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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王小波全集-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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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婆读过了博士,现在是社会学家,做过性方面的研究,熟悉这方面的文献——什么homo、S/M,各种乱七八糟,她全知道。这样她就自以为很有学问,所到之处,非要直着脖子嚷嚷不可。有一次去看电影《霸王别姬》,演到关师傅责打徒弟一场,那是全片的重头戏。整个镜头都是男人的臀部,关师傅舞着大刀片(木头的)劈劈啪啪在上面打个不休,被打者还高呼:“打得好!师傅保重!打得好!师傅保重!”相信大家都知道应该看点什么,更知道该怎么看。我看到在场的观众都很感动,有些女孩眼睛都湿润了。这是应该的,有位圈内朋友告诉我,导演拍这一幕时也很激动,重拍了无数次,直到两位演员彻底被打肿。每个观众都很激动,但保持了静默……大家都是有文化的。就是我老婆,像个直肠子驴一样吼了出来:大刀片子不够性感!大刀片子是差了点意思,你就不能将就点吗?这一嗓子把整个电影院的文化气氛扫荡了个干净。所有的人都把异样的目光投向我们,我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但没有找到。最近,她又闹着要我和她去看《红樱桃》。我就是不去,在家里好好活着,有什么不好,非要到电影院里去找死……这些电影利用了观众的暧昧心理,确实很成功。    
    国内的大片还有一部《红粉》。由于《霸王别姬》的前车之鉴,我没和老婆一起看,是自己偷着看的。这回是我瞎操心,这片子没什么能让她吼出来的,倒是使我想打磕睡。我倒能理解编导的创意:你们年轻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知道什么是妓女吗?好吧,我来讲一个妓女的故事……满心以为我们听到妓女这两个字就会两眼发直。但是这个想法有点过分。在影片里,有位明星刮了头发做尼姑,编导一定以为我们看了大受刺激。这个想法更过分:见了小尼姑就两眼发直,那是阿Q!我们又不是阿Q。有些电影不能使观众感到自己暧昧,而是感到编导暧昧,这就不够成功。影视方面的情形就是这样:编导们利用“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文化氛围,确实是大有可为。但我们写稿子的就倒了霉:想要使文字暧昧、可意会不可言传,就只好造些新词、怪词,或者串几句英文。我现在正犯后一种毛病,而且觉得良心平安:英文虽然难懂,但毕竟是种人话,总比编出一种鬼话要强一点吧。前面所写的homo、S/M,都是英文缩写。虽然难懂,但我照用不误。这主要是因为写出的话不够暧昧,就太过直露,层次也太低。这篇短文写完之后,你再来问我这些缩写是什么意思,我就会说:我也不知道,忘掉了啊。我尤其不认识一个英文单词,叫做pervert,刚查了字典马上就忘。我劝大家也像我这样。在没忘掉之前,我知道是指一类人,害怕自己的内心世界,所以鬼鬼祟祟的。这些人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有点变态。假如有个pervert站出来说:我就是个pervert,那他就不是个pervert。当且仅当一个人声称:我就不知道pervert是什么时,他才是个pervert。假如我说,我们这里有种pervert的气氛,好多人就是pervert,那我就犯了众怒。假如我说,我们这里没有pervert的气氛,也没有人是pervert,那恰恰说明我正是个pervert。所以,我就什么都不说了。    
    注:homo=homosexual    
    S/M=sadist/masochist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第6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
    前不久在《中华读书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在北大听戴锦华教授的课,听到戴教授盛赞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就发问道:假如你有女儿,想不想让她看这本书?戴教授答曰:否。于是作者以为自己抓到了理,得意洋洋地写了那篇文章。读那篇文章时,我就觉得这是一片歪理,因为同样的话也可以去问谢晋    
    导演。谢导的儿子是低智人,笔者的意思不是对谢导不敬,而是说:假如谢导持有上述文章作者的想法,拍电影总以儿子能看为准,中国的电影观众就要吃点苦头。大江健三郎也有个低智儿子,若他写文章以自己的儿子能看为准绳,那就是对读者的不敬。但我当时没有作文反驳,因为有点吃不准,不知戴教授有多大。倘若她是七十岁的老人,儿女就当是我的年龄,有一本书我都不宜看,那恐怕没有什么人宜看。昨天在一酒会上见到戴教授,发现她和我岁数相仿,有儿女也是小孩子,所以我对自己更有把握了。因为该文作者的文艺观乃是以小孩子为准绳,可以反驳他(或者她)的谬见。很不幸的是,我把原文作者的名字忘了,在此申明,不是记得有意不提。    
    任何社会里都有弱势群体,比方说,小孩子、低智人——顺便说一句,孩子本非弱势,但在父母心中就弱势得很。以笔者为例,是一绝顶聪明的雄壮大汉,我妈称呼我时却总要冠个傻字——社会对弱势人群当有同情之心。文明国家各种福利事业,都是为此而设。但我总觉得,科学、艺术不属福利事业,不应以关怀弱势群体为主旨。这样关怀下去没个底。就以弱智人为例,我小时候邻居有位弱智人,喜欢以屎在墙上涂抹,然后津津有味地欣赏这些图案。如果艺术的主旨是关怀弱势群体,恐怕大家都得去看屎画的图案。倘若科学的主旨是关怀弱势群体,恐怕大家都得变成蜣螂一类——我对这种前景深为忧虑。最近应朋友之邀,作起了影视评论,看了一些国产影视剧,发现这种前景就在眼前,再看到上述文章,就更感忧虑。以不才之愚见,我国的文学工作者过于关怀弱势群体,与此同时,自己正在变成一个奇特的弱势群体——起码是比观众、读者为弱。戴锦华教授很例外地不在其中,难怪有人看她不顺眼。笔者在北大教过书,知道该校有个传统:教室的门是敞开的,谁都可以听。这是最美好的传统,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但不该是谁都可以提问。罗素先生曾言,人人理应平等,但实际上做不到,其中最特殊的就是知识的领域……要在北大提问,修养总该大体上能过得去才好。    
    说完了忧虑,可以转入正题。我以为科学和艺术的正途不仅不是去关怀弱势群体,而且应当去冒犯强势群体。使最强的人都感到受了冒犯,那才叫做成就。以爱因斯坦为例,发表相对论就是冒犯所有在世的物理学家;他做得很对。艺术家也当如此,我们才有望看到好文章。以笔者为例,杜拉斯的《情人》、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还有许多书都使我深感被冒犯,总觉得这样的好东西该是我写出来的才对。我一直憋着用同样的冒犯去回敬这些人——只可惜卡尔维诺死了。如你所见,笔者犯着眼高手低的毛病。不过我也有点好处:起码我能容下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2月28日《中华读书报》。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电视与电脑病毒
    在美国时看电视,有些日子闹神,有些日子闹鬼。假如你打开电视机,看到所有的人都在唱歌,那一天准是圣诞节。所有的人都在唱“静静的夜、神圣的夜”,有的频道上是乡村歌手,弹着吉他,有的频道是普普通通的一家人,围在炉边唱。还有的频道上甚至是帕瓦罗蒂本人,在一个大教堂里和一群唱诗班的童子一道,把所有该在这一天唱的歌都唱完才算完——看一天电视就可以把所有的宗教歌曲都听会。那一天是耶稣基督的诞生日。美国又是个基督教国家,我们外国人没什么可说的,倒是他们美国人自己在说:年年都是这一套,真是烦死了。美国人喜欢拿宗教开些玩笑,不是因为他们不虔诚,主要是因为老是这一套,他们觉得有点烦——好在一年就闹这一次。闹神的情况就是这样。还有的日子打开电视,满屏幕都是鬼。那些绿脸的鬼怪从坟里钻出来,龇着牙在街上走着,仿佛整个世界都是绿的——当然,那一天准是万圣节。对这一套老百姓早就烦死了,经常给报刊写信臭骂电视台,但他们就是不肯改。还有时屏幕上一片鲜红,有个面目狰狞的家伙手执大斧,在所有的频道上砍人,直砍到人头滚滚,血流成河。此时你怎么也想不起还有一个砍头节。找日历来看了才知道,那一天是十三号星期五,也就是黑色星期五。对于砍人头的电视片,多数美国人恨得要死,但电视台偏要放。他们的脑子被日历拘住了。大家都知道,有些计算机病毒是择日发作的,其中有一种就叫做“黑色星期五”。这一天真是不幸,电脑闹病毒,电视也闹病毒。美国人自己也是这么说的:赶上特别的日子,你休想看上像样的电视节目。    
    自从我回了中国,电视总算是不闹“黑色星期五”了。但它还是一阵一阵的,和有病毒的电脑颇有点像,中国电视台的编导脑子里也有本日历。有些日子所有的频道都在闹日本鬼子——当然,这些鬼子和汉奸最后都被抗日军民消灭了,但这不能抵偿我看到他们时心中的烦恶:有个汉奸老在电视屏幕上说:太君,地雷的秘密我打听出来了——混账东西,你打听出什么了?我十五岁开始,你一直说到了现在!还有些日子所有的频道都在引吭高歌,而且唱得都是没滋没味的。这和日历当然有关,有些日子是教师节,有些日子是老人节、儿童节。现在的节日甚多,差不多两个礼拜必有一个节日。假如把纪念日算上,几乎每天都有点说头。有个说头电视台就得有所表示,表示的结果往往是让人烦躁……    
    某一天成为节日或者纪念日都是有原因的,我和别人一样,对此不敢有分毫的不敬。六月一号是小朋友的节日。到了这一天电视台就不需费心安排节目,只管把平日没人看的儿童题材影片弄上去演。有些影片质量很次,有些则是过时的黑白片。大人看了不满意,编导可以说,今天是儿童节,为了孩子,您就忍着点吧。小孩不满意,则可以说:叔叔阿姨们特地给你安排了节目,亲爱的小朋友,你不要给脸不要脸哪。总而言之,各方面都交代得过去,还省了买好节目的钱。但是这样的儿童节目    
    望小朋友会爱看。其实,儿童节的情况还算好的,到了我们的节日更糟。到了教师节,就唱些歌来歌唱人民教师,我当过很多年教师,但就是不爱听那些歌——连词带曲全都很糟。词曲作者写应景的作品,当然提不起精神。歌手们唱这种应景的歌也尽跑调儿——我看他们上台前连练都没练过。不练是对的,练这种绕嘴的歌儿会咬伤舌头。人民教师里教音乐的人听了这种歌准要哭:怎么教出这样的学生来了?以前我当教师,听见这种歌就起一身鸡皮疙瘩。现在不当了,鸡皮疙瘩起得倒少了……到了春节就要听相声,相声越来越不逗。还有那些犯贫的小品——平常的日子还可以不受这种罪……    
    对电视观众来说,幸运的是:不是每天都是节日和大的纪念日,在这些日子里可以指望看点好节目。对电视台的编导来说,不幸的也是:不是每天都是节日和纪念日,那一天他们必须给观众找点节目。我现在站在编导一方来说话——我们应该体谅电视台的难处。我认为,可以增加节日和纪念日的数目。举例来说,现在有儿童节、青年节、老人节,怎么没有中年节呢?要知道,中年人肩负着生活的重担。再比如说,现在有妇女节,为什么没有男人节呢?要知道,男人更需要关怀嘛。再说,打鬼子也不必等到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每年的“七七”和“八一五”都可以打他们。经过这样安排以后,可以做到每天都有一个题目,只要在这个题目之下,不管节目好坏都可以演。到了中年节,除了《人到中年》,似乎没什么可演的了,这就省得挑挑拣拣,年年都演它。我现在想不到有什么专以男人为题材的影片,那就更好。干脆什么都不演,电视台放假,在屏幕上放一条字幕:本台全体人员向全国所有的男同志致敬。有些计算机病毒闹起来就是这样:屏幕上冒出一行字来,就焊死了不动了……有些电脑可能会染上某种择日发作的病毒,比如“黑色星期五”、“米开朗琪罗”,这种病毒要好几年才发作一次,一台电脑也顶多染上一两种病毒。电脑病毒不可能时常发作,更不可能每天都发作。这理由很简单:电脑是买来用的,每天闹一次,这种破烂我们要它有何用处?相比之下,我发现大家对电视比电脑宽容得多。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11月8日《戏剧电影报》。发表时题目为“电视与计算机病毒”。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在美国左派家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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