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只有风知道-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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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现在忘记死因吧，大夫。死亡时间如何？您对此能讲点什么吗？”鲁瑟尔问。

“对，这也是难以说清的一回事。难，很难……”

“为什么难？您是五点半来的。当您看到基尔伍德时，尸体发硬了没有？”

“能不能给我点糖……谢谢。先是局部变硬，下颚的肌肉。脖子和胳膊，腿和脚还没有。”

“这么说您到达时，基尔伍德死了还不足五个小时。”

“这正是问题所在。”

“这怎么是个问题？”鲁瑟尔低声说，“五个小时后尸体就完全发硬了。”

“您说的！其他人可不这样讲。不过好吧，常温下五个小时。只是这房子里的温度不正常，浴室里尤其不正常。浴室里非常暖和，这你们全都会同意我，对不对？那好。也许，当我来时，基尔伍德已经死去五个小时了，但因为温暖，还没有全身发硬，小家伙。另外——发硬根本不是从下颚开始，而是从心脏——这我没解剖尸体又怎么能断定呢？”

“我们知道，早晨五点钟基尔伍德无论如何已死了。因为这时候我们发现了他。您在五点三十分来到这里。有没有尸斑？”拉克洛斯问。

“我未能发现。”

“这么说基尔伍德死了还不到三小时……”

“等等，小家伙，等等……当一个人被迅速勒死时，血虽然流得更快——但它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时内是液体，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尸斑出现得晚，虽然……”

财政部的里卡德大声呻吟。

“好了，亲爱的大夫，”鲁瑟尔温和地说，“请问——在这种种保留和不肯定之下，基尔伍德最早死于何时，最迟死于何时？”

“这我不能给您准确的时间！这谁也做不到！”

“不确切的时间。”

韦农咕哝道：“不确切——这是不是说，您允许我有一小时的偏差？”

“对。”

“那我要说，基尔伍德不是死于零点三十分之前，也不是死于一点三十分之后。这就是说……”

“……他在二十三点三十分就已经死了，但也有可能是两点三十分才死的，明白了，亲爱的大夫。”鲁瑟尔说。

“我成了一个蠢货。”美国人说。

不讲一句英语的韦农愉快地冲他点点头。

拉克洛斯对我说：“另外，我们将您的所有笔迹都交给了我们的专家。”

“结果如何？”

“虽然恫吓信的笔迹经过了伪装，但是专家完全排除了有一个笔迹跟恫吓信的笔迹相符合。”路易·拉克洛斯说。

我猛地转身，从浴室里走出，穿过房间来到阳台上。我深深地长呼吸。我不得不抓牢栏杆。如果我再继续听上一秒钟的话，我就要进精神病院了。我眺望格拉瑟深深的绿色山谷。在颤动的空气中，香水厂所有花圃的五彩缤纷也在颤动，紫色、红色、黄色、蓝色、白色和橘色。那是非常美丽的景色，我这辈子还从没这么痛苦过。

30

“卡琳，”我对我的妻子说，“我想离婚。”

“你再说一遍。”我妻子说。她穿着一件晨服，只是草草梳了梳头，没化妆。她不知道我会回家来，只准备了一块奶酪和啤酒当晚餐。我们面对面坐在大客厅的吃饭角落里，这时是晚上九点钟。客厅里点着四盏高高的落地灯，有着宽宽的、金黄色的钟形绸灯罩。

我说：“我想离婚，卡琳。我很抱歉，可我不再爱你了，不能再跟你生活。我想离开你。”

“因为另一个女人？”

“因为另一个女人。”

“你脸上有块奶酪，”我妻子说，“擦掉它。上次你回来时，我就知道了。你骗不了我什么。”

“我爱这个女人，卡琳。”我说，觉得自己卑鄙，也确实是这样，但是我别无选择，我已在飞机上深思熟虑过。“我爱这个女人。”我说。

“这个脏货，跟一个已婚男人乱搞。”

“她不知道我结过婚。后来我才对她讲了。”

卡琳喝光她的杯子，重新倒上啤酒。她点燃一支烟，眯着眼打量我。

“于是她说，如果你不跟你的老婆谈清楚，处理干净，那我就不再跟你来往了，对不？”

“不，不是这么回事。”

“哎呀，别再向我撒谎了，你这只胆小的狗！”

“不是这么回事。完全不一样。”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完全不一样呢？”

“这无所谓。不一样。”

“你想得太简单了。”我妻子卡琳说。

“不，我没有想得太简单。”我说，“如果我想得太简单的话，几年前我就跟你分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早已经结束好几年了。因为我不再爱你，而你也好几年不再爱我了，你说实话。”

“我一直爱着你。我将一直爱你，即使你是头猪。”我妻子卡琳说。

“这不是真的。”我说。

“这是真的。”卡琳说，说完哭起来，无声地哭。她继续吸烟，喝啤酒，眼泪从她美丽的脸庞上不停地流下来，像断了线似的。我们讲话声音不很大。“你知道我什么？你知道我多么爱你吗？你何时关心过我？你只关心那些脏货中的脏货。是戛纳的那个妓女，对吗？”

“这个女人生活在戛纳。”我说。

“这个戛纳妓女身上有什么特殊呢？”我妻子卡琳问，“她在床上棒极了吗？她比我棒得多吗？”

“我没跟她睡过觉。”我说。

“你这个骗子。没跟她睡过觉，却想跟妻子离婚。这个戛纳的妓女跟你干什么？她有什么特别的手腕？现在，你老了，你当然得跟这么一个女人乱搞。对，你正是于这种事的合适年龄。那说吧，说吧，说吧，快说吧，你的妓女怎么做？她有什么秘密的把戏？”

“我没跟她睡过觉。”

“我没跟她睡过觉！”她模仿我的话，“你这无辜的天使。她对你讲绝对不能承认此事吗？”

“这是事实。”我说。

“事实！原来她做得更好。那好极了。你和你对妓女的爱情。你一定是为那个女人发狂了。跟别的妓女，你总还要回家来休息休息。但这次不一样。”

“这回一切都两样。”我说，“这女人不是妓女。”

“一位身着闪烁甲胄的高贵的骑士。”卡琳说，从额上拂开一缕金发。她还在哭，但是讲得很平静。“这回不是个妓女。突然，一下子。恰恰恰。不是妓女，对吗？”

“不是。”

“不是妓女？妓女！妓女！戛纳妓女！”

“你住口。”我说。

“要我住口？我？如果我不住口呢？那怎么样？你就要打我吗？你会杀死我吗？竟然要我住口！她比我漂亮吗？”

我不回答。

“我问她是不是比我漂亮！”

“是。”我说。

“好极了。”我妻子说，“她比我年轻吗？”

“不重要。”

“那就是了。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是上帝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堆屎。你知道咱们结婚多久了吗？十年。”

我担心她现在会说出那句话。“我将我生命中最好的十年赠送给了你。”卡琳说。这一下她说出它来了。

“赠送。”我说。

“对！”她突然像疯了似的嚷道，“赠送！是谁照顾你，是谁等着你？经常是一等好几个月，变丑变老了，现在就要像一片纸那样扔掉吗？是谁拒绝了许多可爱的男人，接受了你？当时有许多可爱的，这你知道。我？是我！我手上戴着你的戒指。是你将它戴在了我的手上。你向我保证过，你要一直呆在我身边，不管是丰时歉时，不管是生病还是贫困，直到……”

“不。咱们没有在教堂里结婚，”我说，“只去了结婚登记处。卡琳，请记住。”

“因为你不愿去教堂！你也永远不愿戴戒指！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了！我的可怜的父母向我警告过你，尤其是爸爸。现在他们死了。现在我谁也没有了，只有你。连你我也没有了，你远离我数千公里，始终是这么远，这我能准确地感觉到，但你至少还回家来。你回来时，这里的人们就说，我有个丈夫，他老出差，身体不健康，睡觉时大喊大叫。现在我才明白，你为什么睡觉时大喊大叫了。”

“别胡说，”我说，“我喊叫几年了。那女人是我去戛纳后才认识的。”

“她叫什么？”

我沉默。

“要查出这个来，不会很难。”

“是的，不会很难。”我说。

“我会查出来。”我妻子卡琳说，“到时候我会对付那个妓女的，这我可以告诉你。我要搞得她不得不离开戛纳。”

“你想怎么做？”

“这不用你操心！破坏一场婚姻！为了一个妓女！这个天杀的……”

“我对你讲了，她不知道我结了婚。我没有同她睡过觉。”

“我也要搞垮你！去古斯塔夫那儿！去公司里！我要把你的事讲给他们听！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还能继续保留你的这份美差，这份嫖妓流浪的美差。”

“你不可能搞垮我而不搞垮你自己。”我说，“你要生活，对不对？咱们需要钱，不管结没结婚。你不想饿死，不是吗？”

“你这卑鄙的禽兽，”她说，“我蔑视你。我打心眼里蔑视你，蔑视到死。”

“放我走吧，卡琳。求你了，”我说，“我请求你。咱们过的已不再是婚姻生活了。咱们俩还能怎么样？我答应你，永远照顾你，我将……”

“哎呀，瞧瞧他！你可真是高尚啊。活见鬼！摘帽致敬！一位绅士！这么说你要继续照顾我，你这头猪？你不想抛弃我不顾，逃走。你不想说，你找个活干干吧，你年轻、健康，还能工作。”

“你也能。”我说。

“我为什么要去工作？”她问，“我从来没有犯过什么过错。是你想走，不是我。有法律。”

“这我知道。”

“谢天谢地，还有保护妇女的法律。”

我从莫金斯那里的死人屋坐车回了戛纳。我在“庄严”酒店发现了一封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的电报，要我速回杜塞尔多夫。我洗澡剃须，收拾了一下我的旅行软包，穿了一身休闲西服，是昂热拉为我挑选的第二套。下一架经由巴黎飞往杜塞尔多夫的飞机三个半小时后才起飞，于是我坐到了空无一人的平台上。由于太阳炽热，那上面撑着许多伞。在“我们的”角落里，那个昂热拉和我坐过的角落里，我喝着一瓶香槟。但我心情越来越难受，在这个角落里我已无法忍受了。我走进大厅，想给昂热拉打电话。但后来还是没打。我在厅里坐了两个小时，老想打电话，但终于没打。我没有勇气打。我的上衣袋里放着那两只钻石耳环。我玩着它们，然后我想将它们扔掉。这时我发觉，我都快神经失常了。我叫了辆出租车，前往尼斯，去机场。我在那里继续等，在尼斯喝的也是香槟。

当呼叫我们的飞机时，我晕乎乎地出去上汽车。我像个傻子似的抬头望参观台，但昂热拉当然不在那儿。我绊了一下，险些跌倒，在我上汽车时。所有的人都看着我，发觉我喝醉了。后来，在飞机上，他们也看着我，虽然我非常安静地坐着，什么也不再喝了，只想着我现在必须跟卡琳分手。那些人，他们还老是看着我，也许我脸上有脏东西。

后来，我坐着一辆出租车回家，给古斯塔夫打了电话。他还在他的办公室里，要我明天九点去他的办公室。然后我们吃了奶酪面包，卡琳和我，喝啤酒。后来我告诉她，我爱另一个女人，想跟她分手，她作出了回答，一切正如我至此所写的。杜塞尔多夫的天气变得非常暖和，一个闷热的夜晚，我们开着窗户。

我妻子卡琳从她的晨服里取出一块手帕，擦去眼泪，摸鼻涕，十分冷静地问：“经济方面你是怎么想的？”

这一瞬间我心乱加麻。瞧，我充满负罪感地回家来，开始了这席谈话。我知道，我是一头猪，因为另一个女人就想离开妻子。我对自己说，只有一头猪才干这种事。但我非这么做不可，别无选择。我太爱昂热拉了，以至于我无法跟卡琳在同一个屋顶下再忍受一夜。尽管如此，我害怕这席谈话，害怕歇斯底里大发作和爱情的呓语。请求、哀求、誓言。看来男人们对跟他们结成不幸婚姻的女人们完全想象错了。他们以为，这些女人，当她们因为另一个女人被抛弃时，她们会自杀、崩溃、自暴自弃。因为尽管这一切，她们仍然爱着她们的丈夫。但似乎不是这么回事。

“经济方面你是怎么想的？”我妻子卡琳实实在在、冷冷淡淡地问。

这一下我的负罪感骤然消失了。

“我当然把房子留给你。”我说，“我搬出去。随便去哪儿，去一家酒店。我还不知道。”其实我已经知道了，但现在我不直说。“我身边有三千马克，可以马上给你两千八。我付房租、保险等等，你得到足够的钱，足以生活，直到我们拿到官方的判决。”

“什么叫官方的判决？”

“如果我们离婚的话。”

“谁讲我要离婚了？我一句也没这么讲过。你很想这样，但是我不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