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凰涅天下-第4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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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技术不仅靠经验，还得有脑子。而读书人比起不识字、见识少的工匠，显然更有脑子。但读书人多半不愿从事贱业，即使潦倒得在街上摆字摊，也不乐意给商人做工。于是，名可秀提出的“自建学堂，助学为贷，契约养工”打动了有需求的大商贾，纷纷出资，投入到学堂兴建中。
事实上，那些家里无力支付学费的学子在入学时多半都签了契书，名为“定向养才契书”，约定学子学业完结后将在什么商号从事何职，而在学期间的一应学杂费、膳宿费都由签约商号负担。
这种“定向养才”方式渐渐地被其他商贾借鉴，越来越多非会员商贾也向共济学堂投入助学金，要求共济学堂为他们培育“定向养才契约生”。
随着共济学堂在各府州县的建立，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商贾也纷纷开建定向养才学堂，越来越多的贫穷子弟和平户子弟得以入学读书。及后，官府也开始兴建专门的机械技术学堂，招收普通平民子弟入学，学成后分遣至冶炼场、造船场、农机场、工械场等等。
随着这些契约学子进入到各种技作行当，推动了冶炼术、造船术、航海术、印刷术、农耕机械、工坊机械等各类技术的发展。
而眼下正因章舜举这番话且作沉吟的官员们，并未意识到共济学堂“教之非仕而以技”的做法将带来大宋的“技校文教”，并因之带来了一个浩荡的技术革新时代。
此时此刻，这些官员们却在为读书人学成后从事贱业而皱眉。
叶梦得瞟了眼宋藻，没有说话。
尽管他心里有想法，但文教属礼部管辖，他不愿多作置喙，而且他也不想贸然开罪学堂幕后的主事者——在户部商令商策的推行上，他还有诸多需借助名可秀的地方。
朱震说了句：“教以非仕，这话倒是有理。读书人嘛，不能都求利禄。”
这话实际上是隐隐指责学堂“教以技，从鄙事”的做法。
何涣则是直言责斥，“学校当以养贤弘道为旨，士人当以耕读为本，岂可以持贱业为道？”
时下士人皆以贱业为耻，不务贱业是读书人通行的想法。
章舜举依然一副谦和神态，说道：“事农当然好，但有田者少，无田者多，而坊郭贫户更无寸亩。安身立命，如奈何？就算圣人，也有贫贱从鄙事之时。”
他说的是孔子。
孔子的出身并不富贵，他是鲁国孔氏贵族和一名平民女子野合所生的私生子。在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性很开放，一男一女瞧顺眼了野合是很寻常的事，女子未婚而孕也不为时人所耻，有母而无父的私生子很多。孔子少时只知母不知父，随母居在平户里所，生活贫困，十七岁时母亲便丧。孔子为谋生计，从事过多种贱业及“鄙事”，包括做过丧礼的吹乐手。
当孔子成名后，有位大宰曾对孔子的弟子感叹道，孔子什么都会，真是圣人生而知之啊。孔子知道后，便对弟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前一句是说他少时贫贱，所以会做很多事，并不是生而知之；而后一句则是教导弟子多才多能，包括做鄙事的技能。
至孔子之后，儒家子弟践实务的就越来越少，而贱鄙事之风越来越盛。及至唐人宋人，士人都避讳孔子身世，认为有损圣人光辉，但谁也不能否认，孔子三十以前贫且贱，从鄙事为生。
何涣气得瞪眼吹须，辩解道：“孔子从鄙事，此为生计所迫，及后传学弘道，才是正途。”
章舜举呵呵一笑，“这些学子亦是生计所迫，若得以改善，自当向上进取。”
这时宋藻接过话道：“教化安民，这个义旨符合圣人之道啊。圣贤有云，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修身、齐家、治国。修身、齐家之后，才能治国、弘道。若家计都无着落，又何谈齐家？天下万万子民，非人人可成贤才，若教之以德智，谋之以生技，则为民生之幸。而少一家贫户，则多一分安定，长远而言，益于国家。”
宋藻这么一说，大家都不说话了。其中，有认同的，也有不认同的。但不认同的官员见两位参政都默不作声，便也默然了。
章舜举适时引领众官人沿着廊庑往前，视察完小学斋又往楼上的大学斋。
上下学斋都有楹舍空着，显见学子还没有招满。
叶梦得便问：“已招了有多少学子？”
章舜举回道：“已录三百七十九名。明春在安居坊招录，届时将招至六百。”
安居坊的这所共济学堂比内城两所都要大，虽然建在坊内，却并不限于坊内招生，内城外城和京城周边的贫家子弟都在招收范围内——已经收录的这些学子部分来自内城，部分则来京城最近的仁和县两个镇市的贫户。
叶梦得心里盘算着等明年长定坊、永宁坊的共济学堂建成后，就将慈幼局八岁以上的恤孤都送进去，既让这些孤弃儿得到小学大学的完整教育，同时也省去朝廷在这方面的开支，而且，以后的谋生也解决了，一举三得。
叶梦得捋须眯了下眼，共济学堂这种办学，必须支持。
朱震心里也在盘算着，如果户部再掐工部预算，就从共济会要捐助。
至于学堂办学上的不妥之处，日后再论不迟。
作者有话要说：继续侧描呀侧描~~~~~~~~~~~
正文 328新的学派
出了学楼往前行出百步左右；就是学堂的藏书楼。
楼楣上悬匾“百味书屋”。
叶梦得咦了声；“这名起得倒是有趣。”
章舜举微微笑着；“人生百味，尽在书中。咀嚼百遍，方得其味。”
叶梦得哈哈笑起来，“有意思。”
不经过人生阅历的人取不出这样的名来。
朱震眯眼看了眼匾下——题篆依然是“凤山”。
这回书的却不是颜体，而是行楷；七分端谨；三分灵动。
端于书而不尽信书，思辨灵活。
何涣微微叹了口气；说了句：“可惜。”
如此胸有丘壑的女子；可惜办学理念上岔了道。
何涣起了惜才之心。
苏駉捋须一笑，也说了句：“心思巧妙。”
何涣哼了声；甩袖径直往前。
苏駉哈哈一笑，双手负后，悠然而行。
太学的学风历来比国子监开放，自苏駉掌校后，学风、思想都更加活跃，比起国子监的稳重守旧大有不同，是以在对待共济学堂的教学方向上，苏駉与何涣的态度便有所不同。
在他看来，与其让士子落第不中而对朝廷生出怨愤，倒不如谋业而安。当然他对士子事于商贾也存着疑虑，但更多的是对这些学子能否“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方面的忧虑，而非对读书人操持贱业的反对。
有这番思虑，苏駉抱着拭目以待的心态。
或许共济学堂能走出一条道来。
在凤凰书院，他已经看到了一条与官学不同的路。
从隋唐立科举取士之后，学校便成了科举的附庸，无论官学私学俱是为了科举取士。及至大宋，士子功利心更重，官学之弊尤甚，学子争驰功利之末，而弃道德之本，以空虚之说为是，而无济世保民之心。
至元丰、崇宁大兴官学，许多知名于世的书院——如天下四书院之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书院——都被并入或转为官学，而这些书院倡导的“不附利禄、明辩通达”的学风也被官学的科举仕禄之风所侵。
及至朝廷南渡，在鼓励私学的策令下，私学书院才又兴盛起来，但学风、教育资质参差不齐，没有出现如宋初之时四大书院领衔天下的盛景。
而凤凰书院的出现令人耳目一新。
这是南渡后书院首次提出——教以“学问”，而非“仕途”。
《凤凰书院记》写道：“岂特使学子群居佚谈，但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学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
——书院不是求科举之地，学子不能“为决科利禄计”；而书院也不仅仅是教以词名文章，而应注重德行培育；书院办学之宗旨，是“成就人材，传道济民”。
苏駉认为，这才是学校养贤育士之义。
与书院的“传道济民”相较，共济学堂以“教化安民”为旨，一个“济”，一个“安”，一个是经国济世之大道，一个是安身立命之小道。小道若走偏了，就是僻道；走正了成坦途，便也能成大道。
共济学堂这条道能走多远？
总是要试一试的，苏駉心想，就如凤凰书院“兼收并蓄，百家争鸣”的路子，不也走得有声有色？！
顷刻，众官步入书楼内，但见一室宽阔，内里是一排排樟木书架，外面整齐摆放着杉木书桌和书椅。这时学子们都在上课，书屋内空荡荡的，只有青巾布袍的书管恭敬立在一旁，向众位官人行礼。
两位夫子守在门外，以防学子下课后贸然闯入。
门内左右两侧分别立着一座木刻屏风，填漆字体遒劲有力，赫然醒目。
左面的屏风刻着“学思并进”。
在这行字左侧又刻着小字释意：
“学者，知之其理也，不可恃己之聪明，而一惟先觉之是效。思者，研究其理之所以然也，不拘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徒学而不能思，则无所发明，罔然而已。思而不务学，则无可据之地。盖其所学，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学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内外进矣。”
意思是，“学”要吸取先行者的成就，而不可任凭自己的主观臆测，“思”要注重独立思考，不要为先行者的学说而构牵，而学和思要并行，不可偏废一方。
众官看后，都微微点头。
右面的屏风刻着“行先知后”。
在这行字左侧也刻有释意：
“知之非艰，行之惟难。盖因往圣之学，已立知矣。而思辩辟异，未尝离行以为知也。故以行而求知，因知而进行。然知行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当相资以互用，不可缺也。”
众官看完这段文字，脸色都变得严峻起来。
这段话说的是“知行论”。
“知”即道德知识，“行”即实践。
知行论一直是儒家争论的论题之一。
时下儒家三大学派，王学倡导“知行并发”，程学倡导“知先行后”，温学倡导“知行合一”——共济学堂立在这的“行先知后”，便与三大学派的论点都大有差异。
名可秀提出的是一种实践创知论，主张获取“新知”必须以“行”为前导，唯“行”才能获得“真知”。
对于共济学堂的学子们来说，他们大多数人未来的出路是从事各类技业，而圣贤学说和课本知识无法解答在技术上遇到的难题，一切得靠他们自己去摸索，在实践中思考创造，解决问题，获得新知。
因此，行在知前，行为重。
而司马光的温学主张“知行合一”，继承的是荀子的学说：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着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说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
意思是说，闻、见、知、行，是学习的四个阶段，而知在行先，但行是最高阶段，行高于知。这是因为，只有将知付诸实践，才是对知的真正体会。若知而不行，必然陷入谬妄困惑。——从知行的先后上来讲，仍是主张知在行前；但又强调行高于知，故而为知行合一论。
王安石的新学主张“知行并发”，即：
“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
意思是说，知行属于同一个认识过程，二者相即不离，行必须以知为指导，而知有益于行的深化。
二程的洛学则鲜明主张“知先后行”——
“须是知了方行得，……君子以识为本，行次之。”强调知为先。
比较而言，名可秀的“行先知后”论与王学的“知行并发”最为相近——“行先知后”也必须在已知的原理根基上进行，即王学的“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
而与另外两学派的差异便大了。
在场众位官员面色各异，有蹙眉，沉脸，也有嗔眉怒色。
属于王学派的官员中，如叶梦得、张致远、苏駉等几人，虽然蹙着眉头，神色还算缓和。
而工科给事中贾安宅等三五位官员属于温公学派，便沉了脸。
二程洛学派的朱震、许景衡、何涣等官员就明显有怒色，这“行先知后”分明与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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