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的游戏-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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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兼职志愿警察的严格管治。
电视摄影记者前来报导他们声势不大的示威游行。兼职志愿警察开了过来，他们采用了暴力，用警棍砸他们的脑袋，对手拉着手、唱着歌的年轻人——其中有些是学生，有些是工人，还有许多失业工人——施放催泪瓦斯。居住在比较开化地区的那些轻松自在的观众看了那些场面以后，就变得不大轻松起来。
这可是给那个拍手唱民谣的、自称为爱尔兰共和军的黑手党送了一份厚礼呀。他们从泥炭里，或是他们所谓的草地里，挖出几支生了锈的李一埃菲尔德式点三0三口径的步枪，从老奶奶的茅屋顶下拿出一些点四五口径的韦伯利式左轮枪，把它们仔细擦拭上油。那些孩子们——人们是那样亲昵地称呼他们的——放了几枪，跟装备和训练都比他们优良的兼职志愿警察和他们的非法民间对手，北爱尔兰新教徒保卫协会、北爱尔兰自由斗士以及北爱尔兰志愿部队进行较量。
伦敦的议会派部队到这个省，这些士兵们既不支持兼职志愿警察，也不支持新教徒的半军队性质的组织，他们的开始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们是来保卫受压迫的少数派和恢复正常生活的。
此时，出现了更加坚决的激进分子。他们鼓励爱尔兰共和军加紧他们方兴未艾的叛乱活动，使其如火如荼。接着，更激烈的枪战发生了。他们学着这个业已崩溃的大英帝国其他地方所采用的恐怖战术。在塞普路斯，出门逛街买东西的妇女不是被枪杀在她们的孩子面前吗？在肯亚，毛毛党的成员不是曾经挖出英国小学生的肠子吗？看看这么做的结果吧！他们都赢得了独立。那些勇敢的自由斗士的领导人又怎么样呢？天哪，他们坐了几年监牢以后，还不是被邀请组织政府吗？
但是，爱尔兰共和军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当时的领导人都是一些原先抗英史上受过教育、造诣很深的人。他们觉得，周期性地搞些炸弹爆炸和谋杀不见得对爱尔兰的前途有什么好处。英国人通过秘密谈判暗示了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剥夺新教徒多数派统治的恃强凌弱的权力。
对少数政治极端分子来说，那是一个危险的时候。他们是靠疯狂的炸弹爆炸、枪油、秘密合约、盖伐拉（一九二八—一九六七，阿根廷出生之古巴共党首领）、马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城市游击战小手册》过日子的。要是他们的运动受到削弱，选择理智和谈判的途径，他们刚刚跟西德赤军连的前身左翼激进集团、西班牙的巴斯克祖国自由组织（以巴斯克地方独立为目的，专门对西班牙政府进行恐怖暴力活动的激进派民族主义团体），和苏联通讯社建立的关系就会化为乌有。
经过一些激烈的内部争执以后，年轻的激进分子从老的爱尔兰共和军分立出来，自称为爱尔兰共和军激进派。原先的运动称自己为爱尔兰共和军正统派。在分裂的过程中，激进派取走了一些纸板做的领章，但忘了拿走用来别领章的别针，所以他们在使用这些偷来的领章时只能用口香糖粘上去。至今，爱尔兰人都把激进派叫“粘贴的人”。
特别分局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一号候机处的那个值班警官，一面望着从都柏林航班上来的旅客涌进到大厅里，一面在脑子里漫无边际地想着那些事情。时间是上午八点二十三分。他认出了新芬党贝尔法斯特分部三名年轻的政治活跃分子。就朝他的两名探员点了点头，让他们跟在后面，并安排盯梢。这件事给他无聊的工作增加了一点生气，因此心里觉得很高兴，没有对那个从他身边走过的中年人多加注意。那个人穿着一件裁剪得很好的蓝色大衣，拿着一件手提包和一个公事皮包，脸上挂着一点就像旅官常有的那种烦恼的神色。即使他认出了皮尔逊法官先生，也只会点点头，表示他赞许这位“引渡罪犯的法官”——《每日电讯》是那样称这位有可能成为爱尔兰国会的未来首席检察官的。
皮尔逊使用自己的名字从都柏林飞抵这里。要是使用假身份的话，万一碰上一位熟人或新闻记者，那就会非常尴尬，虽然他有好的理由在旅途中使用化名。那就是，由于他在引渡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激进派已经威胁要杀死他。就在那个星期，爱尔兰卫兵队的一名中尉真的来拜访过他，讨论他的人身安全事宜，并建议他不管怎么样只要可行的话就使用化名。皮尔逊当时说，他会牢记在心的。
他乘地下铁来到维多利亚车站，这有二十五分钟的路程。
然后他走到白金汉宫高高的围墙外面的格罗夫纳广场。他在那里叫了一辆计程车，九点四十二分的时候在国王交叉路口车站附近的贾德街下了车。他穿过尤斯顿路，走进了那个热闹的大火车站。在这里，他碰巧看到两名积极活动单位的成员，不由大吃一惊。积极活动单位指的是那个组织派到英国来活动的特工人员，分为两个小组。他希望他们没有放置炸弹，要是引起混乱，就会延误甚至取消他去爱丁堡的火车。那样的话，可就要搞乱他相当紧凑的行程。
那两名恐怖分子分别叫做杰勒德。普赖斯和罗辛。麦克沃伊，他们并不知道皮尔逊跟这个运动的关系。普赖斯三十四岁，罗辛是个黑发美女，她二十六岁。普赖斯身穿一套整齐的深灰色西装，系着朴素的领带，手里拿着一个昂贵的公事皮包；罗辛穿着褐色的裙子，深蓝色的夹克和淡黄色朴素宽松的短衫。他们看上去跟任何一对出门办事的白领工人毫无区别。
跟他们单位其他的三个人在一起，他们已经声名赫赫地制造过四次枪击事件；两次汽车炸弹爆炸事件，一位政治家和一位将军的妻子在爆炸中死于非命；四次火车站炸弹爆炸事件，六名群众，包括一名十二岁的女学生和一名实习牧师被炸死；还向唐宁街发射过一枚迫击炮，差一点把首相和他的战时内阁消灭干净。
皮尔逊避开他们的视线，走到售票室，买了一张到爱丁堡的头等车票，现在离开车还有三十四分钟。准确地在十点十二分整，那法官在苏格兰爱丁堡韦弗利街的公用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他的谈话持续了七秒钟。然后当普赖斯和罗辛踱步走出车站的时候，那个爱尔兰法官朝着月台走去，几乎像是正在等着四、五磅重的塞姆特克斯炸药爆炸时单调猛烈的冲击。
他找到了一个空无一人的头等房间，把旅途的第一部分时间用来阅读马里奥。瓦加斯。劳萨的《世界末日之战》。那是一部有关南美洲的史诗般的小说，生动地描写了那块次大陆的引人入胜的异国风情，由海伦。莱恩从西班牙语翻译过来。接着，
他吃了中餐，不是在卧车里吃的，而是独自一人在自己房间里吃的。他吃了梅莱特在前一天晚上为他准备的三明治，还吃了一个苹果。他对她说，这几次外出旅行是为了跟一家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进行秘密磋商，那家公司想在欧洲寻找大规模投资的领域。他对梅莱特说，他们提出让他担任高级律师，薪水是现在的四倍，还要在董事会里给他一个席位。如果帕德里克提名他当首席检察官，他将达到他职业的合适顶点，但在那个更高的政治职位稳稳到手以前，他将继续跟美国人进行谈判。
“不过，到了那个时候，你会接受那个职位的，尤金，对吗？”
尤金。皮尔逊说是的，他很可能会接受那个职位的。与此同时，有关他出国旅行一事，梅莱特仍要守口如瓶，只能说他到英格兰跟朋友钓鱼去了。
事实上，那个法官根本没有把握会不会接受那个职位。在法律界当个资深人物，始终为那个运动工作，这是一回事。首席检察官可是一个令人更加瞩目的职位，他不得不问问自己一个问题，究竟哪一种选择对爱尔兰更有好处？因为他的确认为，对激进派军事委员会秘密地施加影响，是一个爱国者应尽责任。由于这项工作，有朝一日，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他的名字会跟共和国的其他伟大的英雄一起，出现在爱尔兰的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里。而且有多少位首席检察官的名字是被写进民谣歌颂的？
那首歌颂尤金。皮尔逊的民谣……他暗地笑了起来，目光越过他那付半月形的眼镜，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景色。火车确实开得太快，司机好象发了疯似的。到了拐弯地方，车厢斜离铁轨；车轮发出急促而又有节奏的喀哒哒—喀哒，喀哒哒—喀哒哒，喀哒哒—喀哒的声响。
皮尔逊在爱丁堡的韦弗利车站下了火车，朝着外面的计程车行列走去。他立定了脚步，朝四下看了一眼。果然，有一辆蓝色的积架轿车在街对面。一个样子可怕的玩具猫用爪子粘在车窗上。这种猫是模仿报纸上刊载连环画版哩，一个名叫菲猫的角色制作的，而对那个法官来说，它的意思是，由于迎合低级趣味的黄色报刊的泛滥，英国已经变成今天那种思想与风趣庸俗的国家。这位引渡罪犯的法官可是没有那么多的幽默感。
他走到车子跟前，爬进了后座，司机是组织里的人，他不知道皮尔逊的身份，皮尔逊也不知道他的身份。那是皮尔逊跟马丁。麦吉尼斯和罗里。奥布雷迪为了重建激进，改善安全条件而一起制定的一项制度。
司机大约三十岁。他头发梳理整齐，有点发胖。他戴着一个粗大的金戒指，身上穿着多纳戈尔粗呢运动上衣。他一边发动汽车，一边从镜子里看着皮尔逊。
“我不是。我去盖尔语文学社。”
那个司机点点头。确定身份的口令以后，车子开动了，加入了下午的车流。
在开往机场花了三十一分钟的路上，司机打开他汽车仪表板旁边的贮物箱，往后递给皮尔逊一个很大的马尼拉纸信封。
信封里装着一本英国护照，上面有皮尔逊的照片，化名为凯文。爱德华。佩特森，一九四六年出生于格拉斯哥。还有一些别的文件，包括带有同样名字的驾驶执照和信用卡。地址是伦敦斯特雷翰。皮尔逊已经把自己的证件放进一个扁平的皮夹子，塞
进了他刮脸用品袋底部的带拉链的夹层里，那份假护照里的照片上，戴着一副浅色玳瑁框的眼镜，皮尔逊在信封里找到了一副完全一样的眼镜，镜片是用普通玻璃做的，只是带有看书用的椭圆形远近两用镜片。这些都是根据他自己的指定准备的。
他戴上眼镜，眨眨眼睛，从各种角度朝周围看一下，以便适应过来。
他搭乘包机去了化萨。那架飞机是送旅客去那个城市看足球赛的，这是欧洲杯赛的一部分。球队是爱丁堡一方的希伯明队。他的身份是进口代理凯文。佩特森，是希伯明队后援会的一名成员。
晚上七点钟，飞机在雷雨中降落在比萨机场。尤金。皮尔逊由于只带着手提包，很快通过海关和移民检查口。他走到机场停车场，找到那辆深蓝色的BMW325型车。这辆车是上个星期在罗马用现金买的，根据事先安排先为他停放在那里，他的钥匙圈上有那辆BMW车子的钥匙，那是上星期六早晨打高尔夫球时有人塞给他的。
皮尔逊法官受过反监视和逃避监视的训练。他故意绕过停车场，免得给人一种他在闲荡的感觉。他站在入口处旁边，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同时不断注意着停车场和周围行人的情况。
最后，他觉得相当满意，就爬进汽车，发动引擎，开车走了。
他在路上停留了片刻，寻找按照计划要走的那条高速公路，然后就直奔佛罗伦斯。到了那里以后，他再次交换假身份证件，使用另一套护照和信用卡。这次，他的身份是纽约一家古书交易店的买主，名字叫詹姆。汉隆。纽约真的有那么一个人。他是个第三代的爱尔兰裔美国人；七年前，他在“诺雷德”同济会的一次宴会上主动提出要为这个“理想目标”出一把力。七个星期之后，组织在调查合格后，答复他要他和“诺雷德”保
持距离，调查工作是在一个同情者的帮助之下进行的，那个同情者有机会接触到特别调查局里的纽约警察局电脑资料，特别调查局是当时纽约相当于特别分局那样的一个机构。
从那时起，组织就可以使用汉隆的身份来开展活动了。只要打个电话，在有人冒充他身份的期间，那个正直的詹姆姆。
汉隆就躲到康涅狄州一个偏僻的小木屋里去。
九点十五分，那辆BMW轿车正在蜿蜒地爬上从佛罗伦斯通往费索尔的那个陡峭的山坡。费索尔是个小村子，俯瞰那个美丽的中世纪城市。到了半山腰，皮尔逊拐过弯去，来到有米开朗基罗的雕刻的横饰带的那座古修道院门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曾是德国占领军凯塞林（Kesselring）陆军元帅的指挥部。它现在是一家建筑雅致、限制严格、价格昂贵的豪华饭店，拥有自己的阳台花园，站在这个有回廊的阳台餐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