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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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字的涵义不是那样。意思是说，一切商店都必须这么组织，对工人阶级才有好处。‘travail’这个字本身，显然是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取过来的，这是个革命口号。①”——
①那位“要人”实际上是“第三厅”的一个高级特务，认为“travil”（工作，劳动）这个字是暗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社会主义者们的著名口号”droitdetra－vail”（“工作权”或“劳动权”）。他猜得对。
“我想从法国人开始会耕地，追溯得更早一点，从他们开始狩猎的时候起，他们就已经是在从事某种劳作，那时不使用这个字就已经无法进行交谈了。这是一个古字，我担保它比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年长一千来岁。”
“但总而言之，何必在招牌上做出什么承诺呢？写上‘X记时装商店’就足够了。”
“写有各种词语的招牌，在涅瓦大街上多的是。‘AupauvreDiable’啦，‘Al’Elegance’啦，难道还少吗？您费神在涅瓦大街走一趟，就都看到了。”
“我没有工夫跟您争辩。我请您换一块招牌，上面只写‘X记时装商店’。直截了当说，这实际上就是我的意思，您应该照办。”
“现在我不争辩，我只能说：这可以办到。不过，我虽然在您面前代我妻子答应一定照办，我却还必须声明，这个变动会严重损害企业的经济利益。损害是两方面的：第一，店名的任何变更都会极大地破坏商店的声誉，使一个商业企业火红的生意回落萧条下去。第二，我妻子跟我姓，我的姓是个俄罗斯姓，给时装商店冠上一个俄罗斯姓氏，简直是砸它的牌子①。我妻子的经济利益必定受到严重损失。可是她能服从需要。”——
①旧俄时有许多商店在招牌上冠以外国姓氏，即使店主是俄国人。
有学问的要人带着一副深表同情的样子，沉思起来。
“贵店真是一个商业企业吗？这种看法值得注意。行政机关理应保护人们的经济利益，鼓励他们发展商业。可是您能够向我下保证，担保尊夫人的店铺是个商业企业吗？”
“我向您担保：是的，那是个商业企业。”
“请告诉我，怎样才可以减少尊夫人——令人感到遗憾——势必蒙受的经济损失呢？为了减轻这个无法避免的打击，我准备批准，甚至可以说，我会心悦诚服地批准一切可行的办法。但是您要明白，这块招牌是不能保留了。”
“我想出个办法来了。招牌上‘trayal’这个字显得不妥当，应该用我妻子的名字来代替。这就是社会利益所要求的吧？”
“嗯。”
“我十分重视提出这项要求的重大理由，我认为可以满足这项要求，而且能够避免那两种巨大损害中的第二种——招牌上字尾带‘off’的店名使商店遭受的可怕打击。我妻子名叫韦拉。这个字可以译成法文‘foi’。假如只做必要的变动，保留下‘don’字，仅仅改动‘travail’这个字，那么新的招牌就是‘Alabonnefoi’。本义是‘诚信商店’但在法文词语中甚至还带有保守的色彩，因为‘foi’的意思是‘韦拉’①，那似乎是跟否定的倾向相对立的了。”——
①“韦拉”意为“虔信”、“信教”。
有学问的要人沉思着。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初看起来，您的愿望似乎是可行的，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可是我此刻不想给您一个最终的答复，需要再考虑成熟一些。”
“我不嫌冒昧直言不讳地说出我的想法吧：在平庸的人身上，‘当机立断’和‘深思熟虑’这两个方面兼而有之，当然不容易，但是我从不怀疑我在生活中倒也碰见过一些人，他们的见解一下子就把问题的各个方面概括起来，形成为一个完全正确而成熟的最终结论。这是多数行政人员具有的才能。
“我只向您要求几分钟工夫，”有学问的要人严肃地说，“我确实需要几分钟。”
在无言的沉默中过了几分钟。
“好，现在我考虑过问题的各个方面了，可以采纳您的折衷的办法。为了社会的利益，甚至还可以说，为了对社会秩序有利，我被迫不得不十分遗憾地让您的利益多少受些损害，这，您一定会谅解的。但是我同样希望您以公正的态度，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承认我愿意尽一切可能，在采取那个必要措施的时候，尽量通融。”
“请您相信，我也同样重视您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以及您尽量设法保护我们私人利益的一片苦心。”
“那么，让我们友好地分手吧，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我很高兴，因为我准备充当国家的需要和私人利益之间的调停人，这主要是出自我对您的敬意，把您看作我国最值得受尊重的科学家之一，不但社会应该珍视你们，甚至还可以说，连政府也很敬重你们。”
有学问的要人跟他所敬重的科学家握手惜别。
后来，韦拉·巴夫洛夫娜和她丈夫有相当长的时间一想起来就往往禁不住地感到可笑：涅瓦大街有几千块招牌，其中一块上面的“travail”一字给换成“foi”，再相应地改变一下形容同的性，而社会——或者可以说：社会秩序——居然就因此而转危为安了，实际上这决不是件可笑的事。这一次门市部总算很轻易地脱了身。这当然是真的。但是显而易见，它毕竟需要紧缩再紧缩，尽量做到不惹眼，今后至少有一个长时期，企业不必再想着有什么发展了，虽然它迫切要求不停步地前进。在未来的许多月份以内，或者还不止一年，他们可能碰到的最好的运气也不过是把事业能继续维持下去，别想有所扩充了。这当然叫人难过。可是话又说回来，难道他们没有预料到吗？好在事情至少已经在受阻之前抢先发展到了这一步，其实阻力可能来得早得多。又好在出现的只是一种遏制性的阻力，而不是毁灭性的障碍，毁灭原也是意料中的事。
不用说，人家既然注意上了门市部，就不会轻易放过它。但在门市部里总是安安静静，有条不紊，秩序井然，人人行为端正，除此之外，确实找不出什么来。因此他们也只停留在注意注意而已，可这一注意不要紧，结果是使门市部不得不一动不动地停步在开始注意它的那个阶段上，用停步不前来换取继续生存。
但是这些麻烦事无论如何也没法摆脱，特别是，只要人家一旦想要找你的碴，而人家既然想要找碴，招牌就首当其冲了。
比方说，假定我想去涅瓦大街散散步，必定有人要想到：“他为什么去涅瓦大街散步？这意味着什么？”可是我不去涅瓦大街散步，那人因此大概又要想道：“从来没见他在涅瓦大街散过步，这意味着什么？”您别以为我在说笑话，决不是笑话。您也别认为我用了个“大概”便表明我可能没有把握认为自己想得准对。不，其实我只是为了使语气缓和些才用“大概”的，我确实知道这个，我有证据。老实对您讲吧，这三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紧张地思考如何处理去不去涅瓦大街散步的问题。那么我就去散散步吧，虽然我根本不愿这样做。可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认定了一散步事情更糟。“从前他不散步，现在却散起步来，这意味着什么？”您得同意，这对我的名誉的损害更要大得多。如果一个人这么安分地过日子，除了他不散步（或者散步也一样，反正人家要找个题目来琢磨你并给自己的猜疑下个结论，这是极为方便的）这一点以外，就根本想不起来任何别的事情了。如果这样的人竟然还成为人家琢磨和猜疑的对象长达几年之久，那么妻子在涅瓦大街开店的基尔萨诺夫，更是绝对逃脱不了这种厄运了。
于是那位曾用“干涸法”治过病的医生不时地去拜访他，向他表示敬意，劝告他要镇静，劝告他要小心。这一切都说得亲切得体，而且不论是用“干涸法”治病的医生或者有学问的要人，一般的确都是好心好意地对他，要人们也的确又有学问又善良，处处与人为善，时时为人着想，决不愿意损害谁，欺压谁。
说实在的，他们既没有损害基尔萨诺夫，也没有欺压他。
这件事对工场的影响是，工场还继续存在着，当然没有发展，而是尽量设法收缩，但是它毕竟还能维持下去，可见要人们的与人为善对工场的效果是好的，不是坏的，那的确是与人为善，甚至可以说，他们保护了工场，使它没有受到任何损害。
不过事业现在虽然无法扩充，还是可以安排得越来越好的。当然，在这方面也要小心谨慎，免得明显的成功又会引起怀疑。当然，停止扩充必定会大大阻碍内部的发展，因为在这些事情上，扩充外部的规模和增加内部的改进措施，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但是事业毕竟见到了成效，尽管比在别的条件下产生的成效要慢得多。
在第二家工场创办以后三四年，第一家工场创办以后七年左右，这个事业的情况怎么样呢？有关这一点一位大约在此时期认识韦拉·巴夫洛夫娜的姑娘在写给她的一位住在莫斯科的女朋友的信中都谈到了。
第18节
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波洛佳娃的信圣彼得堡，一八六○年八月十七日
亲爱的波莉娜：
不久以前我发现了一件新鲜事，我完全被它吸引住了，目前我自己正在十分热衷地干这件事，我想给你描写描写。我相信你也会对这件事感兴趣的。但主要的是，你自己也许有机会找到一件类似的事情去干。那可真是愉快啊，我的朋友。
我想给你描写的是一家缝纫工场，确切地说，是两家缝纫工场，这两家全是按照同一原则由一个妇女创办起来的，我两星期前才认识她出面，邀请朱熹、陆九渊及其门人弟子相会，意欲调和两派，可已经跟她成了好朋友。现在我给她帮忙，条件就是她日后要帮我也创办一个同样的缝纫工场。这位太太叫韦拉·巴夫洛夫娜·基尔萨诺娃，还很年轻，人也好，性情开朗，跟我很合得来，就是说，她像你的地方，波莉娜，比像你那温顺的卡佳①的地方要少：她是一位泼辣活跃的女士。我偶然听说了她的工场——他们只给我讲到一家工场——没有任何人的介绍，也没有任何的借口，我便直接去见她，只说我对她的缝纫工场感兴趣，我们一见面就很谈得来，尤其因为我发现她丈夫基尔萨诺夫就是那个基尔萨诺夫医生，你记得吧，五年前他施予我那样大的恩惠——
①卡佳，卡捷琳娜的小名。
韦拉·巴夫洛夫娜跟我谈了半个来小时，她看出我对这些事的确十分赞赏，便领我去看她自己的、由她亲自经管的那家工场（另一家办在这家之前，由她一个好友负责，那也是一位很好的年轻太太）表的永嘉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及吕祖谦为代表的金，我把我这初次参观的印象讲给你听吧。我的印象是那么新奇，当时我就写进了日记本。我早已不记日记了，可是最近由于出现了特殊的情况——过些时候我也许会告诉你的——我又恢复记了。我很庆幸当时记下了这些印象，不然的话现在会忘掉许多的，那些事当时令我惊叹不已，而今天，才过了两个星期，却已经显得平平常常了。那本来也是不值得那么惊异的。可是这件事越平常，我也越热中，因为它太美妙了。那么，波莉娜，我就开始摘录我的日记，同时再补充一些后来才知道的细节。
照你的猜测，我看见的该是个什么缝纫工场呢？我们在正门口停下车来，韦拉·巴夫洛夫娜领我登上一座华丽的楼梯，你知道吧，就是那种经常有侍者站立在一旁的很气派的楼梯。我们走上三楼，韦拉·巴夫洛夫娜拉了拉门铃，于是我就置身于一间大厅之中了，那儿有钢琴，家具相当好，简单说：从大厅的外观来看，仿佛我们进了一个每年开销四五千卢布的家庭住宅。“这是工场吗？这也是裁缝能用的房间吗？”——“不错，这是一间接待室兼用来开晚会。我们到裁缝的宿舍去转转，现在她们正在工作间，我们不会妨碍谁的。”
下面便是我走过那些房间时看见的情况，以及韦拉·巴夫洛夫娜向我做的解释：
工场包括三套房子，全在同一层楼上，房子之间有几道门相通，连成了一整套。原先这三套房子每年分别付租金七百、五百五和四百二十五卢布，共计付一千六百七十五卢布。但是根据一张为期五年的租约整套出租富有理性主义精神。参见“文学”中的“天问”。，房东同意给他们减到一千二百五十卢布。工场总共二十一间房，其中两间很大，各有四扇窗，一问当接待室，另一间作饭厅。还有两间也很大，是工作间。其余的都是宿舍。我们走过六七间女工宿舍（我说的都是我初次参观的情形），这些房里的家具也很像样子，是红木或核桃木做的。一些房里�
