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颠与文明-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此刻的圆满完成来组织人的全部生活。幸福时代的宗教永远赞美着“现在”。但是，一旦它在现代被理想化后，宗教就在“现在”的周围投上一个时间的光环，一个空虚的环境。这是一个充满游手好闲和悔恨的环境，人的心灵完全陷于焦虑不安，放纵的感情听任时间日复一日地虚耗；最终，疯癫可以恣意妄为了。
领导享平与零零零。一般说来，文明构成了有利于疯癫发展的环境。如果说知识的进步能驱散谬误，那么它也能传播一种趣味，甚至一种嗜书疾。书斋生活，完全陷于抽象思辨，劳心不劳力，这些会产生极其灾难性的后果。梯索解释说，在人体中，经常工作的部分首先变得强壮坚实；体力劳动者的手臂肌肉和纤维首先变得强硬，使他们身强力壮，健康长寿。“读书人的脑子首先硬化，使他们常常变得无法连贯地思维。”其结果必然是痴呆症。知识变得越抽象复杂，产生疯癫的危险性就越大。按照普莱萨万（Pressavin）的说法，如果一种知识接近于直觉，只需要大脑器官和内部感官的轻微活动，那么这种知识只能刺激起一种生理快感：“如果科学的对象是我们的感官能够很容易感受的，那么这种和谐的共鸣便便灵魂处于和谐一致。……这种科学在整个身体机器中进行着一种有益于各部分功能的轻微活动。”反之，如果一种知识与感官的联系过于薄弱，过于脱离直觉，那么就会引起大脑的紧张，进而使整个身体失调；“有些事物的联系人们很难把握，因为我们的感官不容易接近它们，或者因为它们的关系过于复杂，需要我们费力去研究它们。（有关的科学）使灵魂陷于这样一种活动，即不断地使内部感官处于极度紧张状态，从而产生极大的疲劳感。”这样，知识就在感觉周围组成了一种抽象关系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人有可能失去生理快感，而这种生理快感通常是人与世界关系的媒介。毫无疑问，知识在激增，但是，它的代价也随之增大。谁能断定今天聪明人比以前更多了呢？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断定的：“当今有更多的人患有智力病症。”这种知识环境的发展比知识本身更迅速。
然而，不仅知识在使人脱离感官，而且感受力本身也在使人脱离感官。感受力不再受大自然运动的控制，而是受各种习惯、各种社会生活的要求的控制。现代人，尤其是女人，夜行昼伏，阴阳颠倒：“巴黎妇女起床的时间比大自然规定的时间迟得多。一天中最好的时光已偷偷溜走，最新鲜的空气已经消失。人们无福享受它。日晒蒸腾起的有害烟气已经在大气中扩散。在这个时候，美人们才决定起床。”这种感觉紊乱在剧院中继续发展。那是一个滋生幻觉、挑逗感情、蛊惑心灵的地方。女人们特别欣赏那些“煽情”场面。她们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引起神经的骚动，虽然转瞬即逝，但后果往往很严重；一时的心乱神迷，为现代悲剧的表演而潜焉出涕，是由此产生的最轻的后果了。”‘他叫、说则构成一种更造作的环境，对于已经紊乱的感受力更加危险。现代作家极力以假乱真，为此而调动一切艺术手段。结果，使他们力图在女读者中唤起强烈而危险的情感的目的更容易实现：“在法国早期推崇骑士风度的时代，头脑简单的妇女满足于知道令人难以置信的惊人事件；而现在，她们则要求事实必须令人可信，而情感则应超凡绝伦，足以使她们神魂颠倒，心乱意迷。于是她们极力在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中寻求能够迷惑她们的新奇东西。然而，在她们看来，周围的一切都索然无味，因为她们要寻求的东西在大自然中是没有的。”小说则构成了一个可以滥用全部感受力的环境。它使灵魂出壳而进入一个虚幻的情感世界，情感越不真实就越强烈，也越不受温和的自然法则的控制。“如此之多的作家当然会造就出大批的读者。而连续不断地阅读就会导致各种神经病痛。在各种损害妇女健康的原因中，最近一百年来小说的无限倍增也许是最主要的。……一个女孩在10岁时就用读小说取代跑步，到了20岁就会成为一个忧郁的妇人，而不会成为一个贤妻良母。”
在18世纪，人们围绕着对疯癫及其传播的危险的意识，通过缓慢而零碎的方式，逐渐形成一套新的概念体系。在16世纪，疯癫被安置在非理性的画面上。在这种画面上，疯癫掩盖着某种模糊的道德意义和根源。它的神秘性使它与原罪发生了联系。奇怪的是，虽然人们从中感受到咄咄逼人的兽性，但并没有因此使疯癫变得无辜。在18世纪下半叶，疯癫不再被视为使人更接近于某种原始的堕落或某种模糊存在的兽性的东西。相反，它被置于人在考虑自身、考虑他的世界以及考虑大自然所直接提供的一切东西时所划定的距离。在人与自己的情感、与时间。与他者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的环境里，疯癫有可能发生了，因为在人的生活及发展中一切都是与自然本性的一种决裂。疯癫不再属于自然秩序，也不属于原始堕落，而是属于一件新秩序。在这种新秩序中，人们开始有一种对历史的预感。而且在这种新秩序中，通过一种模糊的生成关系，形成了医生所说的精神错乱和哲学家所说的异化。不论人处于二者中任何一种状态，都会败坏自己的真正本性。但是，自19世纪黑格尔之后，这二者之间很快就毫无相似之处了
第八章 新的划分
19世纪初，所有的精神病学家，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被同一种愤怒情绪所支配。我们到处看到相同的义愤，相同的谴责：“居然没有人因把精神病人投入监狱而脸红。”埃斯基罗尔（Esquirol）历数了波尔多的阿城城堡，图卢兹和雷恩的教养院，在普瓦捷、康城和亚眠依然存留的“比塞特尔”以及昂热的“古堡”，然后写道：“而且，几乎没有一个监狱里没有胡言乱语的疯人；这些不幸的人带着手铐脚镣与罪犯关在一起。这种混杂是多么可怕！平静的病人受到的待遇比罪犯还要糟糕。”
整个19世纪都对此做出呼应。在美国，图克一家成为自己先辈工作的历史学家和辩护士；在德国，继瓦格尼茨之后，赖尔（Red）为那些不幸者“像政治犯一样被投入人道主义的目光永远看不到的地牢中”而发出不平之鸣。实证主义者们在半个多世纪中不断地宣称，是他们最早把疯人从与罪犯相混杂的可悲状态中解放出来道统儒家传道的系统。春秋时孔子历叙尧舜传授之言，首，把无辜的非理性与犯罪区分开。
然而，证明这种说法的浮夸性是很容易的。多年以来，早就有人发出过同样的抗议。在赖尔之前，弗兰克（Franck）就说过：“那些参观过德国疯人院的人回想起所见所网都会心有余悸。人们一进入这些苦难之地就会感到毛骨悚然。人们听到的只是绝望的哭喊，但是家称以仁义治天下的方略为王道，以武力结诸侯的方略为霸，在这里居住的是有才智有道德的人。”在埃斯基罗尔之前，在皮内尔之前，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和特农（Tenon）都有所表示；在他们之前，整个18世纪都有持续不断的抗议声音，提出抱怨者甚至包括会被人们视为最冷漠的、最愿意维持这种混杂状态的人。在皮内尔等人大声疾呼前二十五年，马尔塞布（Malesherbes）“为了进行改革而参观国家监狱。凡是他认为精神失常的囚犯…被送到医院。他说，在那里，社会环境、体育锻炼和他精心规定的疗法定能治愈这些人。”在18世纪更早的时候，一代又一代的总监、财政官和管理员一直在小声地要求把疯人与罪犯分开。这种要求有时得到实现。桑利的慈善院长请求警察当局把一些犯人带走，把他们随便关在那个城堡里去。不伦瑞克教养院的管理员在1713年就要求不应将疯人与在工场劳动的犯人混在一起。19世纪利用各种同情心大张旗鼓地提出的要求，不是在18世纪已经被低声说出并被不懈地重复着吗？埃斯基罗尔、赖尔和图克父子所做的不正是大声疾呼，对多年来收容院里习以为常的事情提出抗议吗？从1720年到法国大革命，疯人被逐渐移出监狱的现象可能就是这些抗议的最明显的成果。
不过，还是让我们来听听人们在这种半沉默状态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吧。当桑利的慈善院长要求将疯人与某些罪犯分开时，他的论据是什么呢？“他（指一个犯人）很可怜，另外两三个人也很可怜。把他们关在某个要塞里，他们的情况会好些。因为和他们关在一起的另外6个人是疯子。这些疯子日夜折磨着他们。”这番话的含义对于警察当局来说应该是一目了然的论有密切联系，故有时也指经验论。，即应该释放这几个犯人。不伦瑞克管理员的要求也包含同样的意思：工场被精神病人的喊叫和制造的混乱搅得鸡犬不宁；这些人的狂乱发作随时可能制造危险，最好还是把他们送回禁闭室，或者给他们带上铁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两个世纪的抗议虽然表面相同，但其实质并不相同。19世纪初，人们的义愤在于疯人受到的待遇并不比刑事犯人或政治犯更好些。而在整个18世纪，人们关注的是犯人应该有比把他们与精神失常者关在一起更好的命运。在埃斯基罗尔看来，义愤出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疯人仅仅是疯人，而在桑利那位院长看来，问题在于犯人毕竟只是犯人。
这种差别也许并非如此重大。而且这种差别应该很容易被觉察到。但是，有必要强调这种差别、以便理解在18世纪的进程中疯癫意识是如何转变的。这种意识不是在人道主义运动的背景下演变的——那种运动使它逐渐地贴近疯人的人性实际，贴近他最动人、最亲见的方面；这种意识也不是在某种科学需要的压力下演变的——那种压力使它更关注和更真实地反映疯癫会为自己说些什么。如果说这种意识是在慢慢地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发生在既真实又不自然的禁闭空间中。这种意识经历了结构上的某些不易察觉的变化以及时而发生的强烈危机，逐渐形成了与法国革命同步的疯癫意识。疯人逐渐被分离出来后者主要代表有米海洛夫斯基等。反对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在，单一的精神错乱被划分为几种基本类型，这些与医学进步和人道主义态度都毫无关系。正是禁闭本身的深层结构产生了这一现象，我们必须从禁闭本身去寻找对这种新的疯癫意识的说明。
这种意识与其说是一种慈善意识，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意识。因为如果说18世纪的人觉察到在被禁闭的人中，即在自由思想者、道德败坏者和侮罪的浪子中，还有另一种性质的“神志错乱”，其焦虑是无法消除的之故”。王弼提出动起于静，受制于静的思想。东晋僧肇认为，那么这种认识正是这些被禁闭者本人的感受。他们是最先而且以最激烈的方式提出抗议的人。大臣、警察总监、地方行政官不断地听到内容相同的抱怨：有一个人给莫尔帕写信，信上怒气冲冲，因为他“被强迫与疯人混在一起，其中有些疯人十分狂暴，我每时每刻都有遭到他们凌辱的危险”；另一位蒙特克利夫神甫也向贝里耶总监发出同样的抱怨：“9个月来，我一直被关在这个可怕的地方，与15个或20个胡言乱语的疯人、各种癫痛患者挤在一起。”随着这个世纪的进展，反对禁闭的抗议呼声愈益强烈。疯癫渐渐地变成囚徒所恐惧的幽灵，他们蒙受屈辱的象征，他们的理性被消灭、被压制的形象。终于，米拉波认识到，这将疯癫混同犯罪的可耻做法既是一种野蛮地对待受惩罚者的巧妙工具，又是专制主义施展淫威的象征。疯人不是禁闭的第一个和最无辜的牺牲品，却是禁闭权力的一个最模糊又最明显最持久的象征。专制暴政一直秘密地以这种非理性的可怕形式存在于被禁闭者中间。就在禁闭的心脏，在理性狂欢之地，反对现行政权、反对家庭、反对教会的斗争继续进行着。而疯癫则充分地体现了这些惩罚权力，它有效地产生一种补充惩罚的作用，在教养院的统一惩罚中，这种补充的折磨有助于维持秩序。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在向乞丐问题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证实了这一点：“对癫病病人和教养院其他病人，甚至对游手好闲的穷人所施加的一种惩罚，就是把他们放到疯人中间。”这种做法的丑恶完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疯人体现了禁闭的残酷真相，是禁闭中最恶劣的消极工具。在18世纪有关禁闭的全部文献中随处可见的一个事实，即住在教养院中的人必然会疯癫，不也体现了这一点吗？如果一个人被迫生活在这个谱妄世界中，被横行无阻的非理性所裹挟，那么在这种环境里他怎能不加入这个世界的活标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