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凰涅天下-第4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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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很多都是头一回在枫阁见面，或者是头一回得知对方也是枫阁之人，有相熟的面孔，也有不相熟的面孔，彼此见面都很惊讶。相熟的互相作揖，不相熟的互通姓名。

　　　　众人在为有这么多的同道惊愕之时，心底也油然泛起一股自豪的情绪。

　　　　聚在这阁子里的都是大宋的精英，不论品阶高中低，都把踞着重要职位，而他们因为同样的信念聚集在这里，为着同一个目标而奋志不息。毫无疑问，这个阁子里汇聚着朝廷头等势力，一个强大的、足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势力！

　　　　当阁门打开，名可秀和卫希颜一前一后进来时，正在寒暄的阁臣们同时静语，起身拱手揖礼，神色肃穆，心里都有些激动。

　　　　他们都知道，今日一定有大事，否则名主不会这么兴师动众地将他们召集在一起。

　　　　名可秀和卫希颜在会议长桌的一北一南相对落座。

　　　　众人随后落座。

　　　　名可秀穿了一袭白色的深衣，眼睛湛然有神，环视长桌左右两侧各十二位阁臣，缓声道：“身居要职的差不多都来齐了，还有一些位居远地，或身居军职者，不便赴京，阁议后将有专人传达纪要。各位职下都有一些属员，回去后当传达此次阁议旨要，但对今日赴会者身份须严守秘密，不得向外泄露。”

　　　　“诺。”众人齐声应道。

　　　　名可秀清音徐缓，却不失力度，“今年，是振道社立社的第三十个年头。三十年前，先父先母痛心于时局腐朽，上有荒唐昏君，下有祸国权奸佞幸，朝廷处事外懦内严，让多少有志之士徒有热血而志不能伸，遂立振道堂，先后聚各方同人，以保国安民为志，结盟立誓，振道奋起。”

　　　　众人不由抬头望向名可秀身后横梁上高悬的黑字匾额，目光流露出怀念神色。他们这些人各有各的出身背景，也各有各的辛酸或落魄遭遇或颓唐，却都因缘聚会，汇集在名重生、花惜若夫妇建立的“振道社”下，便是为了心中的志向和不甘而重新奋起。于是，有的应科举，有的入太学，有的做流官，有的做幕职，有的开书院教学堂，有的著书立说，等等。直至建炎朝立，他们又响应名可秀之召，未入官的都通过各种路子入官入朝，时至今日，又重新回到“弘道致公”这块匾额下，想起旧时遭遇，想起当年誓约，心中都不由唏嘘潮起。

　　　　“十四年前，在兵凶国难之际，振道社的‘保国安民’社旨有了一个明确变化，准确地说，是更加具体，即那七句二十一字：‘逐昏君，去奸佞，清贪腐，振武事，御外辱，强国家，安黎庶’——经吾辈同人十三年奋志青云，发扬蹈厉，如今可以说，这一目标已实现九成。”

　　　　众人都扬起欣慰的笑意。

　　　　那七句二十一字是名可秀当初总结提出来的，振道社上下都很信服。

　　　　比起创社的名重生、花惜若夫妇，名可秀处事更奋进，而论智慧、能力、坚毅性格，以及行事手段，均让老辈子们逐渐服膺。更重要的是，她比她那对卓绝的父母更多了一份时运——这很重要，须知多少英才大略者却是折戟于时运不济。这种时运的认定，是起于名可秀在幽州被雷氏父子设陷伏击却大难不死后，振道社很多人开始相信这位将承继振道社的女少主是有上天眷顾的……值此国家危难之际，他们需要一种时运的信心来振奋自己。而这种关于时运的信任为名可秀在靖康年间整合振道社，将它形成更为严密的团社打下了基础。

　　　　振道社里的多数成员都是读书人出身，还有进士、官员，不可能像名花流帮众一样号令，名可秀最终能在社里形成令行禁止、上下齐一的局面，除了她自身才智能力的因素外，靖康年的危亡时局，以及她的时运，都为她加了分。最终使她成为一面屹立的大纛，将所有掌控和牵涉到的势力都聚拢在她的旗下。而名可秀在这个时候将振道社的社旨细化为七句二十一字，便将“保国安民”这个相对空泛的大志落到了实处，等于明确了众人奋斗的方向，遂在提出之后，便为众人接受，成为建炎朝枫阁阁属们的奋进目标。

　　　　如今，他们可以自豪地说：“振道有功！”

　　　　“但是，”名可秀声音一顿，变得清峭，“大道千里，吾辈不过才积跬步，昔日成绩虽可欣慰傲然，却不可自满，止步。振道之途，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众人面色又都肃然起来，他们知道，名可秀下面的话，就是今日聚议的主题了。

　　　　“今日之会，聚议二事。”

　　　　名可秀点明话题，道：“其一，再议振道社的社旨。”她没有给大家多想的时间，接着道，“吾以为，当再加三句九字——”她的声音抑扬顿挫，“立宪章、昌文明、永华夏。”

　　　　众人细细咀嚼着这九个字。

　　　　在座的都是有学之士，即使出身名花流的谢有摧，论学问博识也比卫希颜强得多，对“宪章”二字的出处自然都是清楚的：《后汉书》说袁绍“触情放慝，不顾宪章”，《颜氏家训》曰“朝廷宪章，军旅誓誥，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贞观政要》论赦令曰“智者不肯为恶，愚人好犯宪章”，均指典章制度；又引申延意为法度，兼有至高效法之意，如《礼记·中庸》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可见，“宪章”是有至高规则之意，不是哪一朝哪一代遵守的典章制度，而是不管王朝变更，都必须遵守的法则，可谓之为“世道之则”。

　　　　众人都不由呼吸一窒，紧跟着心脏急促跳动起来。

　　　　儒家言“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若能立下宪章历朝历代都遵循的宪章，那可是堪比圣人立德的荣耀，比起建立一朝的功绩、著书立说都要光芒得多啊！

　　　　众人更加全神贯注地听下去。

　　　　“何谓昌文明，永华夏？”

　　　　作者有话要说：赶着在11。30出发前写完了此章，这是存稿箱君发文~~~

　　☆、抑制皇权

　　　　名可秀环视座中，目光清湛明亮；“文明者；文教礼乐治民，道德伦理秩序；它是华夷之分；故华夏为华夏；吾辈炎黄傲然诸夷之根本！”

　　　　她声音朗朗响于阁内；“纵观有家姓王朝起，夏历四百七十一年；商历五百五十五年，西、东二周统历七百九十八年；至秦又统天下十五年；西、东两汉共历四百零九年，曹魏结束三国纷争，统历四十五年，西、东二晋统共只历一百五十五年，隋大统三十七年，唐历二百九十年——这些都是统一中原的王朝，然最长之二周，其东周五百二十年均为春秋战国之割据乱世，自商后未有大治王朝历五百年者，更遑论千年、万年！”

　　　　阁中众人均微微点头。事实上无论皇帝还是臣子，心里都清楚，没有王朝是“万岁”的，不过是句吉祥话而已。

　　　　“但王朝更迭不断，华夏却仍为华夏，无论哪朝江山，国仍是中国，华夏仍为华夏，盖因文明如大江大河，或许有支流干涸，而主流不绝，终复滔滔。”

　　　　无论夏商周，还是秦汉魏，晋隋唐，乃至如今的南宋、北周，都是华夏王朝，这一点不变，盖因文明一脉相传。

　　　　名可秀声音一肃，“但是，华夏文明也曾经经历了几乎灭绝的危险。”

　　　　那是五胡乱华时期，胡人在北方大肆屠杀汉人，十室只余一二。而晋室南渡后顾不上河南以北，唯冉闵率汉人奋起，为乞活而战，颁布杀胡令，歼灭三十多万羯族、匈奴胡兵，最终将氐、羌、匈奴、鲜卑数百万胡人逐出中土——各自返还陇西、河套一副草原的原居地，甚至迁回万里之外的西域，在返迁路上各胡族互相进攻掠杀，抢夺粮食，甚至人肉相食，成功回去者十人中仅二三——冉闵以他的乞活军和冉魏王朝遏止了胡族在中原北方的繁衍，并拖住了诸胡南下的步伐，否则南渡未稳的东晋王朝很可能已经灭亡在诸胡的铁蹄之下，而汉族和华夏也很可能不复存在。

　　　　因冉闵的功绩，在建炎、建武初年，南北宋廷先后为冉闵上“大帝”庙号，敬谥“高武”——纵观历代王朝，被后世王朝尊奉为“高武大帝”者，唯冉闵一人也，纵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亦不得之。

　　　　“吾辈可以庆幸五胡乱华时期有一位高武大帝奋起，故炎黄、华夏得以存续。然，诸胡外患可灭绝乎？吾等是否可断言，五六百年后不会再有‘五胡乱华’，辽、金之侵，危我华夏？”

　　　　卫希颜心道，不用五六百年，就她所知的历史，一百年多后蒙古人不就入主了中原吗？按秦瑟琳的说法，虽然元朝最终被明朝灭亡，但华夏文明已经消失扭曲了不少，包括儒学的精髓和宋儒的创新精神；之后再历一次满人入主中原，华夏文明再经历一次消失扭曲，民族中的士性变成了麻木乃至奴性，华夏文明的创新精神变成固步自封，于是，一个曾经无比骄傲自豪的民族变得鄙薄自己、崇拜起曾经称为“蕃”“夷”的外洋了——历史真是令人可叹。

　　　　“吾辈引以为傲的华夏中国，何以几次危亡于胡族之下？”

　　　　名可秀道：“史家论五胡乱华之因，多言魏武、晋武二帝时期内迁胡族为罹难之因。此为只观其表，而未剖其里。国家致祸，如人之患疾，外因为端，内因为本。西晋倾于胡族其内因有三——罢州郡武备致地方无兵为一，分封八王允封国有兵为二，君臣尚清谈而不务庶政为三；大宋罹难靖康之祸其内因也有三——兵事废弛为其一，内政昏乱为其二，联辽攻金为其三。但综论两朝胡祸肇生之内因，归根于君不明、臣不贤。昔三皇五帝时，治域不过几百里，民不过万，政简事易；商汤、周文武时，民口不过十万、百万；而今之天下，幅员万里，黎庶以千万计，岂可以几人裁决天下？——国家就坏在君主j□j和二三大臣秉政上。”

　　　　众人听到她说“国家就坏在君主独。裁”时，没有面露异色的。

　　　　在座这些人，都是有弘道之志的士大夫精英，对于皇帝的看法，当然不会如普通百姓一般，提起天子、官家，就发自内心的肃然敬畏。

　　　　他们清楚，皇帝不是“天命择定”，只是因为王朝血统而居于至尊之位的人而已。但凡是人，就分贤愚，皇帝亦然。

　　　　而且，皇帝的见识往往不如大臣。做官的，天南地北都能去，但皇帝不可能。大宋的皇帝除非封禅、亲征，否则京城南郊的圜丘祭坛，就是皇帝能离开京城的最远距离。而封禅、亲征的可能性为零。即使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但皇帝能去的不过京城这片地，而且绝大多数时日只能蜷居深宫之中。从没有登临过巍巍高山，从没有眼见过稻黄桑绿，更不可能看得到天下黎民的生活，目睹苍生的艰辛。

　　　　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掌控了整个国家的前途，掌握了几千万人的命运。

　　　　所以，历朝贤明之君很少，昏庸之君多。除了道德不修外，很大原因就是当皇帝的见识不足，故易为奸臣所欺瞒，做不了明君。

　　　　而将国家治政寄望于皇帝的英明，就如撞大运般不可靠。运气不好，搁上个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或见事不明的皇帝，那就有乱政之患。对此，大宋的士大夫们认识尤为深刻。

　　　　无论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之志，还是为了维护士大夫的权利，他们会竭力向皇帝灌输“人主不可废天下之公议”、“人主不可以自用”、“崇儒纳谏，人主之大利”等意识，归总起来就是一句话：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可独。裁和妄自尊大。如，宰相赵普对太祖言：“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直接告诉皇帝不得以皇权乱法。又如，仁宗曾以手诏裁决近臣之罪，而不交付大理寺审判，谏官王贽直言指责：“一切出于圣断，有伤政体！”再如，枢密使富弼批评神宗：“内外事多陛下亲批，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此致乱之道，何太平之敢望！”明白指出，即使皇帝陛下英明，每一件事都处理得当，也是不对的，况且并不能事事正确，必将遗祸致乱。又如，赵佶诏令不经中书，便有御史上书责言：“事不出中书，是谓乱政！”……

　　　　大宋的士大夫敢以言论行动抑制皇权，与大宋两条祖制——“与士大夫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密切相关，在空前提高文官的地位和权力，并保障生命安全的同时，让大宋的士大夫们自觉肩负着与皇权治天下的责任。这个“治天下”的具体表现，不是士大夫官员承担着朝廷中央各部衙和地方路州县的职权，而是朝廷政令的制定不能由皇帝一人独断，即：“凡废置予夺，人君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