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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6章

2014010605-第1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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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事?”

黄霸总算听出来了,问题不在于重提太尉,也不在于推荐了什么人,而是他根本没有推荐资格,越权用事了。一想到这,黄霸吓得脸黄如土,他连忙脱下官帽,跪在地下连叫皇上饶命。

饶命?总是出了问题就跪地嗑头。刘病已一想想黄霸最近差劲表现,怒气难平,真想飞出一脚把他踢出门去。但是他控制住了,一句话也不说,大甩袍袖就走了。

这下子,黄霸连死的心都有了。

一天,两天,三天……黄霸度日如年地等着宫里消息。刘病已到底怎么处罚,黄霸心里没底,他只有做好最坏的打算。这次别说回颍川磨练改造,有可能要被通知,卷好铺盖直接到监狱报到。

一连几天后,黄霸听说刘病已气消了。紧接着,刘病已传话来,告诉他,这次过了就算了,不想再追究他了。突然之间,黄霸犹如死里逃生人,从阴间跑回了阳间。天啊,就好像做了一场恶梦。

到这里,黄霸总算想通了一件事,他的事业和美好未来,已经到顶了。他唯一争取的就是,再坚持几年,少说话,爱护环境,不乱抓鸟,落个自然死亡,退位让贤,那就真是阿谀奉承了。

黄霸的时代,终于被终结了。然而在张敞看来,他的未来还长着呢,到底有多长,他不说没人知道。如果张敞这样想的话,那他就错了。人生就像演戏,身体是自己的,舞台却是别人的,不是自己想在台上唱多久,就能唱多久。

要唱得久,必须征得观众同意。但是有观众说,张敞不能再唱了,以前他把黄霸哄得里外不是人,今天我们也要哄他一下。

唱戏被人哄,如果知味点,自动退下,那也是挺正常的。但是张敞一点都不正常,别人不满意他,他也不满意别人。于是乎,别人拿着鸡蛋扔他,他却提起刀把别人杀了。杀完人后,他就一溜烟地跑了。

完了,事情闹大了。

张敞被轰,是因为一个好朋友出事了。那不是一般的好朋友,也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个牛人,也是一个猛人,他就是名震天下的杨恽。

一个牛人的背后,往往总是有着一个牛人的背景。杨恽父亲,胆小怕事,但毕竟也混到了丞相,又称汉朝第一胆小丞相;杨恽外公,名号更响,一响就是两千多年,他就是《史记》作者司马迁大师。

杨敞这辈子,能够善始善终,全赖他的乌龟哲学主义,关键时刻,该缩头时须缩头,该伸头时须伸头。没想到,这个优秀的品质没遗传给杨恽,在杨恽的身上,一扫杨敞软弱无力之气,反而洋溢出外公司马迁的阳刚之气。

正因为如此,杨恽打小就崇拜司马迁,天天捧着《史记》读来读去,最后还发出感叹,咱外公这书,继《春秋》之后,肯定会成为千古经典。

在汉朝,《春秋》早就是儒家经典,在汉武时期,不知有多少大师以研究《春秋》谋取饭碗。其中最为出名的,当数董仲舒,写出一部洋洋洒洒的《春秋繁露》,从此奠定他在汉朝,甚至是中国学术史的地位。托杨恽的福,《史记》打横空出世,就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让后世数万万学史之人,无不高山仰止,兴叹不已。

杨恽之所以能混出名号,得益两个条件,一个是他很有背景,二是他很有才。杨敞死后,杨恽没轮上爵位,而是他的哥哥杨忠。凭着哥哥的关系,他当上郎官,霍光儿子霍禹家族要造反时,杨恽耳朵特灵,第一个知道,当即就跑去告密。于是乎,刘病已把霍禹全家整死后,凭功论赏,杨恽被封侯,同时迁为中郎将。

一个有钱有势有才,还特爱告密的人,你说他活着为了啥呢?让杨恽来告诉你,他不为利,只为一世清名与心中那莫名其妙的冲动。

杨恽轻财仗义,那是出了名的。杨敞死后,他分得五百万,可是他封侯后,全把这五百万分给宗族兄弟花去了;接着,后母死了,没有儿子,数百万家产全留给杨恽,他眼睛眨都不眨,又全分出去了。只不过这次分给的对象是后母的兄弟。再后来,他还觉得不过瘾,又把受来的一千余万到处施舍。

杨恽对钱没啥概念,但是对人和当官的标准,却是相当苛刻。要想成为杨恽的朋友,如果不合他的标准,就别自讨苦吃。对朋友,他只认一种人,那就是英公儒雅,才能出众。对待同事,则是发挥他向来的特长,有料一定要爆,没料一定要探,反正就是要折腾到底。于是乎,杨恽就落下两多,朋友很多,政敌也很多。甚至,我们可以给他起个外号,叫杨大嘴。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同样,像杨大嘴这样爱爆料的人来说,常爆别人的料,终有一天也会被别人爆掉。果其然,不久,他就被人告了,爆了他两条料:乱引亡国之论诽谤当世,破坏社会团结和谐气象,这是第一条;到处乱说话,拿皇帝来开玩笑,大不敬,这是第二条。

这回,杨恽真是碰上死对头了,因为告他的人,那是大有来头的。此人名唤戴长乐,时任太仆。自刘邦立国以来,能够当上太仆的,那多数跟皇帝的关系都是不赖的,当初夏侯婴和刘邦,就是一对铁杆哥们。

那个叫戴长乐的,不过是刘病已在民间跑江湖时,相交的一个知已。刘病已发达后,把他唤到长安提携,就当了太仆。戴长乐之所以要整杨恽,不为别的,而是他也被人家爆了料。

事情是这样的,戴长乐经常替刘病已跑腿,跑了就跑了,还经常在外面炫耀,说我今天去哪里办事了,这个事嘛,本来应该皇帝做的,可是都得由我来做,辛苦啊。

嘴上说辛苦,心里却像喝了蜂蜜还甜之又甜。那时,戴长乐就知道过嘴瘾,博虚荣,没想到竟然惹祸了。有人将他说的话在,原原本本地告到刘病已那里,说这人做事说话,不知天高地厚,竟然不把皇帝威信放在眼里。

本来是一件小事,竟然被谁当料爆出去了,当成一回事了。数汉朝之大,谁爱干这种讨人嫌的爆料工作呢?戴长乐拍拍脑袋想了想,哦,爆我料的人,肯定就是杨恽。除了杨恽,还有谁要跟我过不去?于是乎,戴长乐也派狗仔队出去搜集情报,终于凑够了几条,把对方也拉上垫底了。

那么,戴长乐的料,到底是不是杨恽爆的呢?戴长乐死咬不放,杨恽也没有说,他只对戴长乐爆料内容,坚持说不,说他没干过那种缺德的事。

部属掐架,为难的只有皇帝了。既然杨恽争辩,那就先去查他,于是就把案子扔给了廷尉。千呼万唤始出来,那个廷尉,就是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于定国。

于定国跟杨恽打交道,相信也不是一时半载了。官场不是娱乐界,娱乐界爆个料,报上炒一把,网上再喷一嘴,然后不久,就抛出个道歉声明书,也就不了了之了。然而,像杨恽这种爱爆官场料的人,他爆了,管司法的廷尉,可不能睁只眼闭只眼,还得把它当回事,立案,侦察,判决,那可是累人的工作。

所以,于定国和杨恽的工作,就是一个爆得不亦乐呼,一个却忙得不亦乐呼。一个爆出了大名,一个也忙出了大名。在汉朝官场,都流传这么一句话: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看到了吧,多刺手的案件,只要于定国给你判了,保你心服口服,不敢说冤。

让这么一个民自以不冤的廷尉,去治你杨恽,看你还敢说冤不冤。然而不久,杨恽却歇斯底里地喊道:冤呀,老子冤死了!

在汉朝,司法谈不上独立,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司法部长(廷尉)于定国跟杨恽的仇人戴长乐是有一腿的。案件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于定国给皇帝刘病已上了一奏书,汇报了基本情况。

于定国是这样说的:太仆戴长乐告杨恽那两条罪,基本成立,证人已经找到,没想到杨恽不但不服罪,还要扬言杀掉证人。接着,于定国还在结尾总结了两句:杨恽是因为得到皇上的恩宠,才有今天的荣耀,他竟然不懂爱惜,狂妄无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请求皇上批准逮捕!

刘病已看着于定国这篇报告,久久不能说话。

刘病已的确很难做人,两个部级高官掐架,两个人都很牛气,一个是多年知已,一个是秉公办事的爆料大王,做为皇帝,站在哪边,都不合宜。真这样的话,那就只好论罪杀了?动不动就起杀气,这不是政治艺术的最高形式。

政治艺术的最高形式是什么?不是你死我活,行尸遍野,而是你好我好,和气共处。这个道理,刘病已还是懂的。最后,他决定下一道诏书,免去杨恽和戴长乐公职,降为庶人。

这就叫,各打五十大板。掐架的谁都不好过,谁都还有日子过。这才是刘病已风格的政治艺术最高形式。

案件走到这个程序,我们总算看出个端倪:告戴长乐状的,多数是杨恽;杨恽口无遮拦,不积口德,犯大不敬,基本也是属实的。

按以上认知,杨恽不应该喊冤,何不向老爹杨敞学习,暂时行乌龟缩头法,低调做人,明哲保身。但事实却告诉我们,杨恽如果能学杨敞,他就不是真正的杨恽了。

真正的杨恽是什么?是司马迁的克隆版本,牢骚满腹,就必然发之。当然,心里有怨气,发发牢骚,舒缓心情,何尝不是不可以的。然而,杨恽到死都没明白一个道理:牢骚可以发,但不是任何牢骚都能随意发的。

杨恽被免公职,也没了爵位,但他不差钱,生活高枕无忧。不像当年的司马迁,连个六十万钱都凑不出,落得一世内心都不得平静。杨恽之所以不差钱,一是他家底很厚,二是他的人脉还在。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他另起炉灶做起生意产业,发了不少财。

对杨恽来说,钱算个啥玩艺,钱和命是一样长的,没啥意思。于是乎,杨恽到处赚钱,更要到处花钱,花钱只图一个事,花天酒地,好不痛快。

杨恽是挺有钱,但汉朝最有钱的不是他,而是张安世。当年,张安世官高盖世,富可敌国,可他老人家仍然很低调,舍不得乱花一个子儿。他那样做是为了啥,是为了保命哪。哪像今天这个杨恽,心里有点不平,口袋里有几串钱,就要到处乱走乱花还乱说话,危险着呢。

有个人一看杨恽如此不谙世故,心里着急,给他来一封信。信的内容大约意思就是说,叫杨恽做人要低调,低调,现低调,最好装个可怜相,只要皇帝看了有怜悯之意,说不定哪天还会东山再起的。

给杨恽写信的人,名唤孙会宗,时为安定郡太守。人家的确也是一翻好意,哪知杨恽看了,先是昂天长笑,接着只见他傲气一起,大笔一挥,给对方回了一封长长的信。杨恽写的这封信很出名,史曰《报孙会宗书》。

杨恽这封书,完全是模仿外公司马迁那封著名的《报任安书》写的。当年,任安给司马迁好意来信,劝司马迁能推贤进士。那时,司马迁还顾不得自己,哪顾得了贤士,于是压着信一直没回。后来,任安因太子造反一案下狱,司马迁悲从中起,挥毫而就,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报任安书》。

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大师顶天立地,充满了无限的战斗精神,他从替李陵辩护而被受宫刑说起,猛批刘彻寡恩无情,泄尽心中凡有不平之气。凡是经典文章,必有经典词句。在生与死面前,司马迁在文中振臂高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千年以后,毛泽东此用以上一言,高度赞扬了张思德同志,那话经毛主席一传,天下皆知,红遍大江南北。

不得不说一句,如果不是杨恽,司马迁大师的《史记》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汉朝人才能一睹为快。情况是这样的,司马迁死后,他的《史记》及书信都被藏在女儿司马英家里,于是外孙杨恽有机会成为《史记》等作品的第一阅读者。杨恽每每读之,总要扼腕叹息,于是有一天,他向刘病已上书,要求公开发行《史记》。很幸运的是,刘病已批准了,于是雪藏民了二十多年的大书,终于重见天光。

从文风来看,杨恽《报孙会宗书》继承了司马迁《报任安书》那种慷慨激昂的战斗精神。但是,杨恽还没来得及把信寄出时,他就出事了。

杨恽并不知道,当他到处花钱买醉,纵酒作乐,发泄郁闷时,有一双眼睛正在远远死钉着他。不对,是无数双眼睛正在死死要钉着他。那些邪门的眼睛,来自长安。

当初,杨恽扬眉吐气的时候,手持大刀,捅过多少人,爆过多少料,估计连杨恽本人也记不清楚了。所谓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这个是有着光荣的传统的。所以,杨恽的政敌空前团结,决定要在杨恽落井之际,一起搬起石头狠狠往井下砸。

看来,孙会宗给杨恽来的那信,不是闲来无事的,他肯定是嗅到了不祥之气。果然不久,杨恽就被告了上去,说他骄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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