹凌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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