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凰涅天下-第2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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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到这里，她十分愉快地落笔，“另外，由于审判的回避制度，一些和嫌犯有亲属关系或牵连的治平推事不能参审，这造成一批备选推事的出现；一些县因牵连的地富实在太多，造成备选推事出现了一些‘中富庶民’……相对于那些富裕的大地主大商家来讲，他们是中等的有钱人，我将之定义为‘中产阶级’……这样的中产阶级，在富裕的城市，诸如成都、绵州、杭都、江宁、苏扬、广州……有很多……这是一股被士大夫忽视却不应被忽视的力量……”
　　
　　***
　　
　　七月的雷声轰轰不止，到月底时，西川路的“公审风暴”从官员阶层刮到了胥吏群体。
　　
　　卫希颜对胥吏群体的治罪提出了一个宽贷政策：凡具出本职司可用的办事规程、贪腐舞弊的要点，并提出防范措施的，量刑时可酌情减一等半等。这个政策已有先例，最初是用在徽州的胥吏断刑上，之后又适用于两淮路。
　　
　　这个法外施恩的政策是由名可秀定出，恰是针对地方处政的胥吏欺官之弊。
　　
　　大宋州县的具体政务通常把持在吏员手中，这同公文制度有关。州县与上级的往来，上级对州县的监督，主要通过公文进行，而公文的拟制和收发处理都在吏员。并且，处政不可离的钱粮档案，也为吏员把持。例如，有些州县的官方钱粮册仅仅登记了户名，根本不能作为征收的依据，而实际征收税赋所需的户贯情况，是记录在吏员的秘册中，这种秘册不属于公文，连州县长官都看不到。以致地方处政时，常常吏大欺官。
　　
　　为何会如此？因按大宋体制，官员必须易地任职，人生地不熟，加上朝廷取官历来重文采、不习民事，所以政务必须依赖于吏。又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吏员祖辈居于本土，熟悉当地情形，且耳目灵通，关系熟络，又老于世故，州县长官想不依靠都不行。一方面，要信赖吏员的经验处政，同时，却又要防范吏员的贪赃舞弊。
　　
　　但吏员贪赃之花样百出，非精明者能体察。如借报销索贿、借司法勒索当事人、征税中掉包、税票重号（编号重复，重复的号码就可私吞）、大头小票（存根票据和发出票据数字不一）、催比中的贿赂……并且，奸吏为了贪赃方便，往往形成一个运作网，牢不可破。以县衙为例，操持公文的书吏不仅包办行政事项，通常还与县城的各粮行、保歇（保人兼客货栈主）勾结，用他们作中介，甚至让自己的父兄家人当保歇开店铺——所有要到衙门打官司、交赋税、办理事务的百姓，一般都要通过这些保歇。通过他们的就一路通行，不通过他们的就处处刁难。
　　
　　这样的贪赃运作，必得地方长官洞若烛火，方能控制得住，但徒具文采却不习民事的长官又有几个能驾驭？清廉的官员唯得独善其身，却无力整治这样的地方腐吏之害；而更多的官员本身就不正，这下一拍即合，官吏齐齐腐败，这地方衙门焉有不黑的？
　　
　　名可秀道：“大宋官场的腐败，一是官员的腐败，二是胥吏的腐败；澄清吏治，首要　“清”官，重点“清”吏，缺一则功败矣！”她定出的“法外施恩”正是针对腐吏之弊，在紧绷的法网中留出一条缝，逼出这些把持在吏员手中的“秘诀”“秘册”之类。如此，之后新上任的地方长官将通过这些规程尽快掌握衙门处政关要，暸解奸吏贪赃的手段，防范“吏大欺官”。
　　
　　卫希颜在临时的制置使公署传见布政司的三位主官，道：“经公审团这番吏治整饬，多数州县的官员必将清之一空，我看了你们递上来的从府学、州学、民间张榜招募选拔的新官名单，我和北廷雷相君均无异议。然有一点，诸君需得谨记：选官不仅要重德，也要重视民政能力——不习民事者，必为奸吏所欺……”
　　
　　公案下布政使赵开、南朝布政副使李光、北朝布政副使胡松年三人均正身谨坐，听到这里，皆点头称是。
　　
　　“所以，这些地方官要和法司官一样，给一年的代职期，以习民事。期满考核，既考德、亦考绩，还要考具体政务，能者留任，劣者淘汰。这要成为一条体例：‘无民政经验的新上任州守、通判、县令、县丞，皆须一年代职’布政司将此写入西川官员的选拔制度中。”
　　
　　三人同声应承：“诺！”
　　
　　卫希颜敲了敲公案上的一叠文牍，道：“这几天我看了法司呈上的书吏贪赃札子，真可谓花样百出，让人叹为观止。”她随手挑了三份札子，真气暗托下冉冉飘到赵开、李光、胡松年膝上。在三人翻阅时，她问：“以三位看来，群吏何以会贪赃不法？”
　　
　　李光放下札子，抬首道：“小吏多品行不高、良莠不齐，不修德修身，行必不正。”
　　
　　赵开和胡松年均点头，胥吏品行不高是士大夫的共识。卫希颜也点了头，却又笑问：“除此外，可还有他因？”
　　
　　胡松年拱手严肃道：“地方长官惩治不力，刑法不峻，奸吏无以震慑，自是贪赃不畏。”
　　
　　“这亦为一条。可还有？”她眸子看向赵开。
　　
　　布政使沉思片刻，略有踌躇后道：“吏员薪俸不高，为利益故，多贪赃以养家。”
　　
　　李光哼道：“君子者持身而正，焉可为利而趋？”
　　
　　卫希颜淡笑，“熟读圣贤经典的官员尚持身不正，况乎小吏？这世上，真正如孟子言能‘贫贱不移’的君子者有几个？官员中君子少，小吏中更是如此，是以要有法。但长官身不正，有法亦如无法，所以要设独立的法司来监察，又需得防范法司腐化，所以要有民间的治平推事来监督。事越明于公，黑暗便越少。”
　　
　　李光、胡松年虽然对民间推事陪审仍有看法，却也承认卫国师所言有几分道理，所谓“事不明则晦”，而“兼听则明”，国师所为当出于此理吧？
　　
　　“但有了法司、治平推事，也不能防范吏员贪赃就此绝迹。所谓治病要去根，这防治腐吏贪赃嘛，当然也要从根子上着手。”
　　
　　三人不由露出倾听的神色。
　　
　　卫希颜道：“方才赵使君说到了一点，吏员的薪俸太低，这显然是实情。圣人道：为官而不求食者，鲜矣。何况吏人？是以到衙　
　205、清浊之分　。。。　
　
　
　　门为吏者，自然是为了养家糊口。李副使又提到吏员良莠不齐，这亦为实情。吏员薪俸既少，地位又低，不能吸引到考进州府学的读书人加入，这素质么自然差了几筹。”
　　
　　三人面色均一动，便听国师道：“提高胥吏的薪俸，吸引读书人的加入，既解决了考不上进士的读书人的出路，也可以提高胥吏的素质，此为一举两得的好事。诸君以为如何？”
　　
　　李光颔首，“此确为良策，不过……财赋上怕是不能支持。”
　　
　　卫希颜道：“此事若是朝廷，在各路各州齐行定有财政上的困难，然仅西川一地，以西川财赋而为，应有余力。赵使君以为然否？”
　　
　　曾为转运司判官，深悉西川财力的赵开点头，“若谨慎计略，应属可为。”
　　
　　“此事我已和北廷雷相君议过。便由布政司和转运司共商，提出可行章程。兹事体大，且赵使君谙熟财务，便由你为首负责此事。”
　　
　　赵开应喏：“谨承尊命。”
　　
　　“仅仅这样还不够。”卫希颜又道，“在晋升体制上，我们必须允许更多的吏员能晋升到有品阶的官员，德能优异的能做到县丞、县令、通判、州守。”
　　
　　三人的表情顿然惊诧，官与吏是清浊两流，虽说按朝廷体制，吏员积功累劳，经多年磨堪几转之后，也能升到有品阶的官位——这称为“杂品入流”，有的能升到主簿，但考核年头长且只有极少名额，能升到县令的更是万中为一，况乎通判和一州之长？
　　
　　胡松年皱眉道：“国师这是打破朝廷体例了！”
　　
　　“不利政的体例就要改变。”卫希颜目光扫过三人，“官员中不乏能者，然多数读书人为官是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以差遣要郡为贵途，抱着这样的为官目的，哪能用心在地方政务上？”
　　
　　三位布政使都敛眉，李光叹道：“为官者热衷仕途而轻忽务政体民，此乃地方弊害之要。”
　　
　　卫希颜道：“和这些无能无为的地方长官相比，长期操事政务的吏员更能处政，但官吏的地位却悬殊，有能者屈于无能者之下，没有上升通途，久之便成贪腐。”
　　
　　这实质上就是官和吏之间因地位悬差带来的政治前途和经济利益之争——这种冲突导致了吏员的群体性腐败。
　　
　　“从官员来讲，要修德，要懂民事；从吏员来讲，要提高他们的薪俸和地位。治吏当如治河，堵不如疏，这两策便是疏导之法。吏员的待遇和地位提高了，才能吸引更多的读书人加入，提高吏员群体的素质，使良吏充于衙门。上有德官，下有良吏，地方治政何得不清明？”
　　
　　不待面有犹疑的三人开口，卫希颜先就堵了他们想说的话，“这事若提上朝廷，必有大臣道：将士大夫与胥吏混为一谈，乱了清浊之分。”
　　
　　三人表情戚戚然。
　　
　　卫希颜起身负手一笑，“这些大臣‘以士大夫与胥吏同处官阶而耻’，然怎不为与贪赃官员同伍而耻？有士大夫道胥吏名声败坏，耻与为伍，然我等大宋官员在民间又有几个有好官声的？在黎庶眼里，上有坏官下有坏吏。所谓贪官污吏，这官的‘名声’可是在吏的上头。”
　　
　　她微微向前倾身，带了些居高临下的气势，“汝等以为如何？”
　　
　　赵开三人低低议了几句。赵开考虑的是将在路级诸司引起的反对压力，而李光掂掇的是“清浊”之分，至于胡松年的想法就有些复杂了。他幼时父丧家贫，由母亲机织供读书，在里巷间长大，深悉民间生活之苦，因此对提高吏员薪俸是赞同的，但对吏员入士大夫阶层也颇犯踌躇。
　　
　　卫希颜坐回公案后，听着下面三位布政使说着清浊之分不可乱，笑了插了一句：“三位可记得张元、吴昊投夏之事？”
　　
　　这是大宋仁宗时期的一段耻事，虽然朝廷禁止宣扬，但多数士大夫却是知晓的，座上这三位地方大员便在其中。
　　
　　张元、吴昊是仁宗时陕西华州的两名书生，皆负才华，但参加几次科举却始终不第，眼看岁月空去，身怀抱负却无法施展，自是满怀郁闷。当时，正值李元昊建国，大宋西北警报迭传，张、吴二人到边境游历后顿生报国热忱，据说张元有诗道：“七星仗剑决云霓，直取银河下帝畿。战退玉龙三百万，断鳞残甲满天飞。”霸气豪情可见一端。
　　
　　遗憾的是，现实与理想冲撞，二人科举不第，自是空有一腔热血，一首“踏破贺兰石，扫除西海尘。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穷鳞”的《述怀》诗表达了两人怀才不遇的心情。后来，他们终于想到了一种不需要通过科举也能报效国家的方式，那就是投军。
　　
　　于是，两人结伴来到西北军驻地，想毛遂自荐，却又担心不被接见，想了个妙法。在大石上刻下自已的述志诗，雇了几个壮汉拉着石头朝军营走，两人跟在后面嚎哭。这办法果然引起了边帅的注意，在大营中接见了两人。但边帅不识才，说话的态度不怎么中听，对任用他们也表现得很犹豫。
　　
　　张元和吴昊皆为心气高傲之辈，顿觉受了侮辱，出帐后愤懑难平，一气之下直接投了李元昊，为他献谋献策。张、吴二人素有科举不考的奇谋诡才，又是陕西本地人，多次游历西北，对宋境地理很熟悉，李元昊在二人的帮助下，大败宋军，把大宋朝折腾得够呛。
　　
　　经此教训，北宋的西北“边帅始待士”，不敢轻视读书人。而也因此事件后，大宋朝廷对读书人更加礼遇优厚，仁宗下诏，废除殿试的黜落制，不第者也可保有“贡士”的功名。防的就是如张元这种通过州试、省试却因殿试不中而被黜落全部功名的读书人生事。也正因有这个“前科”教训，是以卫希颜处置商儒贡士斗殴一案时，说出“剥去功名”时立时被朝臣涌出反驳，虽然所谓“剥夺功名”的只是为给商儒贡士施加压力的说说而已，却仍然让卫希颜承受了不小的压力——若当真要剥夺几百名贡士的功名，最后在朝中定难通过。
　　
　　话说回来，虽然朝廷因张吴事件的教训而更加优待读书人，但科举取士毕竟是少数，十几万人的科考大军落第的还是多数，这些不第却不能说无才的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